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協定》到底是如何誕生的

原標題：《塘沽協定》到底是如何誕生的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1933年3月30日，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併兼任外交部長。此前，蔣介石已定下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汪到任後，力主由抵抗交涉並存轉變為對日談判的政策。4月中旬以後，汪一面尋找、委託第三國斡旋，一面派出親日派、知日派人物多方奔走，頻頻與日本駐華、駐外官員接觸，探聽日方真意。4月27日，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陳儀在滬對日本駐華公使館助理武官根本博中佐轉達了軍政部長兼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關於中日停戰談判的意見。當時日本當局鑒於長城沿線中國軍隊之英勇抵抗，擔心孤軍深入並被中國軍隊入熱河切斷其補給線而全軍覆沒，加之英美等西方大國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日趨尖銳；同時，這一時期日蘇關係亦趨緊張，因而同意與中方談判。4月29日，關東軍電示根本博：若中國軍隊按日方要求撤軍，可以談判。「根本博在上海，按照關東軍的示意，與中國當局探索雙方停戰意向，停戰問題逐步趨於具體」。（《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上），第228頁。）

長城抗戰中國軍隊戰鬥序列

5月3日，國民政府按照早已內定之計劃，任命親日派人物、前外交部長黃郛為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具體負責與日方談判。日本為取得談判中的有利地位並壓服國民政府接受其條件，發動了長城戰役的第三階段攻勢。5月15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發表聲明：「中國軍隊如果斷然放棄原來的挑戰態度，撤退至遠離（偽滿洲國）國境線（此時已指熱河省境）地區，我軍將迅速回到長城一線。」5月17日，關東軍在《關於長城以南地區第一次作戰的停戰善後處理方案》中提出：「要利用華北方面戰局進展有利的現狀，因勢利導，使敵人不得已而提議停戰，我軍即接受提議，進行談判。」（《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第516頁。）在日本硬軟兩手交替作用下，5月17日，「黃郛認為時機成熟，自上海趕赴北平」。（《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上），第231頁。）5月18日，日本參謀本部決定，由日本駐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負責停戰談判。同時，參謀本部向關東軍及駐平津地區日軍下達了《華北方面停戰指導要領》。

黃郛

5月22日，黃郛與永津等進行了初步談判。「經徹夜協商達成協議，於23日晨擬成《停戰方案備忘錄》。當日午後，何應欽即予以承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上），第231頁。）這就是何應欽急令傅作義部和第29軍駐守三河部隊後撤之內幕。備忘錄系日方提出，內有停戰條件四項，並約定擇日由雙方代表達成正式停戰的成文協定。（《近五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42頁。）5月25日，何應欽派代表、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徐祖詒以北平軍分會上校參謀徐燕謀的名義赴密雲，向日軍第8師團長兩義一中將正式提議停戰。然後在日方擬定的《關東軍司令官之意志》備忘錄上簽字，雙方就停戰談判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熊斌：《塘沽協定經過》，載《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69頁。）隨後，關東軍司令官命令各部隊停止作戰行動。在前線將士浴血抗戰之時，國民政府卻積極謀求對日妥協。消息傳出，全國民眾與輿論嘩然，反對之聲驟起。但汪精衛、黃郛等意志甚堅，汪精衛在給黃郛的電報中稱：「弟以為除簽字於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任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汪兆銘致黃郛電》，載《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50頁。）5月25日，南京國防會議通過決議，同意接受日方停戰條件，但要求「只限于軍事，不涉政治」。（《汪兆銘致何應欽黃紹竑黃郛電》，載《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第258頁。）

1933年5月30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塘沽華北停戰會議

5月30日，中日停戰談判在塘沽日陸軍運輸派出所正式舉行。中方首席代表為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日方首席代表為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寧次。日本海軍艦隻同時開入塘沽港以示威脅。談判開始，中方隨即提出了有關恢復戰區原狀、維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見書。日方提出已印好的停戰協定草案，基本內容與5月23日晨的《停戰方案備忘錄》大致相同。岡村寧次則蠻橫地表示：「鑒於此次停戰協定之性質（意為日軍在戰場上佔據了有利態勢），只需質問中方是否同意關東軍所提示之協議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第232頁。）威逼之意，溢於言表。5月31日，在日方所提原案不得改動一字的條件下，中方首席代表屈辱地簽了字，被稱之為《塘沽協定》的城下之盟終於產生，並立即生效。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戰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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