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對待不承認自己有病的人？

利維坦按：想必很多人都在大街上遇到過一種面帶謎之微笑、自言自語、嗓門忽高忽低的人。之所以說他們異於常人，其實只是參照了大多數人在公共場合不會輕易去作出的行為舉止而言的，而我們也無法就言行來武斷認定其精神異常——畢竟，有很多「正常人」也有過當街情緒失控的時候。

不過，一旦有精神病患不認為自己有病，且對他人構成暴力威脅時該怎麼辦呢？和求醫住院「成癮」的孟喬森綜合征（Munchausen syndrome）相反，疾病感缺失（anosognosia）的人往往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生病了，而這恰恰成為社會、家庭方面非常棘手的問題。

文/Carrie Arnold

譯/喬琦

校對/苦山

原文/scroll.in/pulse/889786/how-can-you-treat-someone-who-doesnt-accept-they-are-ill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布

2014年7月3日，米斯蒂·梅奧（Misty Mayo）登上了南下洛杉磯的灰狗巴士。她的家鄉是加利福尼亞州斯坦尼斯勞斯縣的莫德斯托，位於洛杉磯以北約480公里的加州中央山谷。41歲的米斯蒂已經對這座城市絕望了，一心只想逃離，她覺得7月4日（譯者注，美國國慶日）的洛杉磯煙火表演一定能讓自己高興起來。

那天，莫德斯托汽車站還發生了一場搶劫，但這也沒能拖住米斯蒂前往洛杉磯的腳步。第二天早上，她抵達洛杉磯，口袋裡只剩下幾美元。剛下車，米斯蒂就找到一名警官，問他看煙火表演怎麼走。她也知道，自己身上的藥品不多了，要去藥店買一些，但她決定再等等。

這一等就等到了猴年馬月。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身無分文的米斯蒂發現這兒的公交系統實在是太複雜了，完全不知道應該乘哪路汽車。她需要服用一大堆抗精神病藥物，不然自己的分裂情感性障礙就會發作，某些極端不良癥狀就會出現。沒有藥物幫助的時間越長，她就越難記起自己需要服藥。七月，酷暑難耐，米斯蒂就這樣頂著炎炎夏日，在聖莫尼卡的大街上遊盪，在一切可以找到的陰涼處抓緊時間合眼小憩幾分鐘。大多數時候，米斯蒂都驚恐得無法入睡。

米斯蒂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這讓她變得偏執並帶有攻擊性。事後，米斯蒂對於這段時間的記憶如果算不上混亂的話，那至少也是模糊不清，但醫院方面的記錄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米斯蒂在7月和8月曾數次入院接受精神治療。她還至少被捕過一次。在這段時間裡，米斯蒂已經不覺得自己有健康問題了。所以，她一出院就再也沒吃過葯。於是，這樣一個「發病住院治療病情好轉覺得自己沒病，出院不帶葯發病」的循環就不停地上演。

視線轉回莫德斯托。日子一天天過去，女兒卻是杳無音信，米斯蒂的母親琳達的擔憂漸漸變成了驚慌。她填寫了一份人員走失報告，於是，當警察再次因米斯蒂的違規行為將她帶走時，琳達接到了一通電話。然而，即便知道女兒在哪兒，也不意味著琳達可以幫助她。琳達只能在驚慌和恐懼中，眼睜睜地看著女兒的病情進一步惡化。

對琳達·梅奧來說，她女兒必須在拒絕接受治療的權利和正常生活的權利中作出取捨。

「我們真的完全無能為力。她唯一能接受治療的機會是被送往醫院的時候；而唯一能讓她被送往醫院的方法則是，她成為對自己和他人的潛在威脅，隨時可能做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舉動。」琳達說。如果只是少食少水、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遊盪、沖著陌生人大喊大叫，是不符合送往醫院的條件的。

琳達相信，米斯蒂需要的是一項無需將她送往醫院即可強制她服用藥物的程序，過去在莫德斯托時，這些藥物確實對她產生了幫助。加利福尼亞州的一項法案可以讓這個想法實現，但斯坦尼斯勞斯縣目前還沒有批准。這項名為「勞拉法」的法案給予了法庭向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提供協助門診治療（assisted outpatient treatment，AOT）的權利，前提是，這些病人要符合某些特殊標準，比如之前曾因精神問題被捕或強制接受入院治療、接受門診治療時極不配合，並且行為正逐漸對自己和他人產生危險。

圖源：Andrea Ucini

然而，這項法案並非好評一片。民權倡導者辯稱，州政府並沒有權利通過強制接受治療的方式剝奪他人的自由。有些精神病學家則表示，這種協助門診治療根本不起作用。琳達希望莫德斯托通過勞拉法的艱難訴求，以及米斯蒂在洛杉磯的遭遇，讓人們的目光集中到了這場高風險的鬥爭上。通過這場鬥爭，人們希望能找到幫助米斯蒂這類可憐人的最佳辦法——他們患有嚴重精神疾病，自己卻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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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Amino Apps

作為法國仁心醫院（H?pital de la Pitié）的首席神經學家，約瑟夫·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對各種不同尋常的現象早已見怪不怪了。但是，1914年，有兩位病人從其中「脫穎而出」，他們的右側大腦都有損傷，導致他們左半邊身體癱瘓（右側大腦控制左側身體，左側大腦控制右側身體）。

對像巴賓斯基這樣經驗豐富的神經學家來說，這也沒什麼。真正讓他感到震驚的是，這兩位病人都堅稱自己好得很，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在1914年發表在醫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巴賓斯基解釋道，當他向其中的一位病人推薦使用電擊療法時，那個病人回應說：「你為什麼要電擊我？我又沒癱瘓。」巴賓斯基為描述這種癥狀創造了一個新詞：疾病感缺失（anosognosia），其字面意思是「缺乏認知」。

圖源：psychosis

有些病人明知道自己有病卻仍會堅稱自己沒問題，但和這種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情況不同，巴賓斯基相信，他的這兩位病人沒有撒謊，他們真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半邊身子癱瘓了，一點兒都沒有懷疑。他們大腦中的某些東西——但巴賓斯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定損壞了。在接下去的80年里，疾病感缺失這個詞完全成了神經科學裡的專有辭彙，多用來描述生理性的身體狀況。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葉，才有一些精神病醫師嘗試把這個詞用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這一嘗試幾乎立刻陷入了反對的浪潮。

某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無法清楚認識自身狀況，這個概念並不新鮮。《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羅列的幾種疾病的描述中就出現過這種癥狀，比如精神分裂症以及神經性厭食症。但「疾病感缺失」這個詞的背後完全是另一碼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家戴娜·米勒（Dinah Miller）如是說。

「這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辭彙，」她說，「如果有人使用了這個詞，言下之意就是說，他支持能夠給強迫病人接受治療行方便的法令。這已經不是一個醫學治療問題，而是一個民權問題。」

然而，對琳達·梅奧來說，她女兒必須在拒絕接受治療的權利和正常生活的權利中作出取捨。如果米斯蒂堅持不服藥又不接受治療的話，她的結局只能是在監獄中度過餘生，而這同樣也會剝奪她的公民權利。

抵達洛杉磯後，米斯蒂的病情開始發作。圖源：Dominique Godbout / Flickr

莫德斯托有一座溫馨的大牧場，和琳達的家只有數條街之隔，她在那兒掏出了一大摞照片。琳達身穿一條飄逸的長裙，盤坐在地，一張張地翻閱照片，照片里記錄的就是一個典型美國家庭。最開始是20世紀70年代的米斯蒂嬰兒照，現在已經泛黃褪色。照片上的米斯蒂長著一頭金色捲髮，向後梳成了馬尾辮。接著是小米斯蒂上舞蹈課的照片，她穿著綴亮片的戲服，露出了一個大大的微笑。中學時代的照片上，米斯蒂的金髮開始暗淡，變成了中褐色。再然後就是她的高中畢業照。

米斯蒂第一次出現不正常的跡象，是在她剛上大學的時候。當時，她的精神狀態一落千丈，開始變得偏執並帶有攻擊性，總是覺得有人虐待她。她還出現了妄想的癥狀——心理學家將妄想定義為，雖然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可患者還是堅信自己腦海中出現的、與事實嚴重相背的錯覺。米斯蒂總是妄想自己在失去意識的期間遭遇了強姦，或是經歷了某種醫療程序。此外，她還發覺自己無法正常與他人對話，只能嘰嘰咕咕、含糊不清地絮叨些毫無關聯的東西。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平均100個人里大概就有1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典型癥狀。這種病症還會給病患帶來社交障礙和認知障礙。

儘管米斯蒂在20歲出頭的日子裡經歷了這樣的混亂，但在她確診病情並開始用藥之後，情況大為好轉。要知道，將近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沒有能力工作的，但米斯蒂在病發後的近20年里都一直是一位稱職的美髮師。

（academic.oup.com/schizophreniabulletin/article/42/2/476/2518959）

琳達那一摞相片的最後幾張，與最初幾張上米斯蒂燦爛的笑容形成了鮮明對比。

2010年夏天，琳達60歲生日宴會上，情況又開始變得不妙。那天成了她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是她人生中最後一個一切正常的日子。琳達拿出了另一張相片。「就是它了，」她說，「這是我們拍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藥物的效果慢慢開始減弱，米斯蒂在連鎖美髮廳工作的時間也不得不縮短，這讓她無法享受公司的醫療保險，最終結果就是米斯蒂無力承擔一系列新藥物的高昂費用，而那些藥物也許可以讓她的病情得到控制。琳達那一摞相片的最後幾張，與最初幾張上米斯蒂燦爛的笑容形成了鮮明對比。持續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讓米斯蒂的體重暴增，她把頭髮染成了烏黑色，眼眸里的光彩也消失不見。最後，米斯蒂開始拒絕接受門診治療。

「她當時的狀態是這樣的，她自己說，『我不想在這兒待了，我也不需要接受這些治療』，」琳達說。

後來，米斯蒂和警方起了衝突，被送往醫院，卻沒有受到她需要的強化治療。她突然不辭而別，獨自前往洛杉磯，更是讓事情變得愈發不可控。

最近才出現了能強制精神狀態有問題的公民接受治療的法律，此前這個問題在法律上始終是個空白。圖源：Alamy

琳達知道米斯蒂無家可歸且無葯可服，卻聯繫不上她。即便她聯繫上了，米斯蒂堅稱自己沒病，也讓大家束手無策，因為法律規定，只有當某人構成對自己或他人的直接威脅時，他才會被強制送往醫療機構，接受住院治療。

最終，米斯蒂獲得救助的原因是：她頻繁被捕。作為假釋的部分條件，她得接受法院強制執行的門診治療。於是，近十年來，米斯蒂第一次穩定下來，開始用藥並接受治療。對琳達來說，這樣的法令執行流程（先是進牢房，再去接受門診治療）對她女兒沒有任何幫助。她想要的是一個可以預防這些困境出現的新政策。

當琳達在美國國家精神疾病聯盟運營的一家本地援助組織大訴苦水時，另一位病患的家長問道：「你聽說過勞拉法嗎？」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高效抗精神病藥物的興起，美國及其他國家（包括英國）的許多精神病醫院紛紛關門。在美國的一份精神病學期刊上，有條氯丙嗪（chlorpromazine，譯者註：一種常見的抗精神病藥物）的廣告吹噓道：「有了這種葯，越來越多的病人在接受短期住院治療後即可出院，需要反覆入院治療的病人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病患可以在社區、診所、精神病醫師辦公室就得到妥善治療，根本不需要住院。」在宣傳時，人們將這一變化描述為一種可以更有效、更人道地治療精神病人的方式。高效抗精神病藥物還帶來了另一項好處：社區治療的成本要遠低於大機構治療。

主要問題其實是，精神病門診治療的普及程度不夠高，無法滿足治療所有精神病患者的需要。

抗精神病藥物只是推動精神病治療去機構化浪潮的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還包括，人們越發清楚地認識到，精神病醫院中經常會發生侵犯病人人權和公民權的事兒。1967年，時任加州州長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簽署了在精神病治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蘭特曼-皮特里斯-肖特法令（Lanterman-Petris-Short Act）。這項法令旨在停止「對患有精神疾病、發育障礙及慢性酒精中毒的病人採取不適當、無限期、非自願的監管治療」。該法令後來在全美推行，成了許多精神疾病治療相關法條的基礎。

這一系列法律條文帶來的成果，不僅是改變了長期以來精神病住院治療的傳統，更賦予了精神病患者本人對自己的治療方式及進程更高的控制權——他們甚至能夠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治療。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種轉變對有精神問題的人們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加利福尼亞州東北部內華達縣的拐點社區項目負責人卡羅爾·斯坦奇菲爾德（Carol Stanchfield）這麼評價。這意味著，精神病患者的權利不會在沒有經過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就被無故剝奪，也給了他們與親朋好友在社區內一同生活的機會。

但是，主要問題其實是，精神病門診治療的普及程度不夠高，無法滿足治療所有精神病患者的需要。由於新的法令大大提高了對精神病患者執行強制治療的標準，許多身患精神疾病的人被排除在了執行強制治療的名單之外。反覆對他人進行暴力威脅也不再在強制治療的執行標準中。結果就是，有許多重度精神病患者只能在大街上自生自滅。到了20世紀80年代，有觀察員尖銳地指出，原來所謂的精神病患者的基本權利就是「在一處與世隔絕之處強制鍛煉，沒有任何護理人員和輔助系統來幫助他們維生」。他所說的地方就是牢房。許多精神病患者因破壞罪被捕入獄。他們的確不用再去精神病醫院了，但最終卻要面對無盡的牢獄之災。結果就是，現在整個國家的監獄都成了代行以前精神病治療機構職責的場所，收容精神病患者。

當時，許多精神病醫師都沒能估算出，精神病患者自身認知力下降對後續治療接受程度的影響。但是，如果你不覺得自己有病，你怎麼會去看醫生？又怎麼會去花錢買那些通常既昂貴又帶有許多煩人且有潛在危險的副作用的藥物？

抗精神病藥物的出現是導致接受機構監禁治療的精神病患者數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圖源：Alamy

「橫亘在這些精神病患者尋求並持續接受治療之路上的最大障礙就是疾病感缺失，」斯坦奇菲爾德說，「他們無法意識到自己病了。如果他們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精神狀態的話，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有必要尋求治療。」

2010年1月10日，斯科特·索普（Scott Thorpe）走入內華達縣行為健康部門並射殺三人。斯坦奇菲爾德的辦公室就在事發地點走廊的前頭。索普的鄰居們稱他「深居簡出且有些偏執」。他斷斷續續地接受過一些縣精神健康部門提供的服務，卻拒絕了家人及社工希望他接受住院治療的請求。由於索普沒有被劃入會對他人產生直接危險的那一類精神病患者，也就沒有人能夠強制他接受住院治療。

有了肯德拉法的先例，威爾考克斯一家為在加利福尼亞州創立勞拉法奔走遊說。

19歲的勞拉·威爾考克斯（Laura Wilcox）是索普事件中的一名遇難者。她的父母懷著巨大的悲慟，尋求可以預防此類悲劇再度上演的方法。結果，他們發現了以肯德拉·韋布戴爾（Kendra Webdale）命名的「肯德拉法」。1999年1月，一名未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將31歲的肯德拉推到一輛火車面前，導致後者死亡。這條紐約州頒布的法令規定：法官有權判處那些有住院治療史、不配合治療且病情嚴重惡化的精神病人接受強制門診治療——如果他們還想在社區內繼續生活下去的話。

有了肯德拉法的先例，威爾考克斯一家為在加利福尼亞州創立勞拉法奔走遊說。由於加州上下仍對發生在內華達縣的慘案心有餘悸，立法部門在2002年批准了勞拉法。但在這個法案正式生效之前，仍有一個障礙：加州的全部58個縣必須各自獨立地批准勞拉法，該法案才會在全加州真正具有司法效力。

2008年內華達縣率先批准勞拉法，但效仿者寥寥。在莫德斯托，琳達·梅奧希望斯坦尼斯拉斯縣也能加入到這個名單中。作為一個重度精神病患者的母親，琳達滿心希望這個法案能夠稍許緩解心頭的憂慮，於是，她毅然決然地轉型成了一個為勞拉法搖旗吶喊的個人宣傳機器。她在當地的報紙上撰寫了無數篇社論，還加入了臉書討論組宣揚她的訴求。一些同樣在和精神病作鬥爭的家庭加入了琳達的行動，分享了許多各自家人的故事：他們由於病情過重無法意識到自己需要接受治療，最後飽受精神病困擾，遺憾離世。

由於無家可歸的人越來越多，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患有嚴重精神疾病，再加上全國各地與精神疾病聯繫在一起（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的大規模槍擊案頻發，斯坦尼斯勞斯縣議會完全有理由行動起來。2017年8月15日，該縣批准勞拉法試行三年，成了加州第18個批准這個法案的縣。

不過，對那些反對強制精神病門診治療的人來說，勞拉法在斯坦尼斯勞斯縣最終獲批絕對算不上一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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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的前夜，艾米莉·卡特勒（Emily Cutler）再也無法控制席捲全身的絕望感。她知道，自己並不想死，但她同樣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還有能力活下去。

為了能挺過這一夜，卡特勒服用了雙倍劑量的阿普唑侖。過量用藥讓她無法行走，也無法說話，最後只能送往急診室。醫生問她是不是想要自殺，卡特勒堅決否認。沒錯，她有些抑鬱和焦慮，有時甚至想被車撞死算了，但她絕沒有自殺的想法。醫生不相信她的說法，把安置到了一個透明的玻璃房以便監控，10小時後，又把她強制轉去了一家精神病醫院。

在接受過裸身搜查並服過葯後，卡特勒在一間隔離病房裡坐了48小時。最後，精神病醫師確認她確實無意傷害自己並批准她出院。對卡特勒來說，這段接受強制治療的經歷對她造成了難以承受的創傷。

這段經歷的結果就是，卡特勒建立了一個名為「南加利福尼亞反強制治療」的小組，主旨是反對勞拉法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強制精神治療。卡特勒的目標是幫助那些在協助門診治療及住院察看過程中受到精神創傷的病患，並且她也密切關注著勞拉法擴張到斯坦尼斯勞斯縣一事。卡特勒強調，她的這個小組並不反對精神病治療，她們只反對強制精神治療。卡特勒把矛頭指向了她稱之為「精神病學中的雙重標準」的現象。「當我說，我不想被鎖在房間里，當我說，我不想接受治療，馬上就會有這樣的聲音出現，『哦，天哪，她一定是病得太重了，都不知道自己必須好好接受治療了』，」卡特勒說。

門診服務的缺失意味著許多病人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圖源：Alamy

「如果這個人患的是其他病症，當他不想接受某種特定治療手段或是不想採取某種應對方式的時候，我們通常不會像對待精神病人那樣，用這種抗拒本身來進一步證明：『好吧，看吶，這個病人現在真的必須馬上接受治療了，我們就強制執行吧。』」

聖地亞哥的精神科法醫尼古拉斯·巴德雷（Nicolas Badre）也認為，強制病人接受精神治療會引發一些後果：「我們知道有時人們會喪失洞察力，比如，當他們作出某種明顯與我們所知的現實狀況相悖的聲明或決定時，我們多半會覺得他們失去了自我判斷的能力。這是一條不同的道路，因為如果你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多少會覺得，病人所說的所有與你意見相左的話都是因為他們喪失了洞察力，或者說疾病感缺失而導致的。而這種自以為是的觀點又會讓你不自覺地拒絕聽從病人的意見。而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

最後，巴德雷表示，之所以疾病感缺失會成為精神病學上的一大難題，是因為我們現在還很缺乏這一問題上的神經科學數據。「我覺得現有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精神分裂症必然會導致大腦患上疾病感缺失症。」

圖源：Life Changes Elder Care

也許確實如此，不過它們之間或許仍有關聯性。智庫精神疾病政策組織的創建者DJ·傑斐（DJ Jaffe）是保障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權益的倡導者，他就辯稱，各類腦成像數據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運作方式和典型的正常大腦頗為不同。

即便病人被診斷出患有疾病感缺失症，這也沒有賦予法官、醫生或是其他任何人強迫他們接受治療的合法權力。

「我會這麼形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腦部活動狀態：當你看到他們在街上走時，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大腦中好像有個信息收發器代替自己發出指令。他們並非『認為』自己腦中有個收發器，而是清楚地知道事實就是如此。他們的疾病就是這樣告訴他們的。這就是會拒絕接受精神治療的那群病人，而實際上只有治療才能讓他們擺脫疾病，恢復自由意志。放任自己身患精神病不管根本不是自由意志的體現，恰恰相反，這才是他們無法實現自己自由意志的根源所在。」

即便病人被診斷出患有疾病感缺失症，這也沒有賦予法官、醫生或是其他任何人強迫他們接受治療的合法權力。傑斐說，疾病感缺失只是為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患有精神分裂症及其他類似疾病的人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那麼地與眾不同，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辭彙——當然，這個詞讀起來有點困難。

他說，同樣重要的是，協助門診治療真的有用。肯德拉法在紐約州實行6年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那些參與協助門診治療項目的患者眾，接受住院精神治療的人數下降了77%，因離家出走而無家可歸的人數下降了74%，因精神疾病作出違法行為而被監禁的人數下降了87%。2015年，也就是實行勞拉法7年後，內華達縣報告說，那些完成了協助門診治療項目的病患，相較之前，住院治療的時間減少了43%，被拘禁時長減少了52%，而離家出走的時間減少了54%。

老式的精神病治療系統都會讓病人在這樣的設施中接受治療，以便監管。圖源：Alamy

在北卡羅來納，杜克大學的精神病學家馬文·斯沃茨（Marvin Swartz）隨機挑選了一些符合接受協助門診治療條件的病人。他們或是接受了協助門診治療，或是接受了一種斯沃茨稱為「主動式社區治療」的治療方式。後者是一攬子公共門診治療項目，主要內容是給病人提供各種社會服務，比如住所、食物、交通等方面的幫助，以及一些心理治療及精神治療。這兩種不同治療方案的實施結果是，協助門診治療贏了。另外，儘管協助門診治療取得的成功沒有其倡導者希望的那麼大，斯沃茨的實驗數據表明，相比3個月且強度更低的治療方式來說，法院強制病人接受常規治療的時間越長（比如9個月），療效就越好。

「法院的強制執行命令能夠起到提醒及警示病人接受治療的效果，但更值得執行強制治療的機構關注的是，他們必須確保病人能得到精心準備的治療方案，」斯沃茨說。

然而，英國精神病學家湯姆·伯恩斯（Tom Burns）在英國也開展了一系列協助門診治療行動，得到的結果卻和斯沃茨的不同。協助門診治療行動的英國版本稱為「社區治療令」。不過，社區治療令常常是住院治療的後續流程，本身並不是一條法令。【在英國，1983年精神健康法案的部分條目已經對強制住院治療作出了相關規定。人們通常稱那些被監管在精神病醫院中並接受強制治療的病人為接受「預防性治療」（being sectioned）。】

（www.nhs.uk/using-the-nhs/nhs-services/mental-health-services/mental-health-act/）

伯恩斯發現，社區治療令對病人並沒有什麼幫助。他們後來接受的住院治療時間並未減少，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康復的跡象。再加上一項針對英美兩國此類項目的元分析表明了差不多的結果，伯恩斯從一位協助門診治療的堅定支持者轉變為了一位直言不諱的批評者。

「我開始意識到，如果冷靜下來拿證據說話，這種我堅定支持了20年的人為介入方式真的不是什麼好方法，」他說。

正反雙方都引用了能夠支持自己觀點的研究並批評了不利自己觀點的項目。傑斐表示，你不能把英國社區治療令的實施結果和美國協助門診治療想要做的事兒放在一起比較，因為它們在本質上就是不同的。而伯恩斯則站在他的立場上說，加州和紐約參與協助門診治療的病人並不是隨機選出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確定他們後來病情好轉究竟是因為更好的治療服務還是法庭強制令。而在北卡羅來納州通過隨機挑選病人做出來的對照試驗的結果有很可能無法被重複出來。這就意味著，正方兩派手頭的現有數據都不完美，他們還將繼續爭論不休。

接受治療後，那些在遭受嚴重精神疾病困擾期間丟失的洞察力又會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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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治療後，那些在遭受嚴重精神疾病困擾期間丟失的洞察力又會恢復，儘管恢復的程度不盡相同。大量病患完全不記得他們在病情最嚴重時的狀況。還有一些病人則承認他們真的病了，不過還是會在私底下懷疑自己當時的病情是不是真的有那麼糟糕。更多的病人則像米斯蒂·梅奧那樣，處於上述兩種狀態之間，對病情的記憶混亂而模糊。米斯蒂能夠意識到在接受治療前自己有些問題，但她並不總能想起究竟是什麼問題，或者這個問題究竟有多麼糟糕。

我在位於洛杉磯南部的聖佩德羅見到了生活在團體之家裡的米斯蒂。在那裡，她的日常起居（包括治療、做飯及其他雜務）都能得到幫助。她的住所在城鎮破敗區的一幢同樣破敗的兩層土磚公寓樓里。一個空氣清冷、陽光明媚的早春清晨，我們從她的住所出發，驅車開過幾個街區，來到卡布里洛沙灘（Cabrillo Beach）。我們坐在沙灘上，任憑帶著鹹味的海風吹拂我們的面龐，看著海水裡玩滑板的人和沙灘上來郊遊的人。米斯蒂將臉龐轉向太陽，看得出來，此刻她很放鬆。我們聊了聊她的早年生活、她的病情以及她如何在洛杉磯安頓下來，一聊就聊了快一個小時。最後，我問她怎麼看強制門診治療這件事。

琳達·梅奧為讓勞拉法能在斯坦尼斯勞斯縣獲批而在莫德斯托設立的宣傳路標。圖源：Alamy

米斯蒂從她的錢包里拿出了一袋子煙葉，然後自己把它們捲成了香煙。點燃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才說：「能被強制送去接受治療，我真的很幸運，也很感激。」

米斯蒂似乎會毫無過渡地變換話題，在各個主題間來回跳躍，漫無邊際地說開去。我不是很清楚也無法立即確定，這究竟是精神疾病導致的，還是她純粹感到寂寞了，希望能夠有人陪她說說話。有一名主治醫生和一個治療團隊照顧著她，她也經常給母親發簡訊，她還有一個真誠關愛著她的男朋友。不過，米斯蒂的生活仍舊不完美。她的住所很小，殘疾補助也很有限。她仍舊確信自己曾遭受過虐待和性侵，以及在不自知和不自願的情況下接受過手術。如果我也像她那樣堅信這樣的事兒確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話，我覺得我也會變得焦慮和偏執。

除此以外，米斯蒂一切正常。她仍在每天按醫囑服處方葯——儘管，如果沒人看著她的話，沒人知道她是否還會這麼做。

米斯蒂的假釋期以及法院裁決的強制治療期很快就會結束了。在琳達·梅奧的腦海中，假釋期滿的這天是個大日子。她希望，米斯蒂能夠自願繼續接受治療。但她也同樣希望，如果未來的某一天米斯蒂無法自己準確判斷是否應該接受治療了，勞拉法能夠發揮作用，幫幫她這個可憐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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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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