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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沒有了外匯儲備,房子就成了一堆磚頭!

原標題:土耳其:沒有了外匯儲備,房子就成了一堆磚頭!



一輪美元升值周期的背後,都有一波國家倒下,被美國割了韭菜,而倒下的樣子居然一模一樣。

過去的幾年中,土耳其在總統埃爾多安的領導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蹟。通過積極融入歐元區,資本自由流動,大批外國資本湧入了土耳其。土耳其經濟高速增長,從2011年到2015年,土耳其以美元計價的GDP年均增長超過10%,比我們的經濟奇蹟還要顯著。而土耳其的人均GDP也突破了10000美元,比我們還高20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而土耳其的房價也在資本的推動下,不斷刷新紀錄,其房地產佔GDP的比例一路飆升到了9%以上。這個時候,土耳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東第一大國。


一個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就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從二戰之後,無數國家倒在了中等收入陷阱裡面。雖然有些成功突破,但這幾年又被打回了原型,比如阿根廷。真正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上就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


土耳其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首先是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緊接著步入社會危機,前兩年軍方發動了政變,雖然很快就平息了,不過這樣的局面對國外資本而言,是極其不願看到的。土耳其雖然是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但是跟美國這種基督教國家,總是有一些距離的。在特朗普聲稱要對土耳其進行制裁的時候,土耳其就面臨崩盤了。


從2018年起,土耳其貨幣里拉進入了到了快速貶值的時期。這跟全球主流的新興國家一樣,一旦美國加息,由於資本自由流動,資本自然就會流出。這個時候,土耳其的債務就暴露在眼前。高達4600億美元的債務,而外匯儲備只有1300億美金,很明顯,這筆賬基本上是還不上的。而土耳其這兩天又在外匯市場托市,這區區1300億美金,估計很快打光。要知道,我們在2016年耗費了近萬億美金,也才勉強保住了7的匯率。現在,土耳其總統已經開始號召大家,拿出壓在枕頭底下的黃金和美元了。


現在,土耳其人終於恍然大悟,自己的房子不過是一堆磚頭而已。如果能夠把房子賣掉用來還外債,那該多好?可惜,外國人根本就不要,本國人也不缺。如果房子能夠換來美元也行,可是也不現實。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時候,房價暴跌,居民債務破產,這個時候好歹還能把房子甩給銀行。而面臨外債要違約的時候,房子一文不值,一切都不過是紙面上的財富。


這輪新興市場的危機,從巴西到阿根廷,從南非到印度,現在又到了土耳其。這些都是過去全球經濟的明星,但背後實際上本質都一樣,都是靠國外資本推升了資產價格,帶動經濟復甦,而自己的貿易又賺不到足夠的外匯,結果國外資本一撤,剩下的就是一地雞毛。跟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何其類似?


反思這場危機,香港也在風聲鶴唳中。不過港府有4000億外匯儲備,捍衛港幣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只是一出手捍衛港幣,股市就會大跌。從2月判斷港股見頂以來,港股已經下跌了20%,正式步入了熊市。


要處理這樣的危機,需要兩個底氣。一個是外匯儲備,這是面臨資本外逃的底氣。一個是自身沒有泡沫,這是資本外逃時不會遭遇斷崖式下跌的底氣。

無數國家倒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門口,倒下的樣子又何其類似。正如同《阿房宮賦》中的那句名言: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土耳其:危機與治理模式的賽跑


作者:劉淄川來源:經濟觀察報


儘管市場和全球輿論反應強烈,前路坎坷,但今天的土耳其遠遠沒有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仍有巨大的調整空間。未來將是一場危機與治理模式改革的賽跑。


本幣匯率暴跌會成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滑鐵盧嗎?8月10日,土耳其里拉急遽貶值約17%,又接連幾日「跌跌不休」,震驚了全球市場,直到8月14日才止住暴跌勢頭有所反彈。今年以來里拉匯率已經總共下跌超過了40%。可以說,土耳其經濟在連續快速增長近20年之後,遭遇了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危機。

里拉暴跌的直接導火索應該是美土關係惡化。作為對土耳其關押美籍牧師布倫森的報復,美國總統特朗普把從土耳其進口的鋁和鋼產品的關稅提高一倍,分別達到20%和50%,這刺激了里拉的暴跌。然而,這並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於土耳其經濟增長模式存在一些潛在的根本問題,以及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加息導致美元走強,里拉確實存在長期的貶值趨勢。本次匯率危機只是長期存在的隱蔽風險的一種顯像化。


十多年來趁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東風,埃爾多安的政治命運也一帆風順。今年6月,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在總統與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這代表了選民對他的肯定。然而,埃爾多安主持的這場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利率、高債務與大搞基建的模式。對於土耳其經濟的持續增長來說,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功不可沒。埃爾多安執政時期,隨著政府私有化計劃的推進和外資的持續流入,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基礎設施,從公路、鐵路、機場、運河到高樓、大橋、港口、電站,構成了土耳其高速經濟增長的璀璨標誌。這背後又是長期實行的低利率政策,藉此土耳其才能實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通過建築業的高速發展來拉動整體經濟,提供就業,為政府贏得民眾的持續支持。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大規模借債,前一段時期美國實行量化寬鬆導致的全球美元流動性泛濫,也助長了土耳其方面的借債勢頭,而土耳其對此中潛藏的風險並沒有給以足夠重視,所以在美國逆轉貨幣政策之後,由於自身房屋不牢固,受到的衝擊就變得很明顯。據統計土耳其企業目前背負的外幣貸款總計為2930億美元,本幣匯率下跌意味著這些債務負擔變得日益沉重。當然,土耳其遭遇的這一問題並非特殊情況,而是當下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的潛在風險,比如阿根廷比索在今年4月暴跌,巴西雷亞爾等貨幣今年也大跌。由於投資者傾向於把新興市場國家視為一個整體,所以匯率貶值風險會在這些國家之間傳染。


在經濟繁榮時期大量舉藉以外幣計價的債務,雖然為本國的基建等事業提供了大量資金,但這本來就意味著經濟要承受巨大風險。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起一場匯率貶值與信心喪失的惡性循環:隨著本幣匯率的貶值,償還外幣計價債務的壓力大增,這導致經濟前景惡化,從而進一步降低投資者的信心,所以匯率繼續貶值。這樣的情況在經濟史上很常見,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夕馬來西亞等國的情況就與此頗為相像。這種狀態本身便意味著脆弱性,也就是說,許多原因都有可能導致這樣的惡性循環發生,既可能是外部風險,也可能是本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導致市場產生疑慮。不幸的是土耳其同時遇到了這兩種情況:一是美元走強引發國際資本流動,二是國內政治變化、埃爾多安集中權力於自身,導致投資者信心發生變化。

但當然這並不是世界末日,土耳其目前可以視情況的發展,選擇打出一定的牌,比如實行一定的資本管制以阻止資本外流,在事態繼續惡化的情況下還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請求緊急援助。目前仍不清楚匯率貶值會不會影響該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假如除了匯率貶值之外,土耳其經濟基本面也趨向惡化,這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危機。由於土耳其企業向歐洲銀行大量借債,所以土經濟若陷入嚴重危機,也可能造成與希臘債務危機相似的效應,給歐洲銀行業帶來壓力,儘管土耳其並沒有加入歐盟。這些情況目前只是值得擔心的風險,能否避免取決於土耳其能否及時調整政策。


顯然土耳其的問題是經濟過熱,因此需要加息和削減預算開支,然而加息可能影響經濟增速,進而損害政府的民眾支持率,徹底改變當前增長模式也可能導致大量企業陷入破產清算,這同樣會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埃爾多安能否成功解決當前危機,取決於他能否把國家經濟命運放在自身政治考慮之前,改變他一直堅持的反對加息的態度,儘管這可能對他意味著一定的威信損失與政治成本的付出。


另一方面,儘管土耳其的經濟政策有值得批評之處,但作為北約盟國,美國在土耳其遭遇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時突然加征關稅,特朗普給以幸災樂禍的嘲諷,這顯然有違盟國相處之道,也必將對已經緊張的美土關係造成長期損害。埃爾多安已經呼籲抵制iPhone等美國科技產品。他還可能向俄羅斯、卡達等國尋求支持,同時在配合美國制裁伊朗方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朗普一時對埃爾多安報了仇,但這可能給美國帶來長期性的政治成本。這或許也將印證亨廷頓曾經的預言:土耳其將與西方漸行漸遠,重新強化與伊斯蘭世界的融合。


必須承認,一直一帆風順的埃爾多安這次遇到了大麻煩。由於集中權力的傾向,以及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昔日榮光的追念,埃爾多安被外界稱為土耳其的新「蘇丹」,這也導致他與歐洲等方面關係惡化。埃爾多安始終應該銘記的是,再強大的人,也不能嘗試以權力對抗經濟規律;政治權力的功效總是有效的,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讓他贏得並鞏固了權力,但權力的濫用也可能導致他成功的終結。在這方面,世界各地顯然有很多前車之鑒。


土耳其已經與全球經濟緊密融為一體,土耳其總體上也是一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這意味著埃爾多安憑一己之力主宰經濟走向的能力是有限的,儘管他自身的政治權力在擴大和強化。近期土耳其主要商業團體呼籲政府收緊貨幣政策,推出財政緊縮措施,並加緊解決與美國之間的爭端,這是一直不願公開挑戰埃爾多安的商界首次公開表達對經濟政策的不同意見。這能否對埃爾多安構成一定的掣肘和規範作用,是值得觀察的。


但當然,現在預測土耳其必然陷入全面的經濟危機,甚至預言埃爾多安時代走向終結,為時尚早。這要看里拉匯率下跌對外國投資者及土耳其本國人的信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會不會引發銀行擠兌和金融危機,目前來看這一風險存在,但不一定會爆發。土耳其是中東地區最成功的經濟體,體量巨大,產業多樣性程度也高,擁有比較強的抵禦風險的能力,不像阿根廷等其他陷入危機的國家那麼脆弱。土耳其政府目前應該利用這一有利情況,展現出改革的心愿和誠意,假如繼續奉行干預央行決策的做法,拒絕適當加息,繼續維持在經濟學家眼中看來不合理且隱藏高度風險的政策,那麼投資者也可能會望而卻步,並從土耳其大量撤出資金,從而引爆全面危機。


同時,妥善應對危機需要一個廉潔和高效的政府,腐敗與裙帶主義的泛濫必將影響應對效果。今年7月上任的新財政部長阿爾巴伊拉克是埃爾多安的女婿,這已經招致了很多非議。另外,在2016年發生未遂政變之後,土耳其的文官體系在埃爾多安主導之下日益政治化,不服從正義與發展黨官方路線的官員被排擠,這也可能導致人才的流失與決策質量的降低。假如權力的集中導致執政者無法兼聽則明,誤以為可以無視經濟規律一意孤行,政府高官又附和並固化執政者的這種頑固傾向,那麼初露頭角的危機總是會向著更大規模的危機演化。


儘管市場和全球輿論反應強烈,前路坎坷,但今天的土耳其遠遠沒有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仍有巨大的調整空間。未來將是一場危機與治理模式改革的賽跑。這個國家需要繼續嚴格奉行「三權分立」,保持司法體系的獨立性,約束行政權的擴張,並充分保護公民政治權利與言論自由。只有這樣才能恢復市場信心,進而甚至可能緩解與歐盟之間的矛盾,給土耳其加入歐盟重新帶來一線曙光。前進還是倒退,執政者的抉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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