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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時期助紂為虐的黑社會幫會頭目們之天津衛腳霸巴延慶

原標題:晚清民初時期助紂為虐的黑社會幫會頭目們之天津衛腳霸巴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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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焰彌空,鼠輩跳梁,黑社會頭目與反動政治勢力的同流合污,敷演出民國政治史上最齷齪的一幕。

天津衛腳霸巴延慶惡貫滿盈


巴延慶,天津人,1897年生。少年時隨父業「腳行」,後投河南宏衛軍,曾任許昌毒品緝查處稽查員,因受賄案發下獄。獲釋後又往南京投奔設賭抽頭的舅舅。1924年返回天津,任警察署緝查班稽查員,專管查緝賭場,同時在天津日租界四平里自設賭局。1926年3月,新任直隸都督褚玉璞委任其青幫師父厲大森為天津軍警督察處處長,巴延慶拜在厲的徒弟督察分處長白玉生門下,從此「在幫」,並逐漸混出「津沽聞人」的名頭。


1931年巴延慶之父巴有顧與河北大街腳行把頭李任晴打官司敗訴,一氣之下躺倒了,於是就把「子孫簽」傳給了巴延慶。當時河北大街腳行共有三十三根簽,分在十幾個把頭手中,巴延慶手中只有一根,勢單力薄,一個月所得無幾,有時甚至分不到錢。為了打破李任晴的把持和操縱,巴延慶聯合該行其他把頭用一支沒有子彈的槍迫使李交出賬簿同意清賬,旋又將李攆出腳行。


1933年巴延慶與西窯窪腳行、西街庄腳行、大紅橋腳行、河東扇面腳行等把頭聯合發起成立了天津市運輸業同業公會,在天津市長蕭振贏的支持下通過重新登記全市腳行的辦法,實際上廢除了二百多年來天津四口(即四個城門)腳行的「官腳行」地位,巴延慶的同業公會在擠垮四口腳行後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很快膨脹為有一百零八家腳行參加的組織,巴被推選為理事長。

1936年,巴延慶通過同業公會書記李同江結識了洪幫太行山首領姜般若,未幾便由姜引路,加入洪門。此後,巴延慶在腳行業中發展把頭馬文元、劉德山等五百餘人入幫,因此被封為洪幫內八堂候補「護印」。藉此形成運用幫會勢力把持同業的條件。同年冬,巴延慶經人介紹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入社後通過天津鐵路機務段李俊搜集日軍在天津東站上下車的人數、軍械數量等方面的情報,同時通過在天津日本憲兵隊任中國便衣的拜把盟兄趙錫鈞刺探日軍動態,通過復興社轉報戴笠,深得戴笠的重視。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軍於7月30日佔領了天津。日本侵略者在拼湊華北偽政權的同時,籌組偽社團新民會。在天津實際負責籌備新民會的是日本人田中,此人早在北洋軍閥時期在新疆天津幫福泰成商號搞業務時就和巴延慶合夥販過煙土。巴延慶回津後,福泰成天津分店的貨物裝卸起運又是由河北大街腳行承包的。兩人關係極熟,此時田中便推薦巴延慶任天津新民會運輸分會的會長。


巴延慶下水後,甘為侵略者驅使效勞,在腳行中大量發展新民會員,同時依然擔任天津市運輸業同業工會的理事長。漢奸市長潘毓桂為籠絡巴延慶,曾發表天津特別市公署第六十號布告,支持巴對全市各腳行的統治。在日偽的支持下,巴延慶以調停糾紛等名義,向同業大肆搜刮,據估計光是這方面的進項,每年多達三四千萬偽鈔,以至於具體數字連他本人亦說不清楚。另一方面,以其多年混世的歷練,巴也為自己在國民黨那裡留條後路,他曾設法幫助天津老西開瀛洲小學校長、國民黨骨幹分子王任遠離津南逃,並承擔了姜般若、王任遠兩人留津家屬的生活費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久,巴曾被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以漢奸嫌疑扣押了19天,後經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時子周、執行委員王任遠同時向稽查處長陳仙洲擔保,說明巴是復興社的地下工作人員而獲釋。不久巴當上了國民黨第七區區分部委員、三青團運輸分團主任。他指使「運輸業同業公會」的辦事人員將所管轄的搬運工人全部按花名造冊集體參加國民黨或三青團,藉此當上了國民黨市黨部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督導員。


1946年7月軍統天津站的外圍幫會組織天津忠義普濟社在天津中國大戲院召開成立大會,軍統天津站站長兼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陳仙洲親自出馬擔任理事長,姜般若任顧問,巴延慶是該社九個分社的社長之一。同年8月,運輸業同業公會進行改組,巴延慶連任理事長。國民黨為了重用他,特意於1947年保送他去南京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受訓三個月。自南京返津後,巴延慶的地位迅速提高,任全國總工會理事,並經國民黨中央提名被分配在天津工會系統中競選偽國大代表。巴延慶在競選中依靠運輸業同業公會等五個行業公會的選票,以二千九百張選票如願以償。同時又被當選為天津市參議會的參議員。

權傾一時的巴延慶控制了全市三千餘名封建把頭,並將九百零一個大把頭中的三分之二拉入洪幫、忠義普濟社、三青團這三套組織之中。巴延慶經常派出這些人充當打手去破壞學生運動。1947年5月20日天津學生進行「反內戰反飢餓」遊行示威時,巴延慶指使以三青團骨幹和忠義普濟社分子為主的地痞流氓詭稱「天津學生愛國團體聯合會」成員,狂呼「反對罷課,剷除不良分子」等口號,沖亂行進至南市美琪影院的學生隊伍,大打出手,和反動軍警一起破壞了。6月2日當天津各界群眾共同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巴延慶又直接組織流氓打手在東馬路一帶,用木棍、鐵鉤等毆打遊行隊伍中的青年學生,一時血流遍地、傷者甚多,釀成了一起震動一時的大血案。


1948年人民解放軍神速入關,包圍天津。國民黨天津市當局為死守天津,專門成立了「戡亂委員會」,統一指揮守城之戰。巴延慶亦列名其中,他強迫腳行工人冒著生命危險將洋灰、鋼筋等建築材料運往前沿陣地構築城防工事;還命各腳行派人派車去忠孝門、新開路、津塘路一帶,刨挖路面上的石子。供國民黨軍隊在市內修建飛機場接受空投之用。


1949年l月15日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佔了天津,粉碎了巴延慶南逃台灣開廠的迷夢,但是這個集國民黨黨棍、封建把頭、特務幫首於一身的惡霸非但不思悔改,甚至連末路到來似也未意識,仍圖憑藉他在津門的惡勢力與人民政府較量。


在天津軍管會明令進行反動黨團骨幹、特務自首登記後,巴延慶曾糾集同夥劉德山、馬文元等在旺道庄、西老公所等地秘密集會十餘次,商議對抗共產黨的辦法,甚至利令智昏地派人赴京向華北人民政府告狀,要求保存封建的腳行制度。巴延慶還不遺餘力地破壞工人組織,壓制解放後工人的政治積極性和生產積極性,激起腳行工人無比憤怒,嚴懲巴延慶遂成同業員工的共同呼聲。


1949年6月24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依法逮捕了巴延慶,1951年3月巴延慶和馬文元、劉德山一道被判處死刑。

【摘自《民國的三教九流》著/蘇智良 團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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