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如何修成的
原標題：《資治通鑒》是如何修成的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包括從戰國初期到五代末期的一千多年的中國史。主編司馬光，副手分別有劉恕、劉攽、范祖禹、司馬康。編書時間歷時十九年，從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底。書局地點先在首都汴京（今開封），熙寧五年（1072）搬到洛陽（書局在今登封市的嵩陽書院和崇福宮）。
崇福宮
嵩陽書院
成書經過《資治通鑒》原名《通志》，先是司馬光自己根據歷史編撰的。司馬光認為，歷代史書都是仿照《史記》的紀傳體。紀傳體史書難免會有這樣的問題：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傳記中多次出現，造成重複；有時為了節省篇幅，有些事件略略帶過，放到事件主要相關人傳記里說，這又讓人看不明白。而且，從《史記》到北宋初期完成的史書，卷帙浩繁，人畢其一生也難以讀完，更別說理解了。
在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處於權力的金字塔頂端的皇帝，關係著天下蒼生的命運。司馬光認為，明君是千載難逢的，更多的皇帝和普通人一樣，是平庸之輩，需要老師的指引和教導。以史為鑒，史書是很好的皇帝教科書。但鑒於上面提過的歷代史書的卷帙浩繁，日理萬機的皇帝怎麼可能通讀？所以，整理一部刪繁就簡的簡明通史非常必要。
在英宗朝代，司馬光為皇帝講書，而《通志》可算是他備的課。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馬光向英宗進《通志》八卷。英宗看後，讓司馬光繼續編寫《通志》。但司馬光提出，這工作不是他一個人能完成的。於是，英宗下令成立以司馬光為總編修，劉恕、劉攽為同編修的書局。自此，《資治通鑒》由私修（頭八卷）變成官修。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繼位。十月，司馬光奉命赴邇英殿進讀《資治通鑒》，神宗因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自為《資治通鑒》作序，還將穎王（神宗登極前為潁王）府邸的書籍三千四百零二卷提供給書局做參考。這樣，《通志》改名《資治通鑒》，並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持。
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未果，請求外任。九月二十六日，司馬光知永興軍（西安），離開了首都汴京。第二年四月，又到洛陽任西京留台。在這期間，司馬光沒有再顧及書局事務，而他的兩個助手：劉恕要回家奉養雙親，劉攽因是保守黨，被貶出京。書局後來調來范祖禹負責修書工作，但范祖禹年紀輕、資歷淺，無力經營。於是給司馬光寫信，司馬光向神宗請求把書局搬到洛陽，神宗同意。熙寧五年（1072） 正月，《資治通鑒》書局遷至洛陽，范祖禹隨局來洛。司馬光從此專心編書。到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六十六歲的時候，《資治通鑒》終於完成。
書局成員書局的編修人員除了司馬光之外，先後還有劉恕、劉攽、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
劉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他的父親劉渙精研史學，劉恕小時候很聰明，過目成誦，在父親的影響下，對史學也很感興趣。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劉恕進士及第。而這年的貢院點檢試卷官正好是司馬光和范鎮，從此二人相識。《資治通鑒》書局成立後，劉恕作為司馬光副手進入書局。司馬光退居洛陽後，劉恕請求到南康監酒稅，奉養雙親，遙隸修書局，奉詔在家修書。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冬，劉恕在離開洛陽返家的途中，染了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濕。但他雖然卧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閑，輒修書，病亟乃止」。元豐元年（1078），劉恕去世。
在《資治通鑒》這部書中，劉恕負責從三國到南北朝的部分以及五代史的長編，另外還著有《五代十國紀年》和《通鑒外紀》。在《資治通鑒》的編修過程中，劉恕也最受倚重。司馬光遇到紛雜難治的史實，多由劉恕處理。至於編書的通部義例、編次安排、編修斷限等問題，司馬光都和他進行過專門的討論。他實際是修書局的二把手，司馬光認為劉恕「功力最多」。
劉攽(bān,1023～1089)，字貢父。慶曆六年(1046)，劉攽和哥哥劉敞同時進士及第。劉攽和劉敞齊名，均學識淵博，與劉敞之子劉奉世被稱為「墨庄三劉」。他在州縣做了20多年的地方官，才被調到中央做國子監直講。司馬光成立書局時，劉攽進入司馬光的修書局，負責漢史長編。熙寧三年（1070），因論新法不便以及考試開封舉人時與同院官爭執，被貶為泰州通判，離開了書局。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是司馬光的同年兼好友范鎮的侄孫。熙寧三年（1070）劉攽離開書局後，范祖禹被調來接替他，主要負責唐史長編。但不久劉恕回家鄉奉養雙親，司馬光也因反對變法出京，范祖禹只得臨時主持書局。但他年紀輕、資歷淺，無力支撐書局。一年後，他給司馬光寫信，司馬光向神宗請求把書局搬到洛陽，神宗同意。熙寧五年（1072） 正月，《資治通鑒》書局遷至洛陽，范祖禹也隨同書局來到洛陽。之後的十幾年裡，范祖禹一直在登封書局專心修書，而無心仕途。
司馬康（1050～1090），是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的兒子，因為司馬光無子，被過繼給司馬光。在司馬光編書的過程中，司馬康應該一直在幫忙。元豐元年（1078）劉恕去世後，司馬康正式進入書局做校對工作。
在《資治通鑒》完成後，刊刻之前，司馬康和黃庭堅一起負責校訂工作，因為當時司馬光病重，所以校訂工作實際由黃庭堅一人完成。黃庭堅校訂了一年的時間，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十四日，在司馬光去世一個半月後，《資治通鑒》送杭州鏤版。
修書程序在修書之初，司馬光和劉恕經討論，設計了科學的編寫程序。共三道：第一道編叢目，第二道編長編，第三道定稿。（一）叢目：是以年月日為順序的史料索引，經過這道工序，使所有史料都按年月日順序得到了整理。（二）長編：是最詳盡的編年史，寫作原則是「寧失於繁，無失於略」。需要按索引翻閱全部有關史料，然後編寫。（三）定稿：在長編的基礎上刪繁去冗，修辭潤色。叢目和長編兩部分工作由司馬光的助手劉恕、劉攽和范祖禹承擔，而他本人則承擔定稿。
這個程序用通俗的話敘述就是：先按年月日列條目，哪年哪月發生過什麼事，記在條目之下；再從各種史料——正史、雜史、小說、文集、筆記——中摘取事件的詳細內容，不管重複與否，也不管正確與訛謬，全都扔到年月日的條目下；最後定稿，就要在長編中取捨、考訂史料了。《通鑒》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共達五六百萬字，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內，各種史籍的文風和語言有相當大的差別；但因他一人精心寫作，統一修辭，讀起來就毫無雜糅之感。這是《通鑒》的一大優點，也是一人定稿的好處。
《資治通鑒》的特點一、廣泛採集史料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不光採取正史的史料，還廣泛援引雜史、小說、文集、筆記中記載的史料。當時司馬光採用的部分書籍，現在已不復存在了。《通鑒》引用了多少書？當時有正史十九部，除此之外，還有國家檔案中的皇帝《實錄》和臣僚奏議，另有雜史三百餘種。《通鑒》就是從總計六七千萬字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陶冶出來的。
二、紀年不尊正統
古代是用政權的年號紀年的，而歷代政權有正統與非正統的問題。有些人認為，非正統的政權不應該被承認，寫史也不應該採用它的年號（歐陽修就堅持正統論）。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比如三國時，史學家以劉備建立的蜀漢為正統，而視曹魏政權為非正統；但蜀漢滅亡後（263年），曹魏政權又存在了幾年（266年滅亡），才被正統的西晉取代。這中間的幾年，如果堅持正統論，就無法紀年了。司馬光原來也想堅持正統論，但經劉恕勸說後，拋棄了這種做法。
三、拋棄春秋筆法
孔子修《春秋》時，把非禮的即非奉王命的重大政治軍事行動刪去，叫作「不書」。後代史學家也有很多模仿春秋筆法的。顯而易見，如果做等於扭曲歷史。司馬光和劉恕從忠於歷史的觀點出發，達成共識：實事求是地記錄歷史，對各國不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不分正統與僭偽，都一視同仁。
《資治通鑒》的後續影響一、對史學的影響
《資治通鑒》之前的史書，除了《春秋》/《左傳》（我弄不懂兩者關係）是編年體之外，其他正史都仿照《史記》，為紀傳體。《資治通鑒》的編寫，等於重新開了編年體史書的先河。之後有史學家仿照《資治通鑒》續作編年體史書，影響較大的有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和清代畢沅的《續資治通鑒》。
二、對世人的影響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初衷，就是給皇帝看的，希望皇帝以史為鑒。因此，此後歷代的帝王臣子無不把《資治通鑒》作為必讀書，從中汲取從政之道。對普通世人來說，從書中各色人物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中，照樣可以汲取人生的經驗和教訓。《資治通鑒》和《史記》被稱作「史學雙璧」，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產。它們如兩盞明燈，在我們摸索前行的人生路上，遠遠地投來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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