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代的「跨國婚姻」：毛主席也曾想做回「和事佬」
組織上介紹乃至一手包辦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劇。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別戀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麗蓮之後，肖月華最終找到了毛澤東。聽完肖月華的哭訴，毛澤東說：「博古那時把李德奉若神明，言聽計從，要什麼給什麼，需要女人，就將你提供給他，實在是荒唐，造成這場婚姻悲劇。」不過，毛澤東最初也想做「和事佬」，畢竟這是樁涉外婚姻，尤其還與共產國際、與蘇聯人有牽連。
【李德與肖月華、李麗蓮】
延安時代的「跨國婚姻」並不鮮見，最為著名的要數李德和李麗蓮。上世紀30年代，共產國際向中央蘇區派出軍事顧問李德，即奧地利人奧拓·布萊恩（筆名華夫）。李德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失誤眾所周知，這裡只說他生活上的「毫末細節」。
李德到江西蘇區時正值三十齣頭，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據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李德於1933年10月抵達中國時，滿以為紅軍與其他軍隊一樣，他指望有隨軍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覺。但是蘇區沒有妓女。」（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離共青團機關的宿舍不遠。當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人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對這位年青婦女垂涎欲滴，想與她同枕共眠。他主動給她送禮……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識到他在搞什麼名堂。李德的不『檢點』很快傳到了領導層面，這是從未遇到過的棘手事兒，但聽任洋顧問如此放肆，影響確實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還包括翻譯伍修權在內，採取措施挽救了局勢。」最終組織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華的年青農婦。
李德
肖月華是出身貧苦的廣東姑娘，長得雖不怎麼漂亮，但為人厚道，當時在少共中央局秘書長鬍耀邦身邊工作。肖月華也是一位老革命，17歲那年由海豐縣婦女協會執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紹入團。在領導「軟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華抱著「為革命犧牲」的精神同意嫁給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華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國際和革命的「代表」，所以湊合著與李德一起過了。也是據索爾茲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對肖月華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過是個鄉巴佬！」其實，丁女士此言差矣！這種有違人權和婚姻道德，由組織上定奪的婚姻「配給」，在中國，特別是在部隊，一直持續到上世紀50年代。抱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傳統觀念，肖月華隨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當肖月華給李德生了個皮膚黝黑的兒子後，連毛澤東也調侃李德：「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後來，毛澤東還一直記得李德、肖月華夫婦這個兒子。王炳南的德國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澤，中共長江局國際宣傳組成員）隨夫婿抵達延安，毛澤東初次見面便問王安娜：「你兒子（王黎明）的頭髮是金色還是黑色？眼睛像媽媽一樣嗎？是藍色的，還是黑的呢？」「皮膚是白色的，還是接近中國人的顏色？」毛澤東不顧王安娜臉上的驚愕神色饒有興味地尋根刨底。當王安娜明確表示兒子是「黑頭髮、黑眼睛」，「接近中國人的顏色」以後，毛澤東才撫掌笑曰：「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國人，他們的孩子也是黑頭髮、黑眼睛，膚色也和中國人一樣。一般說來，你們德國人總是以德國的強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麼也敵不過我們中國人！我們的人種好像比你們強呢！」（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這種組織上介紹乃至一手包辦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劇。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別戀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麗蓮之後，肖月華最終找到了毛澤東。聽完肖月華的哭訴，毛澤東說：「博古那時把李德奉若神明，言聽計從，要什麼給什麼，需要女人，就將你提供給他，實在是荒唐，造成這場婚姻悲劇。」不過，毛澤東最初也想做「和事佬」，畢竟這是樁涉外婚姻，尤其還與共產國際、與蘇聯人有牽連。但肖月華去意已決，經調解無效，邊區政府民政廳同意離婚。
肖月華解放後任職湖南省交通廳（辦公室主任），爾後調回部隊，授大校軍銜。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獨鐘的李麗蓮身材頎長，俏麗動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與後來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一起離滬來延安。由於李麗蓮不僅能演戲，還能歌善舞（為上海「天一」影業公司演員，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擔任了延安魯藝音樂系助教。離婚後的李德與李麗蓮正式結婚，李德也轉為中共黨員。但好景不長，婚後不久，李德便於1939年8月奉命返蘇，留給李麗蓮的是無限惆悵與清淚漣漣。新中國成立後，李麗蓮大部分時間從事民間外交，曾參加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並歷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副部長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國的李德則於1974年去世。
【鄭律成與丁雪松】
另一對「跨國婚姻」是丁雪松和鄭律成。1918年生於重慶巴縣的丁雪松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大使，20世紀70年代末先後出使荷蘭和丹麥，此前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朝鮮處副處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等職。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親丁開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貧，主要靠母親做手工活、擺小攤苦度光陰。丁雪松早年就讀於教會學校重慶文德女中，她才華出眾，唱歌、彈琴、舞蹈無師自通，成績名列前茅，屢獲教師好評。丁雪松於193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第3期學習。在中國女子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時任學生會副主席、俱樂部主任。她是在「抗大」這座革命大熔爐里與同齡的異國青年鄭律成相識並相愛的。丁雪松說：「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滿了青春活力的歌詠之城，到處回蕩著嘹亮的歌聲。」「那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隊的幾個同志到延安北門外散步，初次見到一個體型瘦削，腰桿筆挺，眉宇間顯得英俊而剛強，身穿黃色軍大衣的人。他是我們隊長趙玲的客人鄭律成——來自朝鮮的一個革命青年。後來在我擔任隊長以後，又常常看到他活躍的身影。他有時穿著灰色的軍裝，有時穿件褐色的茄克。當他在晚會上出現的時候，他的節目很獨特，嘴裡吹著口琴（用鐵絲把口琴系在頭上），懷裡彈著曼陀鈴，腳下踏著打擊樂器，一身而三任。我想這也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當時延安這樣簡樸而熱烈的晚會上，不正需要這些來自四面八方、有著各種藝術才能的青年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以活躍大家的文娛生活么？有時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
1918年生於韓國全羅南道一個貧寒家庭的鄭律成，原名鄭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國際主義戰士。鄭律成的3個哥哥，都參加了朝鮮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1933年春，15歲的鄭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從朝鮮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輪船，來到中國南京，進了朝鮮在華抗日團體所辦的「朝鮮革命幹部學校」。1937年9月，鄭律成在李公朴等人的幫助下，和愛國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軍進行曲》（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88年經鄧小平簽署命令，被中央軍委頒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鄭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頌》，正是這首被譽為「用心抒寫世界上所有爭取和平的人們」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結良緣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鄭律成，就想寫一首優美、戰鬥、激昂的歌曲來歌頌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延安城裡大會結束後，鄭律成和「魯藝」的幾位朋友站在北門外山坡上，眼前是唱著歌、呼著口令的青年男女踏著整齊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聲和口號聲響徹雲天，傳遍山野田間，鄭律成的心和整個延安城一起沸騰，他要求身旁的女詩人莫耶給他寫個歌詞：「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 丁雪松這樣回首往事：「在延安的一個晚會上，我見到了鄭律成，他和女高音唐榮枚同志合唱他剛譜就的《延安頌》……鄭律成當時是抗大的音樂指導，我任抗大女生隊隊長，他常到我們隊來教唱歌。我們就這樣結識了，以後，我們常在一起漫步、聊天，無話不說。」（丁雪松《〈延安頌〉和〈八路軍進行曲〉》）
丁雪松於1941年12月調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秘書，差不多同時，她與鄭律成結婚。此前，鄭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懷疑」（懷疑為「特務」）。由於他寫了《延安頌》等有影響的歌曲，才保留了黨籍。抗日戰爭勝利後，經中央批准，丁雪松與鄭律成去了朝鮮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後，丁雪松和鄭律成面臨著三種選擇：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鮮國籍並轉為朝鮮勞動黨黨籍，長期留在朝鮮工作；二是兩人分手，從此各奔東西；三是鄭律成隨丁雪松回中國。後經周恩來批准，並徵得金日成同意，兩人相繼回到中國。1950年9月初，鄭律成不願在祖國受難的時候離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終他讓丁雪松帶著7歲的女兒先行回國。1950年9月中旬，美軍在仁川登陸，人們紛紛撤離戰火籠罩的平壤，鄭律成紮上乾糧袋，裝上火柴和鹽，準備背著77歲的老母親撤離平壤。此時，我國駐朝鮮大使館政務參贊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車把鄭律成母子送過了鴨綠江，隨後乘火車匆匆趕到北京。鄭律成於 1976年病故，丁雪松現已是91歲高齡。
【李敦白與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紹，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國際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後娶了兩位中國姑娘。他在延安則是和張家口新華廣播電台、陝北新華廣播電台英語播音員魏琳結婚。魏琳原名蔣琳琳，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肄業，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熟悉魯迅先生《日記》和《書信集》的朋友都會依稀記得一位名叫蔣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與魯迅有長達30年的交往情誼。正因為蔣抑卮是魯迅留日的摯友，於是有人穿鑿附會地將魏琳說成是「浙江紹興東浦人」。其實，蔣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從蔣抑卮到魏琳，蔣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實為杭州郡望。
雖然出身金融巨賈，但由於戰爭，魏琳的生活依然顛沛流離。1942年她從上海著名的教會中學中西女中畢業考入滬江大學。據魏琳回憶，這時，她「對共產黨的認識還是模糊的」。1943年那個酷熱的夏天，不滿20歲的魏琳終於邁出了第一步。她這樣寫道：「出於反對日寇佔領上海這樣一點非常淺薄的愛國想法，更主要的是為了脫離大家庭，逃避現實、追求新鮮，追求所謂的『不平凡、不空虛』的生活，我離開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國民黨區去了。」「1943年，我經江西到成都。又於1945年3月到了重慶，上國民黨的中央大學。在外文系二年級借讀」。在這裡，魏琳讀了《新華日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等一類報刊書籍，對社會發展規律、國民黨的統治及解放區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後就被吸收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國、國民黨、中共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委員會簽訂《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簡稱《整軍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語翻譯人員，周恩來指示：要在半個月內從重慶、成都的大學中挑選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學生，作短期培訓後，準備在有美方人員參加的國共整編軍隊時擔任中共方面譯員。「因為是要給美國人當翻譯，坐的是美國人的飛機。登機前，我們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蔣琳琳，改了母親的姓，叫魏琳。飛機經過北平飛到張家口，聶榮臻同志接見了我們」。魏琳這樣回憶道。
在張家口的晉察冀軍政幹部學校外語幹部訓練班裡，學員享受營級幹部的生活待遇。訓練班學員編成幾個小組，自學為主，教員輔導，並請國際友人李敦白、美國記者庫莉訓練聽力，還邀請聶榮臻、羅瑞卿、姚依林、馬輝之、楊春圃等領導同志到班上作報告。
李敦白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1945年夏天，他隨美軍踏上中國大地，來到西南邊陲雲南省昆明市。從那一刻起，24歲的青年李敦白便開始書寫自己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歷程。李敦白成了中國共產黨唯一的美籍黨員，他曾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眾多中共高層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毛澤東稱他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紐約時報》親切地叫他「中國女婿」，「四人幫」則詆毀他是「美國特務」。在華35 年間，李敦白曾兩次入獄，在獄中度過了近一半的時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間諜案」在西柏坡入獄，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國主義指示，破壞中國革命」，1955年4月4日獲釋，毛澤東、周恩來向李敦白當面道歉。然而，後來中國人再次犯錯，而且是同樣的錯——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為北京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紅得發紫」，但卻被四人幫詆毀為「美國特務」、「國際間諜」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將李敦白軟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國特務」罪名被送至秦城監獄關押，於1977年11月19日出獄，前後監禁長達9年8個月零1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訪談節目《60分鐘》主持人邁克?華萊士稱：李敦白「曾利用與鄧小平的親密關係，說服鄧接受了我的60分鐘採訪。這在西方新聞界的來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時於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擔任中文專員，處理民間事務。這使李敦白有機會看到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聽到底層百姓的痛苦呻吟，並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傳頌一時的「朱毛」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二戰結束，李敦白卻不想回國，他想方設法讓自己滯留中國。李敦白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通過地下黨的幫助，李敦白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的秘書、廖承志的姐姐廖夢醒（英文名辛西婭）。未幾，宋慶齡先生介紹李敦白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任職，負責把糧食送往受災地區，從此脫離美軍。廖夢醒點燃了李敦白的「延安夢」：「別回去了，與我們在一起。留在中國，到延安去。」於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漢「聯總」辦事處報到，並從那裡往北進入大別山區。在此期間，李敦白利用職務之便給了中共一份豐厚的「見面禮」：1946年春，李利用美國記者的特殊身份，從美方代表白魯德那裡弄到了準確情報，將國民黨軍隊準備對中原解放區首府宣化店發動進攻的機密告訴了中共。後來，見到周恩來時，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還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來的意見，李敦白將和紐約一個救濟組織的代表普萊絲小姐一起奔赴北平，準備從那裡搭乘美軍軍用運輸機進入延安。但此計劃卻遭到了美軍的拒絕，連葉劍英出面也無濟於事。葉劍英提議讓李敦白去張家口，那裡的新華廣播電台正在籌建英語廣播，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協助工作。當地最高指揮官聶榮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與魏琳的愛情種子便是在張家口播下的。在貧瘠的黃土地上，愛情種子頑強地發芽並開花結果。李敦白與魏琳是名副其實的「師生戀」。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離開美國時，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紅杏出牆而臨近崩潰。李敦白畢竟是洋人，在昆明時也「鬼混過幾次，與一些吉普女郎摟抱親嘴」。儘管適逢燕爾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將軍在延安已經豪情滿懷地向其承諾：「我們打贏這場戰爭後，我就是武漢市的市長，到時候你就可以過來生活，我幫你找個當地最漂亮的女孩做老婆。」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無法習慣沒有女人的日子。在收穫愛情果實的秋季來臨之前，即便是對魏琳動情之後，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軌」。 他首先迷上了剛回延安不久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養女孫維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孫維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是在周恩來的窯洞，當時周恩來正在接受斯特朗的採訪，我對她一見傾心。她有張非常甜美的臉，漂亮的頭髮，大眼睛充滿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機智，紅潤健康，又有點男孩子氣。我怕她拒絕，所以儘力與她建立起脫俗的柏拉圖式的友誼。」與孫維世同歲的李敦白倒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裡知道，這位後來成了著名表演藝術家金山的夫人的孫維世，連青年林彪都為之心旌搖蕩，足見其風采魅力。孫維世是革命烈士孫炳文長女，著名話劇導演藝術家、戲劇翻譯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時，孫維世亦於1968年10月14日慘死獄中，年僅47歲。
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對其最後「鎖定」才宣告結束。從相愛到波折、到花好月圓，兩人終成眷屬，李敦白在回憶錄里寫得很翔實：
那時，每天晚上我都從電台送她回家，一路歡聲笑語。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愛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斷我們之間相戀的可能。「我們不能再接近了」，她說，因為她在等未婚夫從布拉格回來。於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進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離開張家口，遠遠離開了她。但就在我動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覺到，其實在她內心深處，並不像外表所表現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頭放了一副親手織的手套，還附上一張深情的字條：「這副手套是我為你織的」，她用英文寫道，「我會永遠珍惜我們的友誼」……
我還是很難做到不露聲色……魏琳終於遞給我一張小紙條。其實我一直在等著她某種形式的拒絕，因此當我看到她那張挽成結的紙條上寫著「我們必須談一談」時，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幾乎可以肯定，她要告訴我的是：我們之間必須保持距離……
那天吃完午飯，我便按照她的指示，憂傷地坐在房間里等她。她進門後，徑直走到房內另一頭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開口。「我們必須談談」，她說，「我再也受不了這樣子下去，對我們的工作也不好」。這正是我最害怕聽到的，「怎麼了？」我問。她哭了起來，大顆的淚珠從圓臉上滾下來。她用手捂住淚眼，啜泣著說：「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同時愛上兩個人。」
……
當我們手牽手走出那個小房間時，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一旦魏琳改變心意，愛情便勢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結婚。
按照規定，我們向組織提出申請……婚禮很喜慶。一幫朋友自發布置了我的房間，婚禮就在那裡舉行。廖承志發揮漫畫天分，畫了一幅巨大的畫像：一個戴眼鏡的外國人對魏琳豐滿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還題了兩句打油詩：「洋人何必憂天，有情必成眷屬」。
後來，李敦白入獄後的第3年，也就是1952年，苦苦等候的魏琳申請離婚。李敦白杳如黃鶴，魏琳選擇再婚，並與新的夫君攜手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