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都會議氣氛緊張真相：並非因周恩來和毛澤東對立

原標題：寧都會議氣氛緊張真相：並非因周恩來和毛澤東對立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而且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對立面明顯。

本文摘自《毛澤東史實80問》,田樹德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而且把矛頭突出地指向毛澤東。因此,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對立面明顯。

那麼,對立的雙方,主要是誰與誰相互對立呢?對此,有的著作記載,寧都會議氣氛緊張,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這樣講,無疑是錯誤的。

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紅旗飄飄》第18期發表的王稼祥撰寫的《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和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上)記載,寧都會議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因此,會議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

對前線的作戰方針,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是有嚴重分歧的。所以,在寧都會議上便出現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後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其陣營分明的對立局面。

對這次會議,應首先說明,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所以,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

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後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的支持,所以氣勢很盛,咄咄逼人,一時佔為上風,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

所謂「中央長信」,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

會議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開展了蘇區中央局從未有的反傾向的鬥爭。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沒有屈服,據理反擊。而後方中央局的成員們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於是進一步對毛澤東橫加指責。毛澤東對後方首腦們的批判極力反駁,並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這樣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他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到會後便由他主持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針對會議鬥爭激烈的情況,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說: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對毛澤東橫加指責,認為後方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因此,引起後方同志不滿,並上書中央,說周恩來替毛澤東「解釋掩護」,搞「調和」。

在研究對毛澤東的處理和工作安排時,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極力主張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來對這種主張堅決反對,不同意將毛澤東召回後方。他說:「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果他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說:「一種是由我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見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

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但是,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認為,若讓毛澤東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所以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回後方。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

毛澤東這樣提出請「病假」的要求,顯然是違心而無奈的。豈知,會議最後表決結果,卻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從上述情況來看,寧都會議的鬥爭,是毛澤東與堅決執行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進攻戰略的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的尖銳對立,而主要不是與周恩來的對立。若把寧都會議的鬥爭,描寫成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就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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