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勇|王爺紛爭：觀察義和團戰爭起源的一個視角（上）
原標題：馬 勇|王爺紛爭：觀察義和團戰爭起源的一個視角（上）
內容提要
1900年是二十世紀開端，這一年所爆發的義和團戰爭是中國歷史巨大不幸。這場戰爭在過去一段時間一直被解讀為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稍後又被解讀為愚昧民眾的排外主義。
其實，如果結合1898年之後中國內部政治發展演變，分明可以覺察到清廷內部各個王爺圍繞著大阿哥事件的權力鬥爭始終左右並深刻影響著中外關係。
義和團戰爭其實只是清廷王爺政爭的延續，由內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內政，各國公使和各國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宮內部的權力廝殺。
關鍵詞 大阿哥事件 王爺紛爭 義和團戰爭
如果從1840年中國被迫踏上現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國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國雖說經歷過1860年英法聯軍、1884年中法之戰和1895年甲午戰爭三場對外戰爭，只是從總體上說，這三場戰爭都屬於局部戰爭，且中國方面注意及時止損，避免了大規模衝突。六十年的主基調就是和平發展，趕超東西方。
然而後來回望，為什麼經過六十年發展，中國竟然在1900年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排外運動，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反帝愛國運動呢？這場運動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視角進行觀察，究竟應該怎樣評估呢？對中國對世界究竟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壹
被撩撥的民族主義情緒
義和團戰爭的發生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是中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後一個無法避開的重要環節，是自1840年中國與西方開始交往後民族主義情緒的總爆發，也是先前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
甲午戰前幾十年，中國利用國家管制方式發展經濟獲得了巨大成就，確實恢復了往昔盛世氣象，即便傳統史觀所說的「同光中興」並不一定代表歷史真實，中國在1890年代初期確實與先前不太一樣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場規模並不大的戰爭幾乎耗盡了中國先前幾十年的積累。更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先前幾十年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新政可能只是一場「跛足的現代化」，中國的發展必須另找參照系，中國必須在政治上有辦法。這就是稍後所謂「維新時代」所要直面的主題。
從比較嚴格意義上說，「維新時代」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開始了。整軍經武，允許地方進行自治試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為新社會階級誕生掃清制度層面障礙。應該說，經過幾年發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維新基本特徵「維新時代」進展順利，緩慢的政治變革一直在有序進行。中國確實走上了一條正確軌道。
然而，由於中國經濟在甲午戰後恢複發展太快，特別是《馬關條約》允許「日本臣民」到中國自由創辦企業，允許自由貿易。那時的國際資本正如列寧所說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的重要性遠大於對領土的覬覦，因此在甲午戰後不幾年，外國資本就像潮水一樣湧進了中國，先前爭論不已的鐵路開始修築了，而且很快構築了影響後世的基本路網；沉睡幾萬年的礦產資源開採了，近代中國許多基礎項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戰後迅速開建。這是一個近乎失控的大發展，必然衍生許多問題。
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憑藉的是國際資本。國際資本除了要獲取利潤最大化，當然還看重資本的安全和便捷。我們過去說列強在甲午戰後有個「瓜分中國的狂潮」，其實就是指國際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後，一方面希望「整片開發」，減少成本，提升利潤，與中國政府協商集中投資，比如英國將資本主要集中在長江領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國集中在山東，法國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於中外貿易額度大幅增加，遠洋巨輪在經過漫長航海靠岸後總需要修整維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員也需要登岸休養甚至需要一些「無煙工業」，因而在甲午戰後不久，在中外貿易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列強相繼向中國政府提出仿照英國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國沿海租借一些尚未開發的港灣，以備各國民用及用來護航的海軍艦隊使用。
這種要求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進行考察，並不是不可理喻的煩難問題，更不涉及主權和國家尊嚴，但在一個被動的後發國家，這樣的要求往往被視為對主權的侵害，因此中國政府明明知道列強的要求只是經濟上的和技術層面上的問題，知道這樣的要求應該滿足，但在實際操作上總是一拖再拖，總是在內心深處希望對方能夠放棄這些要求。
在這些列強中，比較急切需要一個沿海港口的是德國。德國在1895年馬關議和談判中支持中國，並聯合俄國、法國向日本施壓，讓日本將已經佔領的遼東半島歸還給了中國，儘管中國為此多花一大筆銀子，但「三國干涉還遼」確實維護了中國本土完整，其戰略意義不容低估。德國之所以如此積極幫助中國，當然有其外交上的考慮，只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目標在於，德國希望與中國政府的親善，能夠有助於德國順利地從沿海拿到一個港口。中德貿易大幅增長，德國太需要一個港口了。
對於德國人的要求，中國政府原本是答應的，只是礙於體制，礙於傳統領土、主權觀念及法律因素，中國政府在答應了之後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國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議先斬後奏，乘著山東「巨野教案」的機會，出兵強佔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倒逼中國政府與其談判膠州灣租借問題。
膠州灣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統治層原本並不構成問題，只是德國人的做法無疑使日本人很不高興。日本人覺得三年前「煮熟的鴨子飛了」，肥沃的遼東半島被德、俄、法三國干涉還給中國了。僅僅三年時間，德國人竟然異想天開從中國獲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對德國人的做法很不認同，於是一個原本並不張揚的軍事行動，一個細節並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資背景的《國聞報》全程報道逐日追蹤。
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被充分調動，一個甚至比甲午戰敗還恐慌的危機情緒在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中迅速蔓延。嚴復呼籲中國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而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進的知識分子甚至為中國作「亡後之圖」，計劃將正在進行維新試驗的湖南轉變為中國復興基地，計劃一旦北方局勢持續惡化，他們就可以據湖南而獨立，進而成為未來中國復興基地。
德國人並沒有因為中國人的反對而中止對膠州灣的佔領和稍後的租借談判，而更為蹊蹺的是，中國政府原本寄託俄國政府能夠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勸說德國人注意適可而止，別讓中國政府在民眾面前太丟面子。俄國人爽快答應了中國人的請求，然而實際上俄國人不僅站在德國人方面出主意想辦法，而且和德國人狼狽為奸一唱一和，以出師威嚇德國的名義佔據了旅順和大連灣，中國在痛失膠州之後再失旅大。稍後，英國人也利用這些機會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國提出類似要求。儘管列強的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據約定，租借總有歸還的那一天，但在當時那種特殊背景下，中國人面對這些租借總覺得很沒有面子，有亡國之痛。
列強相繼向中國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國主權喪失，在世界經濟交往日趨擴大的時候，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租借港口和土地，這些今天看來並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在當年確實嚴重困擾著中國人，一大批充滿激情的年輕知識分子真誠感到民族危機空前。
即便民族危機空前，即便列強租借中國港口和土地是對主權的侵害，那麼進一步是否由此能夠得出中國必須改變三年前剛剛確立的維新路線呢？也就是說，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外交危機是否能夠成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貳
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後果
對於清廷最高統治層來說，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外交危機固然令人心煩，但絕對沒有使 中國必須改變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來自底層的年輕知識分子不這樣看，這些邊緣的、底層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熱情的知識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機會改變中國。
膠州灣事件尚未完全處理完畢時，來自廣東的年輕知識分子康有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議書，以為甲午戰後三年，列強咸以瓜分中國為目標，到處流傳著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示意圖，由此可見列強籌劃之詳明嚴密，絕無隱諱。根據康有為的推測，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實在是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強必群起效尤，諸國咸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整個中國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有警，舉國響應。膠州灣事件在康有為看來就是列強瓜分中國的開始。鑒於此，康有為在這份後來命名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呼籲朝廷師法日俄進行政治改革，逐步從君主專制走上君主立憲。如果從政治發展脈絡，這份文件標誌著1898年「百日維新」政治改革的開始，當然稍後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這年秋天，由光緒帝主導的政治變革在一場素來被稱為「戊戌政變」的突發事件中結束。康有為、梁啟超等指責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鎮壓了維新派，而清廷在當時的處理決定中明白指責康有為等人糾集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場武裝政變。
戊戌年間政治變革及其結局當然還可以繼續研究，只是經過這場突發事變的打擊，發生兩個最嚴重的後果：第一，光緒帝似乎因為對康有為這些年輕政治家失察而自責甚深，其少年時代就有的腎病似乎突然之間急劇惡化；第二，或許因為光緒帝身體出了問題，慈禧皇太后再次從幕後走上前台，出園訓政。這雖說是他們愛新覺羅家族的內部事務，但對正在進行的政治變革無疑是一個巨大轉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從此開始了一個「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所謂「反動」當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實行的舉措，似乎都值得拿出來重新討論其價值。而新政基本價值取向是向西方學習，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無疑鼓勵、縱容了盲目的排外主義，啟發了國內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先前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選擇從根本上就是錯誤，中國未來只能從自身傳統中去尋找。
強烈的排外意識是戊戌後社會各界基本共識，那時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厭惡西方反對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雖然是近代中國比較早認識西方近代實質意義的領導人，但在戊戌後出於最實際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對西方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樣執著地勸說中國人學習西方，西方為什麼還那樣與她過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為、梁啟超犯上作亂，而西方國家不僅不幫助中國將康梁緝拿歸案，反而協助他們出逃，予以庇護，拒絕引渡，甚至允許他們成立什麼「保皇會」，發行報刊，招搖撞騙，蠱惑人心，肆意攻擊詆毀天朝，最可惡的是列強允許康梁肆意攻擊她本人，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無法容忍的。專制體制獨裁者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會價值取向和民意，無法理解立憲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分際，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後逐漸左轉逐漸成為西方文明反對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紳，曾經參與過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經在政變後受到相應處分，而現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滿意光緒帝主導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態度轉而對西方文明比較反感。他們過去或許一度仰慕讚美過西方文明，但他們實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總是欺負這個中國學生，總是跟中國過不去。他們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國家之所以支持中國政治變革，可能與他們的總體陰謀有關，那就是防止中國真的強大，阻止中國發展，乃至徹底搞垮中國，進而將中國淪為他們的殖民地。
一般民眾當然沒有這種深刻認識，不過他們出於最直接的感受，覺得自五口通商以來，自從外國商品與傳教士毫無節制湧入中國以來，他們的日子不是比過去更好些，而是比過去更糟糕，舊式手工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再加上甲午戰後巨大戰爭賠款壓力，戰後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數量成倍增加。更為不幸的是，那幾年天災不斷，尤其是華北地區大面積持續乾旱以及黃河連年失修所導致的災難，造成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眾當然不會進行這樣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認識，但他們直觀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艱難，大概都是洋人來了之後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國大規模造鐵路、開礦山，將中國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泄漏了；洋人在城鄉遍設教堂，把傳統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國人了。
基於直觀感受與判斷，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就是要想恢復往昔寧靜生活，就只有將那些可惡的洋人驅逐出去不可，將那些洋教士特別是追隨洋教士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殺掉不可。這種「集體無意識」逐步發酵，終於釀成此伏彼起連年不斷的教案。僅德國佔據膠州灣後一年半，山東境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就有一千餘件。排外心理已佔據整個中國社會。
就大清王朝統治者來說，列強在戊戌後對中國內政毫無收斂的干涉，也使他們相當惱火。追根溯源，他們認為是新政象徵光緒帝依然在位的結果。他們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只要光緒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緒帝還活在人世，不僅康有為等流亡的所謂維新志士還有精神寄託，還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而且西方國家就會繼續以光緒帝這一問題向中國施壓，無所作為束手待斃的光緒帝竟然一度成為「麻煩製造者」。
事實上，早在皇太后出園訓政時朝野間就瀰漫著光緒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傳言，這些傳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層有意向外釋放的信息，以便為未來政治決策預留足夠空間，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誇張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緒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緒帝依然活在人間，即便他們現在吃夠苦頭，他們終究會揚眉吐氣重出江湖，因為年輕的皇上終究要比年邁的皇太后活得時間更長些。
光緒帝的存在成為皇太后和那時當權者的一個心病，起初他們或許真的企圖通過宮中太監使用藥物等辦法摧毀光緒帝的肉體，但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開譴責，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違背民意進行這種陰謀。
不過，傳言中的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於皇太后指使，實際上是很值得懷疑的。作為一國領袖，皇太后不會也不應該這樣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緒帝於死地，應該並不困難。光緒帝雖然不是皇太后親生，但多年養育之恩，光緒帝正如自己所辯白的那樣，他並沒有對慈禧皇太后表示過不忠，現在能夠看到的比較可信資料，即便是光緒帝確實感到皇太后對新政干預太過分時，即便他與皇太后發生過言語衝突後，他找楊銳所要商量的也是考慮怎樣既能推動新政進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氣。光緒帝的真情實意並不難被皇太后所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那些政治流亡者所宣傳的那樣指使宮中太監使用藥物從肉體上摧殘光緒帝，未免太過於誇大了帝後衝突，也太過於戲劇化。
政治流亡者雖然吃盡了苦頭，但卻獲得了道義同情和支持，且較清廷擁有更大話語權勢。相反，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畢竟用「六君子」鮮活生命換取了政權，不管怎麼說似乎都在道義上虧了一層。再加上，專制政體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話語弱勢。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皇太后利用宮中太監向皇上使用藥物的說法，基本上來源於海外政治流亡者，並沒有檔案或其他方面的證據作為支持。
兩宮之間的真實情形我們並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之後確實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體時好時壞，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跡象。12月20日，皇上發布一道上諭，駁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海外造謠誣衊，強調皇太后出園訓政以來上下一心，宮府一體，希望臣民不要聽信康有為等人瞎說，妄為揣測。
皇上的諭旨證明兩宮之間沒有矛盾，然而為時不久，一個流傳很久的傳言竟然變成了事實，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開始為皇上物色繼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諭宣布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雋為大阿哥，繼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為子，實際上就是光緒帝的接班人。由於這一天為農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己亥建儲」。
「己亥建儲」確乎為光緒年間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對於後來的政治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件的真相現在已經很難弄清了，其本質應該與光緒帝的病情惡化，以及清代權力傳承有關。
滿洲貴族入關建政雖說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滿洲人由於沒有掌握中國文明的精華，沒有弄清傳統中國政治權力傳承精粹在哪裡。中國文明很早就確立了政治權力父死子繼的大原則。如果沒有子嗣，中國文明中政治權力傳承小原則是兄終弟及。再次，假如兄終弟及也無法實現，比如皇帝沒有親兄弟，那也沒有問題，按照血緣關係，以與皇帝血緣關係的遠近確定皇位繼承人。中國文明的這種制度設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皇族內部的權力衝突，是一種自然順位。然而由於滿洲人是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漢人士大夫大約也懶得將這些精華告訴他們，所以清廷自第一個皇帝開始，直至最後一個皇帝，始終面臨著皇位繼承問題的困擾，始終不知究竟怎樣解決。
立端王之子溥雋為大阿哥，主要是因為光緒帝的身體經過1898年的折騰可能實在頂不住了，而且光緒帝大婚已經十幾年了，看來已經很難有自己的龍子龍孫了，因為在過去兩年中，也曾有外國公使館的醫生為皇上看過病，已經證明皇上的腎病相當嚴重。為了大清王朝長治久安，為了防止光緒帝萬一發生什麼不虞，特別是因為皇上需要靜養，而清廷繁瑣的日常典禮實在太多了，所以如果有一個大阿哥代勞，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務重回正常狀態。這是立大阿哥的真實原因，完全是為光緒帝的身體著想，這個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緒帝本人的主意。
從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儲」是對的，清廷官方文書也都是這樣解釋的。然而由於此時離1898年政治變動太近了，許多問題並不那麼容易看清楚。出於政治原因，在清廷為正常的政治運作，而在那些被流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看來，可能就是一個陰謀。
他們認為這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試圖更換皇帝的做法，為了保護他們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們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保皇運動」，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出於摯誠，通電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呼籲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慶親王，如榮祿等公忠體國，奏請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彌中外之反側」，將一個正常的人事調整視為影響中外關係的大事件，這就為後來的政治發展注入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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