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低生育率的成因
生育價值觀決定生育問題觀，生育問題觀決定生育治理觀。生育是人口發展的原動力，是值得尊重的特殊社會生產活動，關乎人類的生存與繁衍。在低生育、少子化和青年赤字新時代，鼓勵生育必將成為新國策。
一個社會的生育具有兩重性，即內部性和外部性，對家和國都會帶來或大或小的影響。作為家事、私事的生育是天賦人權，生還是不生應該由父母自己來選擇。作為國事、公事的生育是法賦人權，有關生育的事務——譬如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保障措施，則由法律說了算。在低生育時代，生育更是國事。
我國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
我國超低生育率的出現和形成，一方面是人們懼怕生育的高成本（包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醫療成本、人力成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等），擔心生得起卻養不起、養不好，當下城市養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多家庭隨社會大潮捲入了 「富養」和「精養」的高成本模式；另一方面是家庭特別是女性害怕生育潛在的高風險，怕多生帶來諸多的不確定性。生育風險也可以理解為不確定的、難以預料的、未支付的生育成本，對生育熱情和生育決策有重要影響。
潛在的生育風險至少包括：一是死亡風險。古時候稱婦女生孩子如過「鬼門關」，難產問題迄今沒有解決。二是健康風險。自「全面兩孩」落地以來，高齡、二胎孕產婦逐漸增多，存在健康風險及高危孕產婦比例也在攀升。據臨床觀察，約30%至80%不等的孕產婦有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問題。健康懷孕、安全分娩需要全程的生育健康服務。三是職場風險。現在職場對懷孕生育的女性基本上是「不友好」甚至「歧視」的，要生育就要離職，或者犧牲辛苦打拚的職場前途。一些職業女性正是因為忌憚職場的規則，所以望孩興嘆、想生卻不敢生。四是婚姻風險。生養孩子的艱苦付出或可能影響夫妻關係，犧牲婚姻質量，可能引發感情疏遠、婚姻不穩定甚至破裂。因為孩子原因而夫妻反目導致離婚率上升的現象引人矚目。五是家庭風險。現在的年輕父母獨生子女居多，他們生了孩子之後有不少是只管生不管帶的，帶孩子重任往往落在雙方父母肩上。父母年老體衰，尤其是帶二孩確實力不從心，有苦難言，有可能影響到家庭代際關係的和諧。
上述分析表明，在高昂的生育成本和多重生育風險的夾擊下，我國低生育陷阱的出現幾乎是一個必然。從中也可見，低生育現象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痼疾」，形勢十分危急，不可等閑視之。
「鼓勵生育」的基本邏輯
在我國，「鼓勵生育」的基本邏輯不僅是生育決策上要還權於民，而且孩子撫育上要減負於民，在家庭發展上要造福於民；不僅要尊重自主自由生育的權利空間，而且要營造低成本、低壓力、低風險的生育環境以實現適度生育、優化生育和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
根據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應該走「生育福利化」的道路，讓多生多育成為「家庭福利」而不是「家庭負擔」，低生育率才能回升。一般認為，生育主要是一種經濟行為，父母和家庭會預估生育的成本與效用、風險與保障的關係，然後作出理性選擇。國家和政府要從樹立生育信心、減輕生育負擔和規避生育風險幾個方面來鼓勵生育。
首先，樹立生育信心。政府需要傳遞這樣積極的信號：生兒育女有任何困難，背後都有可靠可信的中國力量在支持，從而化解父母的焦慮情緒和家庭的心理壓力。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從孩子的孕育撫養到孩子成長，從入托上學和醫療保障，需要有一整套完備的社會服務和保障體系來提供強有力的福利支持。
其次，減輕生育負擔。主要是要打通家庭經濟負擔和養育成本社會化的渠道。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比較缺乏生育友好、兒童友好和家庭福利政策真金白銀的實質性支持，既缺位相關的政策和制度，也沒有相關的主管部門。在國家人口計生委綜合改革時，我們曾經提出過轉型為「人口家庭委」的設想。在認識上，「鼓勵生育」還沒有上升為國家新的人口戰略和人口治理理念，要破除的第一道障礙就是全面開放生育。
再次，規避生育風險。家庭範疇里的諸多生育風險或許國家難以干預，但在社會範圍里是可以也是應該有所作為的。譬如，提高安全分娩率，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國家已經認識到加快產科醫師、助產士人才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力爭「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為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