為什麼文化界泰斗呂思勉、胡適、周作人都批岳飛？

有良心的專家都是講歷史真相，所以文化界泰斗呂思勉、胡適、周作人都批岳飛，而那些不學無術，只信評書的黃漢，一聽別人公正評論歷史人物，他們就要蹦高。

呂思勉：岳飛是軍閥割據？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於1923年9月出版，系我國第一部由白話文寫就的中國通史，其敘述模式成為之後各類史學教科書的範本。在該書的「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一章中，呂氏寫道：

於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我（指呂思勉）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人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韓世忠）、岳（岳飛）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真冤枉極了。

當時諸將的主戰，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真箇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鬨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於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

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大言壯語無用。

呂氏將和議的成就歸功於秦檜，而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稱為割據之軍閥，大有暗諷民初軍閥混戰之亂象。他進一步澄清道「岳飛的兵，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半日，然後獲勝，並不算什麼稀奇」。

《白話本國史》於1933年4月再版，稱國難後第一版，因該書對宋金和戰所持意見大反常理，很快便遭查禁。國民黨靠反滿起家，自然主打民族主義的牌，禁止學者說真話。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發布訓令，強調「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姦邪，早為千秋定論」，呈請教育部在未刪正「貶岳崇秦」論之前，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在本市銷售，並通飭各級學校，嚴禁學生閱讀，以正視聽（《南京市政府公報》，公牘，1935年3月5日）。訓令一出，即有南京《朝報》主筆趙超構起草《從秦檜說起》一文，為呂氏鳴冤，後遭《救國日報》主筆龔德柏興師問罪，痛斥其為漢奸。一場圍繞《白話本國史》以及岳飛秦檜功罪的訟案拉開大幕。岳飛及其精忠報國的形象，成為民族主義高漲時代下的一個話語權柄。

作為教科書風波的當事人，呂氏始終未表態，直到建國初期的一份自述中，方簡短回應：「此書在當時，有一部分有參考之價值，今則予說亦多改變矣。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毀岳飛，乃系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呂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

胡適：「秦檜有大功」

胡適：《南宋初年的軍費》，《現代評論》1925第1卷第4期

1924年，33歲的胡適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一文中寫道：「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齊東野語》曾略說此意，其言頗平允。今讀庄綽《雞肋篇》，中有記南渡軍費二條，可供參考。」耿雲志在《胡適研究論稿》中認為胡適「有為秦檜投降政策辯護之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

胡適指出行軍途中「米糧草料」之開銷，無兵可用、且軍費不足乃「南宋不能不議和的主要原因」，方稱「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是冤枉」。這番言論成為後人攻擊其為秦檜伸冤，走亡國路線之濫觴。

周作人：呂思勉並不全錯

周作人在《岳飛與秦檜》一文中，回應了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查禁呂著一事：「，國民黨主動民族主義牌，不許學者說真話。（呂思勉）所說與群眾的定論比較的確有點『矯奇立異』，有人聽了要不喜歡，原是當然的。鄙人也不免覺得他（指呂思勉）筆鋒稍帶情感，在字句上不無可以商酌之處，至於意思卻並不全錯，至少也多有根據，有前人說過。」（《華北日報》1935年3月21日）

周作人附議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獄論》中的觀點，並以《朱子語類》所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恣行擄掠，公私苦之」強調朱子時代對岳飛的評價不過爾爾。後來，崇岳貶秦之風乃受《精忠岳傳》的影響，後者又稱《說岳全傳》（[清]錢彩著），對有清一代岳飛形象的塑造與定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認為趙翼《廿二史札記》對宋金和議的評價頗為中肯、平實：「書生徒講文理，不揣時勢，未有不誤人國家者。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為檜罪，而後之力主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之仍以和議保疆。」

主要內容來自澎湃新聞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