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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放生池,見證南京城的血色與慈悲





隋唐時期的南京,有個寶貝叫「三絕碑」。說起此馬來頭大,但是,當時的南京人並不看好它,為什麼呢,因為這三絕碑上的三個主角,名聲雖然很大,如雷貫耳,都不是貨真價實的南京人,而且彼此也沒見過面,起碼是沒在南京的地盤上碰頭。三絕碑上的圖像,河南人吳道子畫的,贊是四川的李白撰文,陝西人顏真卿寫的字。

誰也弄不清楚唐朝藝術史上最頂尖的三個人,怎麼就攪和到了一起。








南京三絕碑




論年齡,吳道子最大,顏真卿最小,反正也就相差一二十歲,擱在時間長河裡,根本不算事,他們完全可以算是同一時期的歷史人物。




三絕碑上畫的人物,是梁朝名僧志公。說起志公和尚,當時的南京人未必熟悉,後來的南京人更不清楚,如果換一種介紹,說傳說中的濟公原型就是他,大家立刻心知肚明。由於戰亂,原碑早已被毀壞,元朝重刻,加上了趙孟頫寫的《志公十二時歌》,這樣一來,原來的三絕,在明朝人眼裡,已經是四絕。到了清代第三次重刻,在碑額上方,增添了乾隆手書的「凈土指南」四個字。這樣一算,又多了一絕,連皇上他老人家都欽點過,還題了字,湊乎著也應該算是一塊御碑,四絕於是又成了五絕。



大家習慣上還是稱它為三絕碑,清末的南京名人甘熙看過這塊碑,留詩作證:




有碑屹立古殿北,巋然三絕追李唐。




清人所刻的原碑早已不知所蹤,今天大家所能見到的石碑,其實是上世紀汪偽時期的文物,按照宋代原石拓本仿刻,深得原刻精妙。可惜文字已模糊不清,一般都認為是多次捶拓所致,然而專家給出的真相,卻是文化大革命破壞。破四舊,三絕碑被推倒,抬到了一處公共自來水龍頭下,當作了大家洗滌的搓衣板。結果當然有點不妙,碑正中文字和畫像痕迹全無,邊緣文字受力較小,還能依稀可見。即便這樣,改革開放以後,有喜歡收藏文物的外來土豪,願用與三絕碑重量等重的黃金,來進行交換,當然也是說說而已,國家級文物誰敢倒賣。




俗話說,禮失而求諸野,相傳這句名言最早是孔老夫子說的,因為找不到絕對的出處,也不敢太當真。不管是不是孔子親口說過,道理還是對的,隋唐時期的南京雖然破敗,六朝繁華不在,宮殿樓台可以泯滅,留存在民間大腦中那些記憶,那些不遙遠的傳說,並不能完全消失。畢竟當年衣冠南渡,中原文化精華,一度都留存在這了。民眾深受教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南朝遺民,天生具有文化,清朝的浦起龍在《史通通釋》上便說:




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




唐朝人對南京人總體評價都不低,杜佑的《通典》盛讚金陵南朝遺民:




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隋唐之際的南京人,並沒有因為金陵城市地位下降,就失去了固有的傲慢。人窮志不短,即使是中下層南京百姓,也不忘在辛勞之際,詠吟幾句,喊上一兩嗓子。出生在南京的顏之推曾經說過,「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也就是說,若論說話好聽,聲音優美,就應該是南京和洛陽。經歷過六朝,南京人口音開始變化,北方語言大舉侵入,已經不再是標準的吳方言。「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根據當時文獻記載,吳音特色還在,仍然還通行吳語,真要變成比較純粹的南腔北調,也就是現在的南京話,必須還得要經過朱元璋的明朝,才能算最後完成。




事實上南京人的傲慢,與自己長期以來受到委屈有關,和壓抑分不開。早在六朝時期,作為本土人士的建康居民,深感到了官場不公平。周一良先生曾經做過統計,東晉的大官,中央一級官員,任用的北人與南人,比例一度嚴重失調:






東晉是這樣,以後的宋齊梁陳,比例有所改變,基本情況還是差不多,只不過北人性質略有不同,又分為最先衣冠南渡和晚渡,大批晚渡的北人,投身革命隊伍時間已經晚了,不得不加入心懷不滿的南人行列,因為他們幾乎完全等同與本土的吳人,入仕機會顯得同樣渺茫。




隋唐以後,這種不滿情緒正變得越來越強烈。現如今,南京眼睜睜地成了南朝廢都,國家算是統一了,南京人跟過去相比,並沒有安居樂業,好像更加沒有機會,更加沒有出頭之日。亡國之痛不復存在,在朝當官的卻更少了,不止當官不行,官場上還受氣,江南文人所自信和擅長的文章,在隋唐以及北宋,也仍然沒有什麼太大作為。南京人一向感覺良好,自認為文章比別人寫得好,偏偏唐宋八大家中,沒有一個江南吳人,更不要說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




從唐朝中期開始,江南經濟徹底好轉,開始成為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但是文化上,還是不得不仰望北方。在浩瀚唐詩中,並不缺乏江南人,第一流大詩人基本和江南無緣。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人名統計,唐朝人才分布比例,排名前五的是陝西,河北,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排名第六,其實中間包含了遼闊的蘇北,像徐州和海州,完全應該算作北方,還有屬於蘇中的揚州和泰州。以吳語區為代表的江南,真實處境很尷尬,譬如浙江,竟然排名於甘肅之後,差不多是排名第一的陝西十分之一。這個人才統計數據,已退化到與六朝之前的兩漢差不多。



公元757年,江寧縣升格成了江寧郡,第二年再改江寧為昇州。這段時候,也就是公元759年,南京來了一位很重要的父母官顏真卿。顏真卿出生在陝西,卻與南京人顏之推是本家,一個是顏回的35代孫,一個顏回的40代孫,籍貫都是山東琅邪。對於今天的南京人來說,顏之推被大家知道,是他寫了一部古代的心靈雞湯《顏氏家訓》,顏真卿則是名聲響亮的書法家。這些都屬於後來的買賣,都是死後的追贈。他們在生前都還不算顯赫,都只是實實在在的地方父母官,做事小心謹慎,十分兢兢業業。







顏真卿在南京當昇州刺史的時間並不長,人們能夠記住他的故事,是在城西的烏龍潭建了放生池。時間節點很重要,顏真卿到任,正值安史之亂,中原郡縣大半已落入叛軍之手,陪都洛陽和首都長安相繼被占,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陷入疲弱。江淮以南地區也受到了襲擾,不久前發生的永王李璘之亂,其首要目標,就是要攻下時屬丹陽郡的南京,將其作為割據的大本營。李璘失敗後,朝廷意識到了江南的重要性,在赴南京上任前一年,封顏真卿為「丹楊縣開國侯」。




顏真卿擔任昇州刺史,同時還充任浙西節度使,負責昇州及周邊諸州的軍事。這時候的江南表面上還算平靜,實際上也已經危機重重。永王李璘之亂平定才不過兩年,安祿山父子死後,其部將史思明又在河北發動叛亂。南方經濟成了唐王朝最重要支撐,急需要像顏真卿這樣靠得住的人來鎮守南京,防止再次發生變亂。讀過《祭侄文稿》的都知道,顏氏一門忠烈,剛強堅毅,在此前北方的混亂中,顏真卿已向朝廷證明了自己的平叛能力。




南京人從此也就記住了顏真卿,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字好。後人紀念顏魯公,讓南京人忘不了,是為了他在烏龍潭邊修建放生。因為有了放生池,後人又在池旁修了放生庵,設立祭祀他的神位。為什麼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念叨顏魯公建立放生池時的良苦用心,所謂「宣皇明而廣慈愛也」,宣傳皇明只是幌子,關鍵還是推廣慈愛。




當時為了籠絡人心,朝廷號召各處建放生池,「始於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南京的烏龍潭便是其中之一。一千多年過去,當年的八十一個放生池,現在仍然可以確定地點的,僅剩南京烏龍潭這一處,由此可見其特殊,顏真卿專門為這個放生池撰寫了《天下放生池碑銘》。







放生池




顏真卿還以「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為題,向皇帝呈了一封《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在中國古代,以下呈上為表,譬如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其實就是臣下寫給帝王的一封信,希望皇上能為烏龍潭的放生池碑題額。在這封遞交皇帝的信中,顏真卿表示,南京的放生池遵照皇上意思,已經修好,他現在「不揆愚蠢」,專門寫了篇小文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目的就是為了要讓天下知曉,弄明白放生池的偉大意義,讓天下知道「陛下有好生之德」。




同時,書法大師顏真卿還很認真地考慮到了一件事,「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又專門「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入」,順便向皇上展示了自己的楷書藝術。最有意思是這封信的結尾部分,他居然會這麼說,敢這麼說:




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世。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記述,則臣竊恥之。




顏真卿這話真有點書獃子氣,舉例子不倫不類,如果碰上疑心重的皇上,掉腦袋都可能。怎麼可以這樣引申,怎麼可以這樣來比較,他顯然是把在南京建放生池的意義,過分放大,強調這樣一件大好事,不豎碑立傳太可惜。也不能說沒道理,策功茂實,勒碑刻銘,皇帝禁不起鬨,虛榮心立刻被激發,不止答應親筆題碑額,還拿腔拿調地寫了一段文字: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鱉咸若。卿慎征成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於中,予嘉乃意。所請者依。




「中孚」二字出自《易經》,有誠信的意思。心中摯誠,以誠在懷而接人待物,雖遇隱晦不明,亦能逢凶化吉。南京的烏龍潭放生池,說起來也就是一個不大的池塘,然而在特定年代,確實有著不同尋常意義。作為南京父母官,剛經過北方混亂的顏真卿,顯然已意識到了江南可能會有的不安定,他對南京這座城市的未來,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諸餘罪中,殺業最重,諸功德中,放生第一」,建放生池的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民心,以慈悲為懷,彌散民間的殺伐之氣。




自六朝以來,南京這個城市屢遭磨難,內亂外患,真正太平的繁華日子並不多。事實上,就在顏真卿被調走不久,南京城便又亂作一團。當年年底,手握重兵的江淮都統劉展,率兵南下攻打李峘,昇州新任刺史倉皇出逃,金城湯池不戰而下。叛亂雖然很快被平息,唐王朝對南京潛在的王氣,仍然還是不能放心。怎麼辦呢,繼續給它降級,降低城市級別,公元761年,昇州被廢,江寧縣改名上元縣,再次隸屬潤州,再次被鎮江管轄,六朝古都南京剛有點復興苗頭,又一次淪為一座普通縣城。




同樣是作為歷史名人,李白和顏真卿對於南京人來說,都只是匆匆路過。都是過眼煙雲,他們給南京這個城市留下了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李白喜歡談王論霸,好權術,好大喜功,不負責任地酒後瞎出主意,充滿了浪漫情調,根本不在乎老百姓死活。顏真卿與李白不一樣,他為人正大光明,充滿了仁愛之心,注重民生,講究實際,絕不好高騖遠,是非常標準的現實主義。在他的眼裡,南京這座城市,究竟帝王之氣更重要,還是老百姓太太平平過日子更重要,當然應該是後者。







所以歷代在南京有所作為的父母官,更願意以顏真卿為從政榜樣,大家都知道,所謂放生,並不是簡簡單單往池塘里放幾條活魚那麼簡單。放生學問很大,一朝興來一朝亡,宋元明清歷代的南京,烏龍潭放生池成了這座城市的和平象徵,有和平,才能太平,太平了,老百姓才會有點好日子過。對於南京人民來說,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比和平更重要。與和平相比,與太太平平過日子相比,什麼帝王之氣,什麼最有歷史文化的古城,都可以見鬼去。




放生就是民生,為祈求和平,後人在放生池邊建了庵堂,名為「放生庵」,供奉和紀念顏魯公,並且不斷地加以修葺。明正統年間,在「城西南隅烏龍潭山肇建祠宇」,以答神貺,賜額曰「靈應觀」,依照魯公舊制主持放生。清順治十三年,當時的總督馬鳴佩,還專門立了一塊烏龍潭永遠放生碑。







清康熙二十三年,靈應觀的道士開始破壞規矩,竟然自作主張,沉掉了歷代禁碑,公然撒網捕魚。放生之事,也就因此一度廢棄。清乾隆八年,江蘇巡撫陳大受重修放生庵,疏浚烏龍潭,恢復放生,並頒示了保護放生池庵的六項條約。第一條,放生池東面的山坡上不準種菜種煙,只能栽種果樹,以防水土流失。第二條,不準栽種菱藕,以絕竊取發生事端。第三條,修堤築埂,以免池旁良田受淹。第四條,嚴禁竊取池魚。第五條,冬季農民挖取淤泥,不準藉機偷取池魚。第六條,放生池庵數百年皆僧人住持,今既重修,如有老僧欲居,仍聽首事主持。




太平天國期間,連綿不斷的戰亂,烏龍潭邊放生庵再次遭到嚴重毀壞。到了清同治七年,當時的江寧知府塗宗瀛,偶然經過放生庵,破屋殘垣,只有二株古柏尚存,看上去十分凄涼。塗是曾國藩的門生,老年得志,五十歲才開始做官,從江寧知府開始,最後居然當上了湖廣總督。在他主持下,放生庵又重新修葺,塗還親自撰寫了一篇《顏魯公祠記》,刻石立碑,嵌於祠內二廳西牆上。




魯公仕唐,得為升州刺史,公清德忠節,熠耀惇史。所蒞愚夫村婦,咸敬仰之。此祠所謂公放生池也,面石頭城,俯烏龍潭,波光嵐翠,境幽以寂。余偶過此,見古柏二株尚存而偃蹇屋下,仍挺歲寒之節。因加葺治,以為公祠。




讓顏魯公的光輝永照,讓仁愛目光始終注視著南京這個城市,必須要保持烏龍潭水的清澈。清光緒七年,時任江寧知府的趙佑宸,蒙兩江總督劉坤一指示,派撥六營兵勇,分段開挖,中築長堤,截為上下壩,就挖出來的土方而計,不下三萬餘工。經過這番整治,環池一周,排植矮樹,又網以當時還十會罕見的鉛絲,外植冬青樹,間以桃柳,環境頓時得到改善。







在晚清時期,能夠做到這樣,已經非常不容易,也因此可見歷經戰亂的南京人民,對太平的嚮往,對和平的渴望。到民國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北洋政府時期,當時的江蘇省長韓國鈞和督軍齊燮元,又在烏龍潭邊立了《四言簡明布告》碑:




石城之隈,潭曰烏龍。


誰與放生,赫赫魯公。


魯公大慈,澤被鱗魚。


潭水洋洋,涵育以容。


來者鑒此,物我同春。


罔或竊捕,災及其身。


明有法律,幽有鬼神。


樹石潭上,以告無垠。




這以後,時代變遷的節奏越來越快。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日本人打進來,抗戰勝利,解放軍渡江,1958年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十年動亂,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新時期和新世紀,烏龍潭放生池以及池邊祠堂,歷代豎立的碑銘,或興或廢,隨著時代風雲變化,刻了又廢,廢了又刻。時至今日,烏龍潭公園與周邊的清涼山,還有離之不遠的石頭城,歷經滄桑,成為考察南京很重要的歷史風景名勝。







本文原標題:《烏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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