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談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及戰略互動

韋愛德（Edwin Winckler），美國政治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曾師從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於哈佛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後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魏德海東亞研究所教授和研究員達40年之久。他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等高校教授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比較政治、比較政治社會學等，並依託上述學科理論研究中國問題，著有《台灣的政治經濟學》（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1988）、《管理中國人口》（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From Leninist to Neoliberal Biopolitics，2005）等學術專著，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韋愛德還曾擔任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顧問、美國國務院政策諮詢專家和原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顧問等職。

他本是一個與中國毫無瓜葛的美國人，卻幾十年如一日，注視著中國、研究著中國；他是著名的人口問題專家，對於中國人口制度的分析精準深刻，並成功預測了中國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某些轉變。他親歷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互動性戰略調整，他常年在中國調研，與中國政界、學界互動交流頻繁。他，就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愛德。

在2017年金秋與2018年8月的兩次訪談中，韋愛德教授就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以及40年來的中美關係的變化、未來走向等問題，從戰略、歷史和政策角度，回答了筆者的提問。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印象

張梅：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這麼多年來您一直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出版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知道您和中國有著綿長而深厚的淵源，記得您第一次訪問台灣是在1969年，第一次訪問大陸是在1979年，這對當時的西方學者來說，是非常難得也是非常少見的。請問您當時為什麼考慮來中國？您眼中的北京當時是什麼樣子？

韋愛德：我1969年第一次去台灣是為了學習漢語，當然後來也作了一些研究，當時因為「文革」的緣故，我未能去成中國大陸。後來終於如願以償：1979年底，我作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代表團的臨時成員，應北京城市規劃部門的邀請，陪同美國城市規劃部門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北京等城市。那時的北京與現在很不相同：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不過那時自行車是被大街上的行人騎著，而不是現在這樣在人行道上成堆地躺著！

東道主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對我們這些國外來的客人非常友好。當時我驚訝地發現，儘管經歷了十年「文革」，人們對公共議題和話題的興趣卻仍然很高，最近我在北京的調研（2017年11月至12月我又到了北京調研）也表明，這種情況依然如此。

張梅：您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嗎？這個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韋愛德：我不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成員，儘管我在20世紀70年代曾和他們一起工作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成立於1966年，是由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公民、宗教和商業領袖組成的一個廣泛的聯盟。委員會的創始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公眾與中國公民的對話將增進彼此的相互了解，這是穩定和富有成效的中美關係的基石。成立初期，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廣泛傳播信息及公眾教育。可自1972年促成了中國乒乓球隊歷史性的訪美後，委員會開始成為美國對華開展公共政策交流最主要的組織。

委員會成員現由來自全國各地的800多名美國人以及80多家公司組成，作為一個免稅組織，其資金主要來自美國國務院、私人基金會、企業、委員會成員和其他感興趣的公民資助。20世紀80年代，委員會將其在公民事務、教育、表演藝術和體育等領域的交流幾乎擴展到了美中交流的各個領域，促進了美中雙方在社會治理、媒體、城市規劃、國際關係、經濟規劃和管理等方面的持續交流。近年來，雖然委員會的很多辦事程序已經順應時勢作了改變，但基本宗旨沒有改變。

我認為，在全球化趨勢日趨明顯，美國與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利益摩擦日趨增多的今天，保持類似委員會這樣的溝通渠道的暢通，無疑十分重要。

從研究人口問題到全面解讀中美關係

張梅：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您看來，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哪些有代表性的進步？對世界有什麼影響？請您用親歷見證的實例加以說明。

韋愛德：改革開放是一件好事情，也為我個人帶來了機遇，我得以到中國大陸，見證並了解真實的中國。就我個人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改變是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可以參與到你們生育計劃的考察、了解和改革中來——我參與了1988年、1993年、1998—2000年、2002年和2005年的計劃生育工作，並在2002年應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邀請擔任該委員會的顧問。

中國是一個生育大國，可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人口出生率突然大幅度下降，這讓國際社會很是吃驚，為此，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於1993年專門派出一個研究團隊來中國調查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我作為研究專家加入到這個特派團中。經過我們的調查發現，部分原因是由於一些地區在1991—1992年執行計劃生育，使得中國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但1995年中國在實現了「低而穩定」的生育率後，停止了此類大規模執行運動。1998—2000年間，我參加了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舉行的一系列研討會，當時中國政府陸續派人口政策代表團前來美國參加與人口管理有關的「高級領導力培訓」項目，我的任務是向他們講清楚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如何成為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問題的。2002年，應當時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盛情邀請，我還研究了該委員會的改革方案，採訪了中國一些中央和省部級官員，並訪問了兩個改革試點地區，其中一個是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靠近俄羅斯邊境的偏遠縣。

在我看來，中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是現代歷史上最快的，嬰兒的性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這些變化導致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社會保障危機迫在眉睫，引發國內外關注。中國人口變化背後的政治進程是什麼？中國的人口政策對於政權穩定、中國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麼政治影響？基於這些思考，我與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合作寫了《管理中國人口》一書，通過對中國人口政策的全面解讀，記錄了1949年後中國人口的逐步「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以及政權、行業和個人管理能力的顯著增強。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從「強硬的」生育計劃方式向「柔性的」管理方式轉變，實現了國家的間接監管和公民的自我監管。我的書將政治學與人類學研究結合起來，發展了一種新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不僅展現了對政權能力（regime capacity） 「從上到下」 的政治學分析視角，而且包含了人類學「生命權力」（Biopower） 「從下到上」的分析視角，更改進了過往研究對於制度形態和大眾影響認識的不足，完成了「為制度分析注入情感」的任務。

我認為，中國的人口管理為我們理解中國社會和政治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創新性的分析視角，我力圖從政府和社會的角度，從收集到的文件、長期的實地調研以及對眾多人士的採訪——例如我採訪了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宣傳者和批評者、守望者和抵抗者等——來講述這些轉變和其中的故事。本研究還揭示了行政對個體生育的深度干預，以及這些干預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深遠影響。人口政策曾經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落後領域，而現在正幫助中國走向更現代化和國際公認的治理形式。未來，中國將更依賴於市場化的變革、公共空間的擴展、廣泛社會參與、法治社會與制度化變革，更加註重人口質量、人口政策與衛生等，解決經濟快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環境、治安等問題。

張梅：可是，據我所知，後來您的關注點發生了一些變化，無論是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移民問題，還是對氣候變化、中美關係等，您都發表了很多見解，甚至在財新網開設了個人博客，訪問者超過21萬。請問您後來關注點有所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韋愛德：2010年後，我轉向了與中國學者的學術交流，主要是應他們的要求，試圖向其報告美國學界關於美國政治和美中關係方面的最新見解。我曾在中國各機構發表演講，主題從時事政治到社會科學理論，這些機構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中央編譯局、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每次我到中國來，我都會更新我的PPT。2017年來中國演講的主題是關於特朗普，因為很多中國學者都想了解他，但是我試圖解釋的是影響美國政治和美中關係的更多結構性因素。為了回應中國為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強調其價值觀所作出的努力，我還講授了美國意識形態的本質和社會科學的價值取向——我特別喜歡與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交流，因為這能幫助我理解中國學者的基本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在我看來，美國意識形態之爭主要是溫和左派和極右派之間的博弈，也就是民主党進步派和共和黨保守右翼之間的博弈，意識形態博弈主要體現在民主黨的大政府主張與共和黨的小政府主張之爭，以及不同國家不同區域之間、種族之間有關政府、經濟等問題的博弈。儘管美國的政治家在演講中經常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價值觀，但是由於不同黨派之間很難達成一致，實際上很難說美國有統一的核心價值觀。

此外，在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召開前，我還就奧巴馬政府在氣候控制方面取得的進展發表過演講和文章。2017年秋季，我曾提交了一篇關於儒學與氣候治理的文章。我認為，如果要看人類長期的將來，應該慎重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氣候變化存在多種可能性，克服這一難題要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要了解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其次是採取措施限制氣候變化幅度，最後是克服或適應氣候變化。事實上，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很多關於「天人合一」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和文化資源，應該深入挖掘、廣泛宣傳，推動儒家文化在氣候治理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控制氣候變化作出貢獻。

美國的全球大戰略基於哪些原則

張梅：美國公眾、企業和政府如何看待並回應中國的改革開放？

韋愛德：很明顯，你問了我一個大問題，我不能一下子給你滿意的回答。總體來說，當前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批評意見頗多，因為美國人認為自己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幫助很大。最初，美國想要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對抗蘇聯，可是實施之後，美國人差不多忘記了這項政策。然而，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人最初預想的方向發展，研究或制定對華政策的美國人越來越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當前他們正在設法調整政策，以便更好地保護美國的利益，但是同時他們又不希望對兩國關係造成太大傷害。

張梅：對比中國，美國在這40年走的是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中美雙方各自採取了怎樣的發展戰略？

韋愛德：關於美中雙方各自的發展戰略，我將分享給你一篇我發表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5》這部論文集中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我2014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整理的，它描繪了美國和中國之間40年來的戰略互動。

事實上，從19世紀20 年代開始，美國就已經成為美洲地區獨一無二的大國。從20世紀40 年代開始，美國已經成為主要的全球性大國，有許多盟友，已經形成相當清晰的全球大戰略，即美國主導美洲，同時防止其他大國主導歐洲或亞洲。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不久，布希政府和隨後的柯林頓政府就已經開始構想後冷戰時期的美國領導地位。其基本理念是，既然美國已不再受蘇聯鉗制，那麼應該將其領導地位從「自由世界」向全球擴展，美國不僅應在軍事領域，而且應在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也掌握領導權。美國的全球戰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條原則。

一是阻止競爭性大國（Rival Power）的崛起，誘使上升中的國家與美國合作，如果後者不配合則對其採取限制性措施。我不認同現在有些學者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必有一戰的邏輯。這個概念源自古希臘，基本意思是斯巴達是守成大國，雅典是正在崛起的國家，兩國因安全問題引發戰爭。但事實是，那時佔主導地位的波斯沒有直接參与戰爭。再舉個例子，歐洲大國在過去四五百年間並沒有發生權力轉移，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間很少直接發生戰爭。事實上，守成大國為爭取更多霸權，總是試圖把崛起中的新興國家整合進已有的國際體系內，而不是孤立或攻擊它們。同時，崛起國家通常也想加入已有的大國陣營，而並非想著推翻它們。美國可以接納新興大國的崛起，前提是後者擁護和平繁榮的國際秩序，哪怕雙方對這一秩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美國不會接納一個挑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新興大國，也不會接受一個想要支配西歐或東亞的新興力量。

二是識別並應對重大威脅。其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例如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是重大威脅來源之一，現在網路空間和太空也被涵蓋在內。而中國在後兩個領域內發展迅速，因此重要性日益凸顯。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美中兩國如果能夠在原則上達成共識，那麼就可以在實踐中解決分歧。

三是通過「民主化」，使得世界上其他國家逐漸向美國靠攏。這一點不僅便於美國行事，同時美國也認為可使其他國家受益。而人權則是這種民主化的附帶原則（顯然中國強烈抵制西方版本的「民主化」和「人權」概念），不過，現在美國已經不再積極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四是通過市場化，以美國為藍本逐漸重塑世界。美國認為這一原則同樣也有益於其他國家，能夠帶來經濟繁榮。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對華戰略的基調一直是鼓勵中國發展經濟和外交，同時通過維持在西太平洋的強大軍事存在「勸阻」中國軍隊進行軍事「冒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運用這一原則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中國現已融入全球經濟，並且歡迎進一步的國際市場化。可是，中國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並推動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張梅：那麼，在您看來，中國採取了怎樣的發展戰略？中美關係又為此做了哪些「互動式調整」？您怎麼看待雙方的這種戰略互動？

韋愛德：如果說美國長期以全球領導地位作為其戰略主題，那麼中國則是一直將和平發展作為其戰略主題。眾所周知，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就不斷強調和平原則的重要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將和平視為其發展的先決條件。進入21世紀後，儘管國力不斷強大，中國仍不斷重申其發展是「和平崛起」。

近來，中國調整了國家戰略，將注意力從大國轉向周邊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和戰略盟友（尤其是金磚國家）。因此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中國積極倡議在交通物流與外交方面對亞歐大陸進行整合，明確中國在亞歐大陸的定位，這可以被看作通過進取戰略維護中國長遠利益的舉措。然而，量變（少做變為多做）會帶來質變（從雙邊向地區，從西進向東進，以及從海洋向大陸轉移），而質變會為中國此前宣布的戰略目標與原則增加新的內涵。

總而言之，自1950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戰略主要聚焦於地區層面，關注國家自身以及近鄰，維持國家政權穩定，保護中國主權，同時發展經濟。在公開場合，中國最為強調對外主權，而其中台灣、西藏和新疆又是重中之重。很明顯這意味著，儘管常強調和平解決爭端，但是中國保留在上述核心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使用武力的權利。顯而易見的是，不論中國是否將其列為核心利益，在政權安全和經濟發展方面都不會作出讓步。美國也力圖使中國在上述核心利益領域感到安心。奧巴馬一再強調，美國將持續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主權問題上，奧巴馬公開重申其2014 年11月與習近平在北京進行的談話，美國承認台灣是「一個中國」的組成部分，西藏（更不用說新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特朗普上任後，美國的問題特別體現在執行層面，特朗普政府至今沒有任命新的外交團隊，外交部依然是個空盒子。共和黨的戰略家科恩（Eliot Cohen）認為，特朗普已經破壞了美國與大多數國家及地區的關係。外國領導人們正在調整他們與美國的關係，不管是區域和全球，還是政治與經濟。即便下屆美國總統有新人選，問題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決，因為民粹主義選民對美國對外參與過多不滿意。美國的知識分子和外交政策精英原本有共同的方向，但現在越來越分裂，尤其是在共和黨內。

隨著權力的轉移，美中兩國現在都在調整它們的戰略，美國做得少，中國做得多，美國的權力現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佔主導地位，它在經濟、軍事上的優勢正出現問題，同盟關係也在減弱，而中國的支持者在增加。中國有繁榮的經濟、強有力的領導者和精明的戰略，如果把美中各自的情形作對比，中國佔優勢。但仍有不少國家懷疑不斷強大的中國將來會怎麼做，這一點中國也需注意。

特朗普的粗暴方式不能解決問題

張梅：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進入新時代」，請您談談對此的理解，以及對未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中美關係的展望。

韋愛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去年從9月中旬到11月中旬都在中國，通過CCTV13確實聽到了很多關於十九大的介紹和評論。10月中旬，我在成都停留了幾個星期，看到習近平主席發表演講，報告用時三個半小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認為十九大為中國在未來30年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切合實際的計劃，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好的。

說到美中關係，不管是誰當選美國總統，區別可能不是很大。因為最近幾年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和分析家都認為，美國應該調整關於中國的政策。1978年以後，美國為了培植對付蘇聯的盟友，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但是沒有誰能猜到，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後，會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如此強大。關於美中貿易摩擦，我對當前兩國之間的對峙感到遺憾。當然，正如兩國所理解和希望的那樣，雙方都需要進行一些調整，但是在我看來，特朗普的這種無知和粗暴的方式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我非常希望美中關係在一個良性的軌道上發展，不然以後我來中國開展交流和調研都不方便。

可是說到對美中關係的未來展望，我持非常審慎的態度，認為在討論美中關係時，人們往往會強調兩國相對權力的變化以及彼此帶給對方的威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從根本上說，美中關係不是這麼困難！兩國領土相距甚遠，很難給對方的生存帶來致命威脅；美中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補的，且經濟上的競爭也是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儘管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但是兩國人民對對方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均存有好感。當前，兩國的利益分歧在不斷增加，某些涉及非傳統安全的問題，例如核擴散、太空、網路安全等問題也確實不易處理，但是兩國的共同利益在增加，諸如維持全球經濟增長，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甚至為海洋安全制定相應的政策等。美中兩國在什麼情形下可能發生戰爭？在我看來，軍艦意外碰撞、台海衝突、第三方找了麻煩、朝核問題以及經濟衝突等，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需要注意。但是這些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沒有太大關係。美中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很可能是通過某些特殊問題的具體合作來實現，尤其是當重要的全球問題只有美中兩國協作才能解決的時候。

根據我對改革開放以來美中兩國40年的戰略互動，可以判斷，未來幾十年的美中關係將變得更加困難，重大機遇與重大挑戰並存。美中兩國間可能會發生危機（例如正在升級的貿易戰），但是鑒於雙方都在測試並且了解對方的極限，危機還是有望可控的。兩國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因為這對雙方來說都將是一場重大災難。然而，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雙方絕不可能兵戎相見。這種可能性要求美中兩國嚴肅地關注這個問題，以便努力避免戰爭。

（作者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務幹校副教授、CCG華僑華人研究所副所長）

原標題：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及戰略互動——訪美國政治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愛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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