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艦、釁端和阻止覲見，再度成為清政府的外交「勝利」

覲見，再次成為法方壓迫清政府屈服的利器。大皇帝「一視同仁」的原則再度被運用。消弭隨之而來的，是1844年9月開始的中法談判。由耆英與法國專使拉萼尼進行的中法談判，完全是中美談判的重演。軍艦和釁端和阻止覲見，再度成為清政府的外交「勝利」。為了取得這一「勝利」，清政府談判代表欽差大臣耆英，不僅於1844年10月24日與法國專使拉萼尼，在廣州城郊的黃埔簽訂了共36款的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中法黃埔條約》，使法國取得了與英、美同等的權益；而且，耆英還因法國對華貿易額較小，從通商中所獲不多，恐其不會善罷甘休，特別請求道光帝同意對天主教解禁。1844年11月11日，道光帝批准天主教弛禁。爾後，耆英又將馳禁範圍擴大到基督教的各教派。

耆英像

道光皇帝像

廣州黃埔

從此，被明令禁止了120年的基督教，復甦於中國大地，並以猛烈的勢頭持續發展。《中法黃埔條約》第22款規定，在各通商口岸，「法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倘有中國人將法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由此，西方的傳教士可以自由地在各通商口岸傳教。他們中間固然不乏真正的傳播「福音」的使者，但不少是從事侵略活動的偽善者。他們的活動，以大量的教徒和不間斷的教案為後果，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風浪。

毫無疑問，清政府並不是由於「一視同仁」而主動與美國、法國簽訂條約的，而是迫於美、法的壓力。在引起釁端、進京覲見與損害中國權益條約比較中，清政府按照其陳腐的標準，「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了簽約的道路。但是，在談判過程中，「一視同仁」的原則又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清政府官員對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軍艦進入中國港口等項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條款，並未引起關注，毫無顧惜。這也反襯出清政府此時對作為中美、中法條約藍本的《中英虎門條約》及其附件，仍然沒有清醒的認識。傳統的對外體制和外交觀念，依舊左右著他們的思想，這使得中國人民的權益繼續遭到損害。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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