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雲峰刻石圓筆質疑——兼論鄭道昭書法為方筆
—兼論鄭道昭書法為方筆
作者：待核中
【內容提要】：北魏鄭道昭任光州刺史、青州刺史期間，在今山東平度天柱山，萊州雲峰山、大基山，青州玲瓏山上組織刊刻了40餘處刻石，傳統上稱為雲峰刻石。自包世臣首肯，這組刻石的作者確定為鄭道昭，歷史幾成定論。康有為著《廣藝舟雙輯》，稱雲峰刻石為「圓筆之極軌」，鄭道昭自然成了魏碑圓筆書法的代表人物。
綜合分析比較雲峰系列刻石，筆者認為，這組刻石有些是圓筆，有些方圓結合，而有些完全是方筆，風格相差懸殊，不是出自鄭道昭一人之手，康有為雲峰刻石圓筆說顯然是不成立的。筆者進一步分析得出結論，屬於鄭道昭書丹的刻石並非圓筆，他的書法有些方圓兼備，有些則是典型的方筆。
【關鍵詞】：康有為 雲峰刻石 並非圓筆 鄭道昭 方筆
一、引子
鄭道昭（？－公元516年），字僖伯，自稱中嶽先生，北魏滎陽開封（今屬河南）人，中書令鄭羲次子。《魏書》稱其「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好為詩賦，凡數十篇。」歷官秘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滎陽邑中正、平東將軍、光青二州刺史等。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鄭道昭於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55歲時出任光州刺史，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調任青州刺史。短短几年時間，他在光州轄內的雲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青州轄內的玲瓏山上共主持刊造刻石多達40餘處。刊刻之後，數百年間無人問津，北宋末年趙明誠《金石錄》第一次將《鄭羲上、下碑》、《東堪石室銘》等刻石收入，亦未引起重視，直到清代中後期碑學興起之後，方顯名於世。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大力提倡北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進一步構築了「尊碑、備魏、取隋、卑唐」的書學理論體系。他將魏碑分為三種類型：「一曰龍門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數十種同一體者。龍門為方筆之極軌，雲峰為圓筆之極軌。」
康有為在這裡提到的雲峰石刻，即鄭道昭任光州、青州刺史期間在雲峰、大基、天柱、玲瓏四山上主持刊造的系列刻石。自包世臣第一個確定刻石作者為鄭道昭之後，後人大都尊崇這一說法。康有為將雲峰石刻定為「圓筆之極軌」，鄭道昭自然成了魏碑圓筆書法的代表人物。
二、雲峰刻石書法風格分析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雲峰刻石的書法風格。為行文方便，先將四山刻石羅列出來：
天柱山刻石有：
1、鄭文公上碑
圖一 《鄭文公上碑》拓片
《鄭文公上碑》拓片 局部
圖二 《鄭文公上碑》拓片 局部
2、東堪石室銘
圖三 《東堪石室銘》拓片
3、上游下息題字
圖四 《上游下息題字》拓片
4、天柱之山題字
圖五 《天柱之山》拓片
圖五 《天柱之山》拓片
雲峰山刻石有：
1、鄭文公下碑
圖六 《鄭文公下碑》拓片 局部
2、論經書詩
圖七 《論經書詩》拓片
3、詠飛仙室詩
圖八 《詠飛仙室詩》拓片
4、耿伏奴題字
圖九 《耿伏奴從駕》拓片
5、觀海童詩
圖十 《觀海童詩》拓片
6、右闕題字
圖十一 《右闕題字》拓片
7、九仙之名題字
圖十二 《九仙之名題字》拓片
8、安期子題字
圖十三 《安期子題字》拓片
9、王子晉題字
圖十四 《王子晉題字》拓片
10、赤松子題字
圖十五 《赤松子題字》拓片
11、浮丘子題字
圖十六 《浮丘子題字》拓片
12、羨門子題字
圖十七 《羨門子題字》拓片
13、神人子題字
圖十八 《神人子題字》拓片
14、鴻崖子題字
圖十九 《鴻崖子題字》拓片
15、列子題字
圖二十 《列子題字》拓片
16、赤□子題字
圖二十一 《赤□子題字》拓片
17、雲峰之山題字
圖二十二 《雲峰之山題字》拓片
18、當門石坐題字
圖二十三 《當門石坐題字》拓片
19、山門題字
圖二十四 《山門題字》拓片
20、左闕題字
圖二十五 《左闕題字》拓片
大基山刻石有：
1、南山門題字
2、朱陽台題字
3、青煙寺題字
4、玄靈宮題字
5、北山門題字
6、白雲堂題字
7、置仙壇詩
8、中明壇題字
9、青煙里題字
10、歲在壬辰建題字
11、仙壇銘告
12、郭靜和題字
《郭靜和題字》
13、雙鉤白雲堂題字
玲瓏山刻石有：
1、游槃題字
2、白駒谷題字
3、白雲堂中解易老題字
4、百峰山詩
比較一下刻石拓片，很容易就能發現，雲峰四山刻石風格大不一樣。有的疏宕豪逸，氣勢磅礴；有的謹嚴庄穆，一絲不苟；有的蕭散飄逸，洒脫自然；有的緊峭奇崛，鋒棱逼人。造成個體書家書法風格的差異，固然有書寫環境、書寫工具、書寫心態等因素的影響，但在短時間內一個人的審美思想、結字習慣、用筆技巧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書法風格也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不會超出個人的風格範圍。雲峰刻石是在短短四年時間內完成的，風格差異如此之大，說明這組作品不是一個人完成的。
包世臣得出雲峰刻石「書出一人」①的結論，顯然是受時代的局限。雲峰四山刻石地域範圍大，分布散亂，不宜找尋，更不好槌拓。坊間所見，有很多是複製本。以包世臣所居的時代，幾乎不可能看到所有的拓本真跡。一個時代的書寫風格自然有其共性，人們一般容易被共性所左右，比較注意刻石風格的共同點，忽視了風格上的差異。
從結體類型和用筆習慣上看，青州轄內的玲瓏山4處刻石屬緊峭奇崛類，純屬方筆。
光州轄內的天柱、雲峰、大基三山刻石可劃分為圓筆、方筆和方圓兼備三大類。
圓筆以《鄭文公上、下碑》為代表，包括《東堪石室銘》、《觀海童詩》、《九仙之名題字》、《赤松子題字》、《王子晉題字》、《浮丘子題字》、《安期子題字》、《羨門子題字》、《神人子題字》、《鴻崖子題字》、《列子題字》、《赤□子題字》、《詠飛仙室》、《左闕題字》、《置仙壇詩》、《北山門題字》、《南山門題字》、《青煙寺題字》、《白雲堂題字》、《朱陰台題字》、《玄靈宮題字》、《論經書詩》中間部分共24石。
方筆以《上游下息題字》為代表，包括《右闕題字》、《當門石坐題字》、《山門題字》、《論經書詩》開頭和結尾部分，共5石。
方圓兼備的一類有《天柱之山題字》、《雲峰之山題字》《中明壇題字》、《青煙里題字》、《歲在壬辰建題字》，共5石。
三、以《鄭文公上、下碑》為代表的圓筆類刻石，恰恰不是鄭道昭的作品。
其實已經有人對《鄭文公碑》的著作權問題提出過懷疑了。但包世臣的理論體系太過於權威，太過於肯定，太過於武斷，把人的思維框住了。他很自信地認為：「以《中明壇》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為中嶽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秘穎，研圖注篆』，不虛耳。」②之後康有為、葉昌熾等推波助瀾，在理論上製造了一個「北方書聖」，來自權威的強大的聲音把這些懷疑的聲音淹沒了。
而很清楚的事實是，南北朝時期，至今還沒有見到兒子為老子書丹碑文的先例。兒子為老子撰寫碑文，在漢魏六朝個人文集中也極少見到，即使有，也應該使用第一人稱，而不是《鄭文公上、下碑》中的第三人稱。一個出身豪門大族、身為從二品高官的鄭羲，死後竟無人為之撰寫碑文並書丹上石，還得由兒子親自為其頌功揚名，既不符合鄭道昭的身份和地位，也有悖世俗。這種遭人譏議的事情，決非鄭道昭所為。
《鄭文公上、下碑》均刊刻於永平四年（公元511年），上碑中，鄭羲字「幼麐」，下碑卻變為「幼驎」。二字雖音義一致，但寫法迥異，古人名字用字極為考究，不能隨便代替。上、下碑刻於同一年，從書法風格上看出自一人之手，若是鄭道昭書丹，寫錯了先父的名字，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南北朝時期，避家諱之風甚盛，聞諱必避，動輒得咎。鄭道昭出身名門望族，自幼飽讀詩書，又常年擔任文職官員，熟知禮儀。如為先父撰寫碑文並書丹上石，直呼父親鄭羲大名而一點不避家諱，有悖常理。料想鄭道昭不會幹這等遭人唾罵之事。
鄭羲卒後，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改謚「文靈」。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靈」乃無道之謚也。《鄭文公上、下碑》中公然纂改了謚號，將「靈」字刪去，變成了「鄭文公」。鄭道昭作為朝廷命官，又熟悉本朝典章制度，未必敢冒欺君之罪而親自為文書丹。
北魏時期，光州轄東萊、長廣、東牟三郡，郡轄十四縣，轄區包括今整個膠東半島，光州刺史是最高行政、軍事長官。儘管鄭道昭雅好山水，熱衷於求仙訪道和吟詠題鐫，但也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在一年之內完成如此高質量、高難度的煌煌巨制。《鄭文公上、下碑》刊刻時，鄭道昭已近花甲垂暮之年，在如此險要的摩崖上書丹上石，不僅不符合鄭道昭的身份，其體力也未必能夠勝任。
筆者曾力圖找尋包世臣將《鄭文公上、下碑》的書丹人定為鄭道昭的依據，結果一無所獲。史書中不僅沒有其親自書丹的丁點線索，甚至從未提及其工書。查《魏書》和《北史》，僅稱鄭道昭好為詩賦（雲峰四山共刻其署名詩作5首，可證史書所記不誣）、長於吏治，但找不到其善書的隻言片語。第一次將《鄭文公上、下碑》收入《金石錄》的趙明誠，亦僅指出鄭道昭「為其父摩厓石刻二碑焉」，主持刊造而已，未明確指定作者，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趙明誠治學之嚴謹。雲峰四山刻石中，亦無提及鄭道昭工書，只在《鄭文公下碑》中，有道昭「才冠秘穎，研圖注篆」的句子，好像與書法沾上一點邊，為後人認為鄭道昭工書引為重要證據。其實「研圖注篆」與上碑「研圖注史」含義一致，是指鄭道昭做過典籍、文書之類的工作，並通達經史古籍，不能望文生義解釋為善於篆書，或穿鑿為善於書法。
鄭道昭於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調離光州，52年之後，其子鄭述祖於北齊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復為光州刺史，在雲峰山、天柱山上先後留下了《重登雲峰山記》、《天柱山銘》、《天柱山頌》等隸書刻石。在這一組刻石資料中，鄭述祖亦未明確指出《鄭文公上、下碑》是由其父鄭道昭書丹。《重登雲峰山記》中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然淚下」，「此山正南四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號……其山上之陽，先有碑碣，東堪石室，亦有銘焉」；《天柱山頌》中有「泣觀遺碣，號誦余篇」等句，有人從這些句子入手分析，斷定《鄭文公上、下碑》的作者是鄭道昭。筆者認為這種判斷是經不住推敲的。鄭述祖「自幼游此」，52年之後舊地重遊，見到了祖父的碑記和先父的遺迹，睹物思人，難免生出些感慨，不一定非是先父親自書丹的碑記才能觸發鄭述祖的情懷。
其實，關於《鄭羲上、下碑》的作者，碑文中已透露出一些信息，在上碑第15行和下碑第40行均有「於是故吏主薄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未刊，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玄石，以揚非世之美」的記述，碑文的撰寫者應該是鄭羲的門生故吏程天賜等人。至於由誰書丹，則較難確定，照常理推測，一般也應該是程天賜一班人。但碑刻刊造時，鄭羲已故去19年，其門生故吏垂垂老矣，為文尚可，親自書丹恐怕已力不從心了。書丹者一般應是鄭道昭的光州幕僚或朋友。青州玲瓏山的刻石風格與雲峰三山刻石風格差別很大，說明玲瓏山刻石書丹人已換成了青州的僚佐。
四、哪些刻石出自鄭道昭之手
《右闕題字》刻在雲峰山西峰的東壁上，刻石內容是：「雲峰山之右闕也，棲息於此。鄭公之手書。」細審此刻，位於刻石末尾的「鄭公之手書」5字，字較前面小一些，刻石方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像是一個人的作品，顯然是他人補題，那麼，前邊的題字毫無疑問應出自「鄭公」鄭道昭之手。
這則刻石是較為典型的方筆書法，「右」之「口」字筆畫方折，稜角分明，「闕」之外框和「棲」之「西」部結字方整，運筆也純以方筆為之。天柱、雲峰大基三山刻石，與此風格類似的另有《上游下息題字》、《當門石坐題字》、《山門題字》、《論經書詩》開始和結尾部分。這一組刻石應該都是鄭道昭的作品。
方圓兼備的另一組5種刻石，書寫風格和結字習慣與方筆類一組接近，而且雲峰、天柱兩山是鄭道昭命名的，他本人題寫山名更合乎情理，因此，這一組刻石，也應該出自鄭道昭之手。
這一類刻石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字數都比較少，位置比較平緩，這也符合鄭道昭的身份和年齡。
五、結論
雲峰刻石風格相差懸殊，有些是圓筆，有些方圓兼備，而有些完全是方筆。康有為雲峰刻石圓筆說顯然是不成立的。雲峰刻石不是出自鄭道昭一人之手，屬於鄭道昭書丹的刻石恰恰不是圓筆，有些方圓兼備，有些則是典型的方筆。
註：①②包世臣《藝舟雙輯》。
附：
雲峰四山北朝刻石作者分類一覽表
【雲峰山刻石歷代集評】
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於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劗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褚、虞、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古真書以來，一人而已。
余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
——葉昌熾《語石》
雲峰山為大觀，結體奇肆而神態靜漠，筆筆舒暢，字字安適，觀行行流動。觀第一筆則不知其第二筆如何著手而始可。觀第一字則不知第二字如何位置而始安。及觀其全則又若隨意出之而無奇。不求異而人自不能同之，不求工而世自不能過之，此真人力天工各臻神妙。而世人乃猶敢就形跡以求之，譬如和陶潛之詩，真妄人矣。雲峰諸種中，鄭文么上下碑最俗，然學之者猶有傾側之病，何也？以其筆劃之舒徐也，惟其舒徐，故神全而形似曲，今之學鄭文公者，有不中曲之畫乎？方且以為鄭文公之畫，皆曲也，如此又不安能窺其堂奧耶？
——張宗祥 《書學源流論》
寫《鄭文公》，當並參《鶴銘》、《閣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氣。形質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又云：雲台山皆道昭書，而碑體謹嚴(案謂《鄭文公碑》)摩崖較縱，其超逸蹈躚，真令人對之飄飄然有凌雲氣也。論韻格，恐在《鶴銘》上。
——沈寐叟《與謝復園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