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論語》前三句，才知道孔子的境界有多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三句，凡有井水處，即有人能誦讀。但極少人知道，「夫子一生進德修業之大，咸括於此章」。這三句其實暗藏了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人生節點和道德境界。讀懂這三句，才知道孔子的境界有多高。

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以後當之。

孔子所學為何？即是當時所謂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

時人學六藝，以為謀生之道，是為「儒業」。

孔子學六藝，目的迥異乎時人，非為稻粱謀，而是為進德修業，行道救世。

這就是聖人與凡人的區別。

孔子曾經教育子夏：「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小人儒是以儒為職業，君子儒是以儒為弘道之業。這一分別，竟然發軔於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之心。其轉捩之功，直是帶給儒一嶄新的局面和氣象，令儒成為此後兩年多年以道得民、修齊治平的人間大道。

學習的目的決定人生的高度，無怪乎孔子被後世尊為大成至聖先師。

雖然此時孔子尚屬少年，但亦可想見其卓然獨立於世的超拔姿態。

孔子一生，自謂「學不厭，教不倦」。孔子之學，自發憤以來，未曾或輟。

在齊國，與齊太師探討音樂，欣賞《韶》樂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十五歲）

吳季札是當時賢人，嫻於禮制，其長子死後，孔子親自往觀其葬子之禮。（年近四十）

還曾問官於郯子，學琴於師襄，年近五十時他還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要知道當時孔子已經「學究天人」，盡知天命了，還念念不忘進德修業。後生小子，還有什麼借口不好好讀書？

第二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孔子三十而立以後當之。

《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

三十之年，孔子學已大成，獨立不遷，強立不反；而此時魯國君臣皆背離正道，孔子乃絕意於仕途，退而詩書禮樂，正式授徒設教，是故遠近之人，前來求學者日眾。

孔子這一決定，意義非同小可。

春秋以前，「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教育雖然不及於平民，但也算是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但到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也就是不再選拔俊彥之士加以深造，「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

孔子之時，國家教育體系已經分崩離析，古聖先賢所傳之道義亦不得傳承。孔子此時設教授徒，非但為開創私人辦學先河之偉大教育家，更為主動荷擔賡續道統之至聖。如果沒有孔子，道統可能就會中斷。想一下，如果是動輒就削鼻斷足砍頭的法家成了官方指導思想，多麼恐怖。正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同門曰朋。「有朋自遠方來」，孔子門牆日益廣大。

孔子最早的弟子，是琴張等人，孔子一設教即來求學。

孔子本來就因為學問大而名聲在外，現在專職教學，更是名聲四播。魯國的大司空孟僖子本身也很懂禮，但仍覺不足，臨終前特意遺命兩個兒子要跟隨孔子學禮。「不學禮，無以立」嘛。這就是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不但魯國人來求學，外國人也多有叢志友者。子貢是衛國人，言偃是吳人，顓孫師是陳人，司馬耕是宋人……

後人喜歡說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七十二不一定確有所指，但孔門弟子的確能人輩出，各有所長，孔門四科十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子路；文學：子游、子夏。

這十個人，是受後世儒家奉祀的。

十哲當中，孔子說冉伯牛「可以南面」，做個諸侯或封疆大吏綽綽有餘；子路治軍有方，斷案有力，和冉求都做過當時執掌魯國大權的季孫氏的家臣；宰我常受孔子派遣出使齊、楚等國。

子貢更牛：長於雄辯，有濟世之才，辦事通達，曾任魯國、衛國之相。周遊列國時順便經商，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史記》說他：「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簡直是後世縱橫家的祖師。

這樣的人物虔敬地跟隨孔子學習，顛沛流離中不離不棄，本身就說明孔子學問之高，行道之篤。這樣的「圈子」，哪個國家敢小覷？當然，也會提防他們。這樣人才濟濟的「圈子」，後世唯有曾國藩的幕府稍稍彷彿其規模。

《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對孔子而言，「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

就如亞里士多德幾乎是所有西方人的老師一樣，孔子也幾乎是此後所有中國人的老師。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後當之。

一般解釋說，當時的國君卿大夫不知孔子學有所成而重用他，孔子不以為怒。

是孔子不行嗎？相夾谷、墮三都等事都顯示孔子絕非空頭理論家。諸侯國君對孔子也都很客氣，只是孔子開出的藥方不對他們的胃口。

衰周之世，戰亂不休，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諸侯輪番稱霸於天下。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富國強兵之術。孔子勸他們以禮樂規復先王之道，雖是治本之策，奈何「緩不濟急」，列國掌權者聽了之後，只能客氣地點頭稱讚，沒有一個能夠落實。

孔子不怨不怒，因為「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五十之年的孔子已經深具聖性，德合天地，學究天人，學問精粹，真可當得起「博大精深」四字。孔子最智慧的弟子顏回都感嘆老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一般人更是難以理解孔子之深邃思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更是聖人氣象。

有能理解孔子的嗎？有，孔子自言道：「知我者其天乎？」

天命孔子，孔子亦知天命。

孔子既知道之不行，為何不一心講學，反而在五十歲後出仕，後又周遊列國，尋求機會，卻是何故？

錢穆說：「蓋天命之在當時，有其不可為，而天命之在吾躬，則有其必當為。」

客觀條件雖然不允許，但是我之主動精神卻不可因此頹喪。

正因天下無道，我輩更不能絕群逃世，而應一往無前，無論是得君行政，聚徒講學，還是退而著述，均為行道履命之一途徑。

錢穆又說：「苟非學邃行尊，達於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若孔子者，方可言人知與不知。

孔子一生的轉折和修為，都包含在這三句話里。

在當時，孔子已經備受尊崇，晚年被魯國尊為國老；但是他的價值，要等到後世，才會被充分認識到。

「大成至聖先師」的名號，只有他當得起，受得起。

井上靖曾經寫過一本《孔子》，裡面有這樣一段描寫：

夫子端坐靠近庭院的土間一隅，背後端端正正地並坐著子路、子貢、顏回，以及自衛國隨從而來的若干人士。每當電光閃現，端坐的這些人便明亮地浮現出來。鄙人從土間的一個角落裡望著這幅情景。

就在這個雷電交加的夜晚，鄙人生平第一次明白過來，世上竟也有自己想都不曾想過的一種人。人不知其何所思、何所為，只知面對天搖地動的雷電與豪雨，既不思躲避，也不圖保身。彼等自管端坐那裡，坦然迎接風雨雷暴。要說在這趟旅次中，鄙人曾為此來路頗為不明的一行人所動，應是此刻。

這是真正的聖人氣象。

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春秋亂世，孔門師徒就是以這種大無畏的精神，致力於儒的提升與擴大，並為此後的兩千五百年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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