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爭端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陳定定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副院長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8月22日美國國會結束最新一輪對華301調查聽證會，總體看中美兩國的貿易衝突愈演愈烈，且有在安全、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擴散的跡象。從權力結構和兩國的國內外環境等因素來看，中美當前在經貿甚至其他領域已經或即將發生的衝突有其必然性。從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首先，中美兩國實力對比變遷從根本上影響著兩國博弈的戰略走向。其次，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已有前奏與準備，特朗普政府上台加劇了對華政策的激進程度。最後，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強硬化不可避免。
當然，中美關係並未惡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兩國尚未形成全面戰略對抗的格局。雖然中美關係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不可否認，但當前的國內輿論因受到群體性信息壓力和趨同心理的影響，使民眾乃至學界對中美關係都產生 「過度悲觀」的判斷。這種認知偏差在中美兩國同時存在，為兩國戰略決策者製造了消極的外部氛圍，不利於兩國政府重新達成戰略共識。
實力對比變化作為中美關係結構性調整中最重要的因素，影響著美國對華戰略的走向，也從根本上動搖了中美關係「好不到哪兒去，壞不到哪兒去」這一狀態的基礎。當前，國內外對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認識也存在極化趨勢，即高估或低估中國在實力上追趕美國的趨勢。美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份額從2008年的23.3%上升到了2017年的24.8%，其間有小幅振蕩，但稍有上升。中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份額由7.3%上升到15%。中國的確是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中，2010年超過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短短七年後GDP已是日本的近3倍。但中國國力離美國仍存在明顯差距，只是這種差距並非全面性的，而是局部性的並呈現漸進式的縮小趨勢。在經濟方面，當前中國GDP約是美國的65%，但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總量已多年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可見，儘管美國GDP總量、服務貿易、第三產業等方面的發展水平領先中國。但是，中美經濟優勢各有千秋。在這樣的實力對比現狀和發展趨勢下，中美之間的戰略態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從深層次影響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評估和決策，也影響著中國的戰略選擇。從這一角度來看，中美在今後進入全面戰略競爭階段有其必然性，兩國在安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摩擦和衝突增多或升級是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政府上台並不是美國對華調整的根本性因素，而是刺激性因素，刺激中美全面戰略競爭關係提前形成。美國戰略界對華認知的根本性改變是當前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前奏」。基於對中美實力對比和國際局勢的判斷，鼓勵過去幾年的內部辯論，美國戰略界關於中國與對華政策的討論在近兩年基本已經形成了共識，一方面已經承認過去幾十年的對華戰略失敗，另一方面就是將中國當做競爭者與「威脅」。因此，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調整是必然的，這與特朗普政府上台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反覆無常使中國面對更多的壓力和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關係將迎來「轉折」，今後一個階段的中美關係必然走向下坡路。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是「長期性」的，將會堅持對華強硬5-10年的時間，對華鷹派的勢力也會進一步上升。這一系列認知心理變化引發的戰略部署與調整實際上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已經展開，因此，時至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國對華戰略開始的「轉向」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從實力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來看，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強硬化不可避免。中美關係中的消極性因素的上升必然帶來戰略風險，將主要表現為政治層面的東亞地區地緣衝突、經濟層面的中美、科技層面的競爭激烈化等等。中國在未來將面對一個可能日趨強硬的美國，如在中國周邊安全熱點問題上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經貿與知識產權問題上給中國設置更多限制和審查等等。並且，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將持續化、激烈化、體系化，甚至走向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這是因為，在中國國家實力迅速追趕美國的過程中，「零和性」將被不斷放大，兩國關於國際地位、國際領導權、國際體系與秩序的競爭不可避免。
雖然當前的貿易衝突給中美關係蒙上一層陰影，未來一個階段的中美關係也不容樂觀，但是，國內輿論對其判斷存在誇張的偏差。首先，中美走向全面戰略競爭關係有其「時間表」、「進度表」，中美關係不會在短期內一下子徹底陷入黑暗期，決策層判斷、國內外環境、國際局勢變化等因素都將影響中美關係在短中期內的變化。現階段，對中美關係的摩擦和衝突建立預警和管控機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中美關係消極面的擴散。其次，中美關係的惡化不利於國際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國際社會將對中美關係的消極走向形成糾正性力量。最後，當前輿論對中美關係的判斷失真，強調「黑暗期」而忽視中美關係演進的階段性及調整的空間。實際上，群眾對於信息的解讀本身就具有負面偏好，並受到內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環境因素的主導。當前中美貿易衝突引發的群眾恐懼心理正在上升，群眾對中美貿易衝突產生了負面輿論的過分關注和參與，這一情況並給中國企業乃至政府的決策造成了負面性影響。實際上，這種誇張的民意必然將自下而上地影響兩國政府的決策者，甚至催生一定程度的戰略誤判，再次將中美關係推向惡化。當下，穩定公眾情緒、疏導輿情，將負面輿論降低也成為看清、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的關鍵。(編輯 李靖雲)
（陳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