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薦書070 | 夏春濤《太平天國與晚清社會》

原標題：新史學薦書070 | 夏春濤《太平天國與晚清社會》

書名：太平天國與晚清社會

叢書：中華學人叢書

出版時間：2018年8月

夏春濤 著

ISBN：978-7-303-23949-8

定價：56元

太平天國的興起是廣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從這個角度說，金田起義的正義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廣西所暴露出的社會矛盾和統治危機並不是孤立現象，而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只是因為廣西的社會矛盾最為尖銳和集中，統治力量又最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統治危機才率先在這裡爆發，成為清政府統治長堤上被撕開的第一個缺口。也正因為如此，太平天國這股激流才得以衝出廣西，漫溢長江流域，乃至成為一場席捲全國的運動。

——夏春濤

關於本書

太平天國史研究曾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今每推進一步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本書則嘗試從多方互動的角度，將太平天國放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進行考察。既從社會層面追尋太平天國時期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又聚焦當時的社會動態和洪秀全等人的思想特徵，涉及太平天國史撲朔迷離、眾說紛紜的問題；還考察了作為對手方的清廷的應對之策，官場風習、民生狀況的起伏，以及對晚清社會的影響。老題新做，言之有據，新意迭出，無疑將有力推動晚清史與太平天國史研究。

關於作者

夏春濤，江蘇揚州人。1991年獲博士學位。1994—1995年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99年晉陞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著有《太平天國宗教》《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等。撰寫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紀》第六卷（未刊），編《洪秀全 洪仁玕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參與編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出版文集《滄桑足跡》、隨筆集《家國山河》。發表論文等百餘篇。

目錄

金田起義前夜的廣西社會

「拜上帝會」說再辨正

太平天國時期南京城的變遷

太平軍中的婚姻狀況與兩性關係探析

太平天國籌餉問題及其對戰局的影響

洪秀全登極暨金田起義時間考釋

洪秀全：生前之事與身後之名

洪仁玕：從塾師、基督徒到總理大臣

太平天國的權力格局及吏治

再論李秀成被俘後的「變節」問題

咸豐朝官場亂象與社會危機

——以太平天國初期戰事為主線的考察

咸豐朝整飭吏治的舉措

咸豐朝緩解財政困難的對策

曾、胡、左的崛起及兩湖社會之治理

「同治中興」背後的社會病症

後 記

「同治中興」背後的社會病症

廣西桂平縣紫荊山區，洪秀全等人佈道及醞釀起義的核心區域

就應對咸豐朝的統治危機而論，曾國藩等人所採取的對策具有針對性，及時有效。這給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打了一劑強心針，幫助其最終躲過滅頂之災，迎來所謂「同治中興」。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因此被推許為「中興名臣」。

曾國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無法根治社會病症。這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就已經顯現出來。

一、官僚隊伍急遽膨脹

隨著戰火四處蔓延，凡被兵省份被迫暫停舉行鄉試，通過科考選拔官吏之途壅塞。不過，由於捐納以及軍功保舉人員激增，仕途反而更加擁擠。

作為合法、有限度的賣官鬻爵，捐納是緩解財政壓力的權宜之計，客觀上有辱斯文、敗壞風氣，故頗遭詬病。道光帝曾明確表示對捐班「總不放心」，認為「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到了咸豐朝，清廷迫於籌餉壓力，一再動員捐輸，鼓勵捐納。其拋售功名的力度遠超前朝，只要交足銀兩，平民可捐得貢監、封典、虛銜，官階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員，降革者可捐復原職。名為勸捐，實為勒派，導致人言籍籍。據柯悟遲《漏網喁魚集》記述，蘇南常昭官方勸捐布告錄有一副對聯，文曰「官銜翎頂榮施如願以償 銀米錢洋捐數以多為貴」。一時間，紳富之家雖襁褓嬰兒已得功名，「假有身不清白如數捐輸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咸豐三年正月，翰林院編修蔡壽祺奏陳用人之策，認為吏治日見頹廢、民心尚多搖惑者，則惟捐輸一事最足以傷國脈而擾民生；主張停止捐輸，簡用忠良，委任才能，搜羅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然而，因財政入不敷出，清廷欲罷不能，後來甚至降低門檻、打折收捐，並簡化手續，將空白「執照」發給各藩司和軍營糧台，由後者自行開捐，可謂斯文掃地。

太平天國每七日（星期六）舉行禮拜儀式，頌讚皇上帝恩德

軍興之後，軍功保舉成為常態，一些人才藉此脫穎而出。但保舉同樣過於冗濫，導致泥沙俱下。曾國藩很看重保舉。湘軍水師營官楊載福在咸豐三年因戰功一歲六遷，官至總兵銜。咸豐九年正月函請湖廣總督官文將在鄂湘勇「擇尤拔補實缺數人」時，曾國藩特意指出，「是亦獎勵士氣、固結人心之一道」[1]。五月，又提及此事，認為「湘省弁勇近日能戰者多，必須令補實缺，既可堅各弁久征之心，又可變營伍惰弱之習」[2]。此外還有火線封賞。例如，咸豐六年四月楊載福募三百人冒死夜襲外江太平軍水師，許諾「成功歸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實職」[3]。不過，大肆封賞雖能收到立竿見影效果，但不利於塑造「忠義血性」，更留下官多職少、難以消化的弊端。在同治元年末的一封家書中，曾國藩反省說，「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余亂政」[4]。

二、官場陋習積重難返

面對日益深重的統治危機，咸豐帝在即位之初有心整飭吏治，但又感到漫無頭緒。而捐納、保舉使官僚隊伍急遽膨脹，百弊滋生，官場因循玩泄之風依舊，以至數年後相繼牽扯出順天鄉試舞弊案、官商勾結侵吞巨款的戶部寶鈔案等大案。咸豐帝嚴懲涉案官員，包括處死一品大員柏葰，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但僅是治標之舉，效果有限。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別樹一幟，致力於用新人、樹新風。不過，這種努力主要局限於湘軍與兩湖地區，雖有輻射作用，但遠不足以改變全國的官場生態。曾國藩以虛銜在外省統兵征戰，不時受到官場潛規則掣肘。咸豐九年十月，他在私函中就此嘆曰：「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即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憝亦釋。故賊焰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5]

清人繪湘軍炸塌天京（南京）太平門城牆圖

另一方面，隨著時過境遷，湘軍與兩湖官員也逐漸發生蛻變。咸豐九年二月，曾國藩便對湘軍現狀表示擔憂：「然屢勝之餘、極盛之後，恐亦如古人所稱『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比來湘人應募者少，即營官、幫辦亦多倦遊，不知尚能支撐幾年否？」[6]同年四月又嘆曰：「楚勇、湘勇皆同強弩之末，各弁名成利就，其銳於赴敵之心遠不如昔。」[7]次年八月則表示：「竊見兵興十載，而軍政、吏治二者，積習未改，甚或日趨日下，何以挽回劫運？是以痛心疾首，深自刻責。」[8]同治年間，某些封疆大吏頗遭詬病。民間有一對聯：「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 地皮刮盡但余澗溪沼沚之毛」，分別隱指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南巡撫毛鴻賓，嘲諷其橫徵暴斂，不體恤民情。

三、湘軍軍紀日益敗壞

曾國藩鎮壓反清力量心狠手辣，聲稱「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為此在民間落得「曾剃頭」惡名。同時，他注意籠絡民心，重視整肅軍紀。綠營兵勇奸淫擄掠現象較普遍，故時人有「兵不畏官而畏賊，民不畏賊而畏兵」一說。咸豐四年初出征前，曾國藩特意叮囑塔齊布嚴行約束部下，「若有一勇不規矩、不嚴肅，吾即不願帶去」[9]。駐贛湘軍在曾氏返湘丁憂期間軍紀敗壞，民怨四起。以此為鑒，曾國藩嚴申「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兵勇以不擾民為第一義」。咸豐八年，他專門寫有一首淺顯通俗的《愛民歌》，講明注意事項，如規定紮營時「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之類；強調「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儘管如此，湘軍依舊無法擺脫日漸萎靡的趨勢，內部矛盾加劇，軍紀敗壞，暮氣日深，營中結拜哥老會現象迅速滋蔓，以致曾國藩時有嘩潰之虞。其機要幕僚趙烈文記述了曾國荃部湘軍攻破天京後的暴行：一是四面放火。城中建築，「兵所焚十之七，煙起數十道屯結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絳色」。二是洗劫財物。悍將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大火延燒數日不熄。各弁勇「貪掠奪，頗亂伍」，在城中大挖窖藏甚至掘墳搜金；營中文職也「無大無小爭購賊物，各貯一箱，終日交相誇示不為厭」。三是姦淫殺戮。全城淪為人間地獄，「搜曳婦女，哀號之聲不忍聞」，「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連趙烈文也認為「其亂如此，可為髮指」。[10]曾國荃縱兵洗劫天京城，從中所獲不菲，以致物議沸騰。而曾國藩卻辯解說：「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11]在這件事情上，曾國藩選擇親情，拋棄了忠義。

太平天國中下層官員隨叢

李鴻章部淮軍的表現也在伯仲之間。據趙烈文記述，淮軍克復甦南後，「自常以東及松郡道路，剽掠無虛日，殺人奪財，視為應然」[12]。

四、戰爭創傷難以癒合

這場戰爭空前慘烈，造成巨大創傷，尤其是雙方激烈爭奪地區。譬如，曾國藩同治三年（1864年）夏描述說，「皖南地介江浙，昔為群盜所必爭，今亦敗賊所圖竄。寧、池、太、廣各屬，白骨如麻，或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過客，人類相食，群犬爭之」；慨嘆「開闢以來，殆無此慘劫」[13]。

再如，兵燹之後，向稱繁華富庶的蘇南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一片廢墟。毛祥麟於同治三年十月從上海赴江寧，沿途所見觸目驚心。據他描述，從上海至崑山，炊煙縷縷，時起頹垣破屋中。自崑山至蘇州，轉荒落；金門、閶門外瓦礫盈途，城中亦鮮完善。至無錫、常州、丹陽一線，蔓草荒煙，所在一律，「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余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問之，則雲一村數百人，今十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江寧城濠兩岸鉛丸累累，沙中白骨縱橫；「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矣」；「皇城舊址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 [14]

常熟人柯悟遲於同年三月自蘇州赴上海，沿途所見更為蕭瑟。據載，蘇州六門城外竟無片瓦留存，城中西半城亦是白地，東半城所剩十之五六分，千百年名跡盡為湮沒，笙管樓台俱為灰燼。出婁門到崑山，橋樑皆斷，屋無半椽，田盡草茜，枯骸滿目。進崑山城，荒索之象愈形觸目。柯氏還說，農田已荒蕪多年，缺農具缺人手，「今雖安逸，恐廿年間不能盡熟矣」。[15]

照柯氏推測，當地農業生產需要20年光景才能勉強恢復到戰前狀態。因人煙稀少，出現大片無主荒田，蘇南各地紛紛招客民墾荒。單就人口而論，不少地方歷經20年仍未達到戰前規模。據方誌記載，嘉定兵燹後「二十年休養，未足復生聚之舊」，人口十減其五；崑山「人民流亡者十有八九，雖休養生息二十年，尚不及從前十分之六」。[16]蘇浙太湖流域是清廷倚重的「財賦之區」，其經濟復甦緩慢，全國財政情況可想而知。

1860年11月2日天王《諭蘇省及所屬四民詔》，宣布在蘇福省（以蘇州為省垣）推行減賦政策，是民眾安居樂業。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戰爭帶來的巨大危害還包括通貨膨脹。因財政入不敷出，咸豐朝為支撐戰局、解燃眉之急，採取了非常舉措。一是濫發錢幣。通過強制發行大錢以及根本無法兌現的寶鈔、銀票，清政府大肆收兌民間銀錢，同時用搭放大錢、鈔票的方式支付兵餉、河工、官薪等，巧取豪奪竭蹶搜刮，導致百物騰貴、幣制混亂、銀價飆升，極大擾亂了社會經濟生活，致使百姓生計愈加困頓。二是開徵厘金。厘金是一種新稅，包括坐厘（對坐商徵收的交易稅）、行厘（對行商徵收的通過稅）兩種，創設於揚州仙女廟鎮，迅速推廣到全國，同樣導致商賈裹足、物價騰貴，民間叫苦不迭。

五、中央集權制發生動搖

從軍事上看，面對缺兵這一棘手問題，咸豐帝允許地方自行招兵買馬，結果曾國藩撇開舊體制另起爐灶，借舉辦團練之名創立湘軍。湘軍以湘鄉子弟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濃，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打破了兵權歸中央執掌的世兵制度，開晚清兵為將有現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國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談及自己身處輿論漩渦之困窘，稱「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鄙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又謂「兩接戶部復奏之疏，皆疑弟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表示「萬一金陵克複，擬即引退，避賢者路」。[17]攻克天京後，曾國藩主動提出裁軍，除湘軍越發難以統馭的因素外，主要是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韜晦之計以求自保。

從財政上看，面對缺餉這一棘手問題，咸豐帝允許地方自籌軍餉。作為六部之首的戶部，其權力在戰時大為削弱。曾國藩分析說：「我清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18]各省督撫紛紛開徵厘金，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現象，造成清廷財權下移。據估算，從咸豐三年至同治三年，全國厘金平均歲入一千萬兩白銀，合計1.1億兩。[19]但由於清廷被迫放權，厘金成為歸各省督撫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觀的財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戶部；稅率多少、如何征、怎樣調撥使用也不歸戶部過問，而是每省各自為政。

從人事上看，到咸豐末年，湘軍將帥及兩湖官紳憑藉戰功和政績，紛紛出任督撫。漢人督撫不僅人數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權、財權，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項上的進言權與影響力也相應增加。這是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標誌著漢族地方勢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滿族貴胄牢牢把持權力的舊格局。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

上述三大變化，嚴重削弱了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在權力架構上形成內輕外重態勢，使清政府潛伏著巨大變數。義和團運動期間，東南數省督撫抗命中央，與西方列強搞「東南互保」，便是一個例證。

總之，曾國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時又給清政府埋下隱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機依然存在，導致危機的社會根源並沒有觸動。儘管曾國藩等人百般維持，包括發起以「自強」「求富」相標榜的洋務運動，但終究無法也無意從舊體制中突圍，無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興」。而曾國藩本人也銳氣大減，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夏，曾國藩與趙烈文某日秉燭夜話，談到京城亂象環生，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曾氏不免憂心忡忡，問：「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答：「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愴然表示，「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20]孰料趙烈文所言竟一語成讖。44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皇室被迫將權力移交給手握重兵的袁世凱，清朝統治頃刻間分崩離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勵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一個全新的運動，結束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親手締造了民國。

原題《「同治中興」背後的危機》，收入筆者散文集《家國山河》（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茲據原稿對內容作了增刪，補加了注釋。

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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