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國日本是如何鼓勵生育的
《新華日報》於8月14日刊發了一篇題為《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的文章，該文提出的「設立生育基金」的建議，引發輿論熱議。緊隨其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在未來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再一次推動輿論發酵。
據相關報道，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的基本邏輯是：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庭進行徵稅。
「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這句話想強調的應該是，人老了以後需要人來照顧，而光有錢是沒用的。但問題在於，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趨勢，那就是，短期內難以扭轉的人口老齡化，正在催生著養老產業快速發展。可以預期，在未來，養老產業的將形成相當大的規模，相應的養老服務也必將相當豐富。因此，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正如馬光遠所說，「人民不僅僅是交稅和交配的」。提出「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徵收『社會撫養稅』」等種種所謂建議，是沒有看到新生兒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這些建議難以治本，甚至能否治標都存在很大的疑問。
而導致民眾不願意生育的真正原因，其實社會上已經基本形成了共識，那就是養育成本太高。儘管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傳統家庭觀念有所淡薄，但除了極少數的丁克家庭，大部分家庭還是願意要孩子的，子孫滿堂的大家庭對大多數普通人也不乏吸引力。但是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不斷上漲，這意味著孩子的養育成本也水漲船高，這就讓許多家庭對生孩子望而卻步，最終選擇少生甚至不生。
也就是說，人們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擔心生下來養不起。所以，解決新生兒出生率下降的關鍵在於，切實降低撫養成本，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人們的後顧之憂，從而激發人們多生的動力。而具體的措施，飽受少子化之苦的日本，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借鑒。
二戰以後，為應對戰後嬰兒潮所帶來的人口快速增長，日本政府推出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長的「家族計劃」政策，該政策效果在50年代到60年代開始逐步顯現，日本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逐漸下降，並趨於穩定。但是8年代，該比例又進一步連續下降，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發現了少子化問題，並採取了積極的干預措施鼓勵生育。
比如1994年實施的「天使計劃」，其重點就包括：充實多種形式的保育服務設施；充實母子保健醫療體制；充實學校教育和校外活動、家庭教育；減輕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等。1999年推出的「新天使計劃」進一步強調對女性就業和撫養孩子進行支援。
隨後日本各屆政府斷斷續續地推出了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基本延續了上述思路。2017年安倍更是提出了「育人革命」，計划到2020年，3-5歲兒童的幼兒園及託兒所實現免費，低收入家庭0-2歲兒童也將享受免費。可見，在應對少子化具體措施方面，日本政府從開始階段的以充實嬰幼兒托保設施以及支援就職女性撫養子女為中心，逐步擴展到廣泛聯合社會資源，改善育兒社會環境等更廣泛的範圍。
一些更早地就面臨人口負增長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採取了很多措施鼓勵生育。比如，在俄羅斯，女性可享受3年產假而且工資照發，職位保留到產假期滿，生二孩可獲得25萬盧布（約3萬元人民幣）的獎勵；在瑞典，法律規定父母享有480天帶薪育兒假，其中390天父母有權享有日常工資的百分之八十，而且產假不需要一次性休完，孩子8歲之前都可以休產假；在澳大利亞，孩子上幼兒園後，費用父母只需出一半，另外一半由政府補給幼兒園，生產住院期間，所有費用全免，連一日三餐都由醫院提供，等等。
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些發達國家的福利措施或許一時半會兒還難以實現，但是應該用力的基本方向是明確的：對生育進行獎勵，並且儘可能降低養育成本。正如安倍所說：「生不生孩子要交給本人來選擇，但我們要為想生孩子的人創造適合生育的社會環境。」
限制性生育政策就像一根繩子，當人口增長過快時，收緊繩子可以減緩生育率的增長，就像計劃生育曾經做到的那樣；但是當人口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時，放鬆這根繩子卻不能推著生育率增長。除了解除政策限制以外，更重要的是，消除那些阻礙因素，重新賦予人們生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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