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蒂安·巴利巴爾 | 對國際好客權的呼籲
原標題：艾蒂安·巴利巴爾 | 對國際好客權的呼籲
對國際好客權的呼籲
文 | 艾蒂安·巴利巴爾
譯 | 王立秋
編者按
保馬今天推送法國學者巴利巴爾的文章《對國際好客權的呼籲》。在這篇文章中，巴利巴爾主張對移民採取更為寬容的准入態度：在他看來，各國政權對於移民的干涉和阻礙是一種暴力，這種來自國家的干涉實際上將人從文明社會中驅逐出去，變成了赤裸的存在。因此，「國際好客權」（an international right of hospitality）意味著「流浪者可以對『主權』國家佔上風，以防止他們的尊嚴和安全遭到系統的踐踏」。
巴利巴爾的觀點代表了西方左翼知識界對移民問題的典型態度，但小編認為對普遍權利的呼籲不能替代具體的拷問。官方對難民身份的限制「不記錄內戰或經濟戰爭、獨裁或對民主的限制，和環境災難等」造成難民問題的根源，從而造成移民被置於文明之外的境地，這是巴利巴爾的出發點，但他的思考最終落在了一種普遍的「國際好客權」上，同樣忽略了上述根源。這樣一種普遍權利只能在大規模移民產生後給予他們不被懸置的保證。但是，如果不能正視並解決問題的源頭，不能停止對中東國家的武裝干涉，不能改變發達國家剝削第三世界這一全球體系上的不平等，那麼移民問題將在實際上對那些普遍權利構成挑戰。
本文譯自Etienne Balibar, 「A call for an international right of hospitality」,原載OpenDemocracy.net, Au, August 18, 譯者通過NewAge的轉載譯成。感謝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刊載譯文。
（在利比亞海岸外為船隻所救，試圖跨過地中海前往義大利的難民，2018年1月——Press Association/SOS Mediterranee/Laurin Schmid）
在當前的情景中，我們急需通過用合法的、在國際上得到承認的反-權力，來對抗各國政權，以限制其任性。
地中海盆地的情景持續惡化：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這在某種程度上還成了掩飾：實際上，是各國在建立或容忍滅絕的方法，歷史肯定會證明，這是罪行。在這二者之間，我們也發現體現了「公民社會」團結之努力的動議和行動：庇護城市、「人口偷運」，救難船——但太過於經常地，在公共權威的敵意下，這些行動又被迫成為了貓和老鼠的遊戲。
這個情景，在世界上並不獨特。但對我們歐洲公民來說，它有著特別的意義和迫切性。它呼喚我們對國際法進行結構的調整，以承認好客，也是一項「基本的權利」，並因此而給國家強加一些義務，這些義務至少應該有和戰後幾大宣言（1945年，1948年，1951年）一樣的效力。因此，我們必須談談這件事。
首先，我們談論的是誰？我們談論的是「難民」嗎，還是「移民」，還是一個另外一個不同的，包括二者的範疇？我們知道，這些區分，既是行政實踐的核心，也是針對後者的反對的核心。但首先，我們承認的權利的類型，和我們描述這些人的這些權利遭到剝奪這個事實的方式，也取決於我們如何指定這些有待保護或限制的人。
「流浪者(Roamer)」是我想到的詞。它讓我想談論遷移的流浪，或者說，談論移居而不是移民。國際好客權，必須以我們的全球化的世界的流浪者為對象，並反思遷移的流浪（特別是作為圍繞它的行程凝聚的暴力的結果的流浪）的性質。
一些論證也支持這種看法。首先，抑制所謂的非法移民、和識別「假難民」的執念，最終生產出一種「對庇護權的反轉」（根據法國政治科學家傑羅姆·瓦呂依的說法）。政府使用「難民」這個範疇，為的不是組織對那些逃離自己之前的殘酷處境的人的接待，而是為了使那些不符合特定形式標準的人、或那些在質詢期間不能正確回答問題的人非法化。
然而，如果官方的標準的限制性不是如此地超常——以至於它把對難民身份的爭取，和自由移動的權利完全切割開，同時，它也使一切嚴肅的挑戰都無法觸及國家的權威——的話，那麼，這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也不記錄內戰或經濟戰爭、獨裁或對民主的限制，和環境災難等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今天之流浪的根源。而且，通過否認這些現實本身，並因此而傷及經驗這些現實的人，國家把大規模的移民，變成了他們一個難民營接一個難民營搜尋的，無避難所的難民。對這個區分的各種使用（和誤用），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今天的問題，以尋找一個同時也構成法律的解決方案。
然而，正如我們從先前的辯論中，我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為此正名。人道主義的概念，是明確要求這點的，即，移動自由，應該和言論自由或人身保護權一樣，是一個基本的人權。它預期國家儘可能地不要去反對它。而自由主義的概念，也從「放行」（放人、商品、資本和信息）角度，表達了同樣的要求。自由主義的平等至上主義的變種還會堅持，限定改變居住地的權利——只給有權者和幸運者這個權利，而排除窮人和被剝削者——是不義的。這些推理要麼乏力，要麼缺乏基礎，但在我看來，它們看起來也沒有提及當代移居的特性，因為它們都把國家針對這些悲慘情景的干涉帶來的衝擊給中性化了。
對世界人權宣言中包含的，關於流通、居住和避難的概念的嚴格應用，看起來更合適：一方面是因為它關聯相反權利（比如說，移出的權利和回歸的權利）的，一致的邏輯；另一方面，也和它避免創造無權利的個體或非-人的關懷有關。
無論如何，這些概念的大的局限在於這個事實，即，民族國家的歸屬、和地理的主權構成了一切保護人的裝置的絕對視域。同時，在當前的情景中，我們急需通過用合法的、在國際上得到承認的反-權力，來對抗各國政權，以限制其任性。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採取一個超越這些文本的舉動：表達一種好客權。根據這個原則，流浪者（和那些幫助他們的人）可以對「主權」國家佔上風，以防止他們的尊嚴和安全遭到系統的踐踏——就像今天發生的這樣。
不過，指出1948年的核心句子之一，也是必要的：「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世界人權宣言第六條）。任何地方意味著，在移民局，在邊境管制期間，在難民營，和可以想像的、在海上漂浮的充氣救生筏底下也一樣。它包括那些權威必須履行其義務的地方，也包括那些必須抵抗國家——因為政權總有犧牲人權以求「安全」和「認同」的內在傾向——的地方。對流浪的移民來說，原則的原則是，他們也享有可以靠既定國家的法律和規定來貫徹的權利。這也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特設轄區或普通法管轄區為自己辯護、或獲得代表。
從這個原則，我們可以引出一些推論：
——禁止推回，不驅離：我們不但不能暴力地把流浪者從一個邊界驅逐到另一個邊界，而且，我們還必須確保，他們能夠在尊重他們的尊嚴、他們的身體的完整、他們的個體的自主、和考慮他們經歷的苦難的境況中，表達他們的需要。「舉證的責任」不應該壓到流浪者身上，而應該落到遲疑著，不願適應流浪者的政權頭上。
——政權及其在邊界上、或領土內行動的警力，不能殘忍對待流浪者：這個概念，唉，涵蓋了從對沒有法律身份的個體施加的暴力，到創造特麗莎·梅（當時她還是內務大臣）所謂的針對外國人的「敵意環境」，和使他們與家人分離，關進難民營的一系列的傷害。
——政權也不能拉清單，基於種族的、文化的、宗教的或地緣政治的標準（儘管它們也需要防備恐怖分子的威脅——他們可能會以流浪為偽裝）事先否定某些國家出身的人的入籍權。
——軍事行動不能冒傷害流浪者（他們是人口販運網路或組織的受害者，而不是它們的操縱者和老闆）的險，去試圖摧毀人口販運網路或組織。更不容置疑的是，我們應該判定，禁止救援行動、或試圖阻礙救援行動的決定，屬共謀（可能還是反人類）罪。
——政權不能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而把對移民和難民潮的管理外化出去。特別地，他們不應該與就當是的情景而言，被指定為「安全」的第三方國家商定什麼交換協議。儘管異常地羞恥，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樣的協定把他們放到了和那些被他們譴責的，罪惡的「販運者」相同的水平上。
這些條款描述的，更多是限制或禁止，而不是行為。這與司法話語（在它試圖糾正一種被施與的暴力或一種虐待的時候）的性質也是一致的。我們的目標不是通過法令來結束移民或尋求避難所的人的流浪，也不是根除那些導致他們出離（原居住地）的原因。相反，我們的目標是，防止國家政治在給這些原因分級的掩飾下，把出離轉變為一個滅絕過程。出離而流浪的移民，和那些幫助他們的人，應該得到法律的支持，這樣他們才能夠抵抗政權的任性。這可能是件小事——但也可能是件大事。
眼下還不存在好客的權利，因為好客是一種源於自由的，集體的性情。它尚屬一種「共享的責任」（就像法律理論家米雷耶·德爾瑪-馬爾蒂提出的那樣）。但與緊迫程度相應的，好客的權利，激增的公民行動，是應該有的。這個權利超越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僅限於登臨權的「世界法」的命題，它將使康德闡明的基本規範普遍化：我們不能把外國人當敵人對待。不過，這一事態（即把外國人當敵人），恰恰是政權反對全球移民的數量不斷增加的政策導致的結果。
流浪者不是一個階級。他們不是一個種族。他們也不是「群眾」。我要說，他們是人類的一個流動的部分，他們被懸置在一種拔根的暴力，和一種壓迫的暴力之間。流浪者只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一小部分），但他們也是一個有高度代表性的部分，因為他們的境況，濃縮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的效果，也因為他們是雅克·朗西埃所謂的，那個沒分的部分(」la part des sans-part」)。換言之，他們承載著權利的缺失，而要讓人類再次平等，我們就必需彌補這個缺失。
這是一個人類要不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排除到子宮之外，或人類要不要把這裡的正當要求整合到它的政治秩序、整合到它的價值系統中去的問題。這是一個文明的選擇。這是我們的選擇。
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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