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刊預讀︱種建榮：關中邰城漢墓陶器器用特徵分析

2010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楊凌邰城遺址發掘西漢小型墓葬294座，年代從西漢初期一直延續至王莽時期，可分為五期七段。邰城漢墓隨葬的陶器，包括日用陶器、模型陶器、仿銅陶禮器三大類，三類陶器年代上大致並行。這批資料為探討關中地區西漢小型墓葬隨葬陶器的器用制度提供了新契機。

台城墓地外景

關中邰城漢墓陶器器用特徵分析

種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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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特徵研究是墓葬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這裡所謂的「器用特徵」，主要是指隨葬品陳器形式（包括放置位置與放置方式）和器用組合兩方面的普遍現象。本文以2010年楊凌邰城遺址發掘的294座西漢小型墓葬為對象，以「主位分類」、「重類重型」統計為基礎，結合相關考古背景，對隨葬陶器的這兩個方面的器用特徵進行考察分析，得出了以下四點認識：

一、儲盛器與炊器分置現象

本文將日用陶器主要分為儲盛器和炊器兩大類。儲盛器包括缶、各類罐、盆，炊器包括釜、甑、盆、灶[圖一]。儲盛器、炊器在墓葬中一般分離放置，可稱為「大類分置」。其具體方式有三種：

圖一 日用陶器分類圖

其一，兩大類器分置於墓室兩處，空間上完全分離。豎穴土坑墓如SDM21[圖二:1]、SJM40，豎穴墓道洞室墓如SDM23、SDM142，斜坡墓道洞室墓如SJM49、SJM63。

圖二 炊器、儲盛器大類分置（白色表示儲盛器，淺灰色表示炊器，深灰色表示小紅釜）

其二，兩大類器雖相鄰，但各自集中，形成不同器群。豎穴土坑墓如SDM17[圖二:2]、SDM35，豎穴墓道洞室墓如SDM213、SJM20[圖三:6]，斜坡墓道洞室墓如SJM65。

圖三 多罐同形現象（灰色表示同形陶罐，虛線圈表示集中放置的同形陶罐）

其三，陶器分置於墓室兩側，每側陶器分別遵守「大類分置」，並且兩側的同類器或同大類器在位置上相對。即「大類分置」與「同類對置」相結合。這一方式主要使用於豎穴墓道洞室墓如SDM171[圖二:3]、SJM22[圖二:4]。

「大類分置」是日用陶器最基礎的放置原則，是唯一在豎穴土坑墓、豎穴墓道洞室墓、斜坡墓道洞室墓中均適用，並且唯一在年代上貫穿邰城一至五期的器用現象。甚至在邰城五期，模型灶取代日用炊器後，仍堅持灶與罐類的分置。

二、多罐同形聚置現象

墓葬中隨葬罐類多於1件時，存在多件陶罐形制相同、大小相近的現象。在放置上，同形同大的多件陶罐一般集中放置，並普遍與其它陶器相分離。根據罐的數量與器類的選擇，可將這一器用現象分為兩類：

1.兩罐同形並置

器類基本囊括所有罐類。如SDM74的有頸罐共3件，但僅同形的2、3號集中並置，不同形的1號與之分置[圖三:1]。這一現象主要見於豎穴土坑墓中，以小體罐為主，不見於斜坡墓道洞室墓。豎穴墓道洞室墓雖存在多罐同形，但與此不同，表現有二：（1）同形同大兩罐多不並置：或兩罐分置如SJM33[圖三:5]；或兩罐相對集中，但以一件其它器類間隔；或兩罐緊鄰，但空間上不同層。（2）此類墓僅6座遵守同形並置[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5座為大體缶罐類，這與豎穴土坑墓多使用小體罐類區別明顯。

2.三罐及以上同形並置

器類僅限定為小體的有頸罐、圓肩罐，不見「兩罐同形」中器形較大的折肩罐、缶、小口旋紋罐。放置方式有兩種：（1）成排並置。如SJM64[圖三:3]、SJM17[圖三:4][2]；（2）成三角形並置。僅見於三罐同形時，如SDM2[圖三:2]。三罐同形並置主要見於豎穴土坑墓，四罐及以上同形並置僅見於斜坡墓道洞室墓。而豎穴墓道洞室墓中不存在這一器用現象，雖亦有多罐同形，但非集中並置，如SJM20[圖三:6][3]。年代上，兩罐、三罐同形主要流行於邰城二至四期，四罐及以上出現於邰城四期，流行至五期。

三、器用組合現象

組合的器用現象，包括器類的固定組合搭配、固定組合中的器形搭配等方面。

1.缶罐類「大體單件」

「大體單件」，是指一墓中不論隨葬多少陶器，器形較大的缶、小口旋紋罐、折肩罐類器僅可隨葬1件。在放置上，不重位置的獨立，只重件數的唯一。缶罐類「單件式」，使用於豎穴土坑墓、豎穴墓道洞室墓，而不見於斜坡墓道洞室墓。年代上，流行於邰城漢墓的一至四期[4]。

2.固定組合搭配

（1）鼎盛配。隨葬鼎或盛的墓葬共22座，其中一鼎配一盛的有13座。還有少量一鼎配二盛的現象。放置上，鼎盛一般集中放置，並與錡、簋形甑分置[5]。具體方式，或兩組器物完全分離，如SDM150[圖四:1]；或兩組器物雖相鄰，但各自集中成群，如SDM19[圖四:2]、SDM178。

圖四 不同組合的仿銅陶禮器分置現象（虛線圈表示集中放置的固定組合）

（2）一錡配一簋形甑。隨葬錡或簋形甑的墓葬共18座，均為一錡配一簋形甑。放置上，錡和簋形甑一般集中放置，以簋形甑倒置於錡上為主，如SDM19[圖四:2]。

（3）一甑配一盆。隨葬盆或甑的墓葬共118座，其中一甑配一盆的有96座，佔81.4%。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墓葬為恪守甑盆配的原則，故意將兩件盆中的一件打製成甑，即盆改甑。

（4）一大灰釜配一甑。除SDM123一墓例外，凡出大灰釜，必出甑。

上述組合使用於豎穴土坑墓、豎穴墓道洞室墓，不見於斜坡墓道洞室墓。年代上，甑配盆、大灰釜配甑流行於邰城一至四期。鼎配盛、錡配簋形甑流行於邰城二至四期，但就整個關中地區的材料看，前者的出現年代遠早於後者，錡與簋形甑於邰城二期時才在關中地區出現。

3．「組合器類同形」現象

「同形」指的是一墓中隨葬的固定組合器類，在形制上近同的現象。

（1）鼎、盛同形。同墓所配的鼎與盛器身形態一般近同，即A型弧腹鼎配A型弧腹盛，如SDM199[圖五:1、2]；B型斜腹鼎配B型斜腹盛，如SDM164[圖五:3、4]。

圖五 組合器類同形現象

（2）盆（盂）、甑同形同大。「同形」即A型折腹盆配A型折腹甑，如SDM14[圖五:5、6]；B型弧腹盆配B型弧腹甑，如SDM209[圖五:7、8]；C型鼓腹盆配C型鼓腹甑，如SDM223[圖五:9、10]。「同大」指的是同墓所配盆甑大小相若，即盆配盆形甑，盂配盂形甑。

4.「組合器類重器制」

「重器制」是器類固定組合搭配中，例外情況所遵循的器用意識。當一墓由於某種原因，未隨葬整套的固定組合時，往往會側重選擇組合中的某一類器。這種具有側重傾向的器類即為組合器類中的「重器」。具體有如：「重鼎輕盛」。鼎盛一般以組合形式出現，但一墓若僅隨葬其中之一，則選擇鼎而非盛。「重甑輕盆」。盆甑一般以組合形式出現，但一墓若僅隨葬其中之一，則選擇甑而非盆。甚至會將唯一的盆特意打製成盆改甑。

四、階段性變遷特徵

陶器組合的變遷，表現在日用陶器、模型陶器、仿銅陶禮器[圖六]三方面。

圖六 陶禮器組合的階段性變遷

1.日用陶器的「模型化」

「模型化」指的是日用陶器大灰釜、甑、盆、小口旋紋罐，被灶及相應模型灶具取代的現象。表現有二：（1）兩類器同墓不共存。隨葬灶的7座墓均不見日用炊器。（2）放置上，灶普遍與缶罐類分離，如SJM64[圖三:3]。這一方式與「大類分置」原則相同，顯示出灶在位置上也充當著炊器的角色。

灶出現於漢初[6]，在邰城墓地最早見於第二期。邰城漢墓的模型化進程可分兩個階段：（1）邰城二至四期，日用陶器與灶並行。（2）邰城五期，日用炊器完全被灶及模型灶具取代，炊器的模型化完成。並且在灶具的組合中另加入了一件模型小口旋紋罐。但不論年代與墓葬形制，一墓僅隨葬一套灶。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本墓地的模型化進程明顯慢於西安地區。從其它墓地的材料看，在炊器的「模型化」完成後，「模型化」逐漸擴展至罐、壺等各個器類。

2.日用陶器組合的變遷

可分為兩個階段：（1）第一至四期，陶器組合主要有儲盛器+炊器、單儲盛器兩類。（2）第五期，缶、小口旋紋罐、釜消失，形成以灶及模型灶具、同形多罐、壺構成的新組合。

3.陶禮器組合的變遷

可分為三個階段：（1）第二期，仿銅陶禮器的基本組合為鼎、盛、壺。結合關中地區其它墓地可知，此類組合上限可早至戰國晚期。（2）第二期至四期，仿銅陶禮器基本組合為鼎、盛、錡、簋形甑、鈁。（3）第五期，仿銅陶禮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釉陶禮器。由於邰城墓地這一時期的墓葬較少，結合關中地區其它墓地，可知組合以鼎、盛、壺、樽為主，如鄭王村M110[7]。形成對邰城二期從組合到形制的「復古」。

結合日用陶器與陶禮器兩方面，可以看出邰城二期、邰城四期與五期之間，隨葬陶器組合發生過兩次顯著變化。這兩次文化變遷，或是「漢文化」的形成與轉型在器用制度方面的反映。

[1]包括SDM222、SDM170、SDM213、SDM209、SDM97、SJM51。

[2]在報告形制分析中，16件罐被分為6件直口圓肩罐、10件有頸罐兩類。其器身形態完全相同，僅口部前者為直口，後者直口微出沿，形似有頸。由於差異極小，在器用制度研究中，可均看做直口圓肩罐。16件罐中，除13號較小外，其餘大小近同。再如SJM69雖隨葬3件同大的有頸罐，但僅3號、9號同形，且放置上不集中，兩罐對置於墓室兩側。

[3]再如SJM69雖隨葬3件同大的有頸罐，但僅3號、9號同形，且放置上不集中，兩罐對置於墓室兩側。

[4]關中地區其他西漢墓地也見有這一器用現象。如鄭王村隨葬缶的墓葬共12座，其中單缶10座。龍首原隨葬缶的墓葬共15座，其中單缶10座。

[5]兩組陶禮器的分置，或與文化因素來源不同有關。鼎盛是戰國以來關中地區的本地文化因素，而錡和簋形甑是三晉兩周地區文化因素，於邰城二期時才進入關中地區。見王洋：《關中邰城漢墓研究》，頁107，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6]一般認為灶出現於戰國秦或統一秦時期，依據是這一時期的鳳翔高庄M7、臨潼劉庄M3、西安南郊郵電學院M124、世家星城M201已隨葬灶。（見梁云：《論秦漢時代的陶灶》，《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1期。朱津：《漢墓出土陶灶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但這些墓葬的實際年代均已進入西漢。高庄M7出土的直口折肩罐（:2、:9）皆圓折肩，肩腹部不見亞腰特徵；年代不早於邰城三期3段。劉庄M3出土的折腹盆（:10）上腹占腹部比例一半；釜（:6、:7）溜肩明顯；所出的灶煙囪極短；年代在邰城四期5段前後。郵電學院M124出土的鼎（:4）耳穿半透，子母口內沿明顯高於外沿；盛（:5）蓋面圓弧，蓋面最高處明顯低於捉手頂部；年代相當於邰城二期2段。世家星城M201，出土的鼎（:8）耳穿半透，子母口內沿明顯高於外沿；直口折肩罐（:10）肩腹部成「微亞腰」狀；小口旋紋罐（:6）隆肩；年代相當於邰城二期2段。（見雍城考古隊：《陝西鳳翔高庄秦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臨潼縣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臨潼劉庄戰國墓地調查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5期。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頁219、623，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目前所見較早的灶，年代大致相當於邰城一期或略早，即西漢初期。如世家星城M93，出土的直口折肩罐（:8）肩腹部成「亞腰」狀；鼎（:11）深腹，蓋面乳突較大；盛（:7）蓋面最高處明顯低於捉手上緣；鼎、盛子母口內沿明顯高於外沿。

[7]前揭《西安北郊鄭王村西漢墓》，頁196。

[作者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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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文章縮寫，歡迎讀者閱讀期刊原文。

敬請閱讀：

本文摘自：種建榮《關中邰城漢墓陶器器用特徵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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