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中國之行

原標題：張維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的中國之行

編者語：

著名經濟學家、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於2018年8月29日因病與世長辭，享年82歲。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首次訪問中國，為期兩周，由張維迎全程陪同，本文是張維迎在莫里斯教授首次訪問結束後寫的記事。敬請閱讀。

文/
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1996年10月，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威廉姆·維克瑞(William Vickery)共同分享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半年之後，1997年4月，莫里斯教授應邀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訪問。 他此次中國之行的官方目的，是參加國家體改委於4月14－15日在京舉行的「金融風險管理國際研討會」，並在《經濟學消息報》舉辦的「信息經濟學研討班」上作演講。因為這是他首次來中國，為了使他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當前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狀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我特意協助安排了他去深圳和西安訪問。從他4月6日抵達香港開始，至4月20日離京返英，我全程陪同了他。坦率地講，我雖在牛津大學作過他3年多的學生，但與他的交往主要在學術方面，每次見面都是討論我論文中的問題，對他的個人生活和性格了解甚少 ，只感覺他是一位嚴肅的導師和典型的英國紳士（他是蘇格蘭人）。特別是那段時間，因為他夫人身體不好，他中午一般都回家就餐，也不再如過去那樣邀請他的學生到家裡作客，除事前約定的見面外，學生很少有機會與他接觸。這次則不同，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裡，我幾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有大量時間向他討教經濟學問題，還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一些非經濟學的問題，了解他的興趣和性格，耳聞目睹，受益非淺。

飛機上為我解數學難題

我和香港城市大學的栗樹和博士當時正在合作寫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在一個合夥制契約安排中，一個人應得收入的最優份額隨其在團隊生產中的相對重要性的增長而上升，但相對重要的人的最優份額應隨生產的團隊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比如說，如果團隊化程度為0，相對重要性為0.6的人的最優份額為0.69, 但如果團隊化程度為1，相對重要性為0.6的人的最優份額僅為0.57。我們用計算機模擬表明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在給出這個結論的解析證明時遇到了麻煩。我們花了很長時間，都無法得到解析證明。栗樹和博士原是西北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又曾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師從著名經濟學家Leo Hurwicz（註：因對機制設計理論的貢獻， 200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過嚴格的數學和經濟學訓練。連他也覺得這個結論難以證明時，我感到很絕望。如果不能得到解析證明，這個結論就不能作為「命題」給出，而只能作一般性討論，這無疑就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在莫里斯教授到香港後，我們懷著一線希望，看看他能否幫我們解決這個難題。

4月10日上午，我陪同莫里斯教授從深圳乘飛機去西安。在起飛大約半小時之後，我把事先歸納好的數學問題給他，問他有無可能解決。他拿起看了幾分鐘，問了我一些符號方面的問題，就開始拿出筆在稿紙上演算。我用相機拍攝下了這一珍貴的鏡頭。大約花了不到一小時的功夫，在飛機將要降落前，他說證明基本上完成了，但他還得再檢查一下。

4月11日上午，在西北大學圖書館作完演講後，他利用在賓館休息的時間，完成了證明的最後一步，12點，我叫他去吃飯時，他把結果交給了我。

我非常興奮，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告訴了栗樹和，隨後又把莫里斯的證明傳真過去。20號回到香港，我們又一起討論了莫里斯教授的證明，不得不承認，他的證明方法很奇妙，諾貝爾得主就是非同一般。從此，我們的論文上多了這樣一個腳註：「We owe James Mirrlees for his proof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position.」（我們感謝詹姆斯·莫里斯為本命題第二部分所作的證明。）

不知疲倦

4月11日午飯後，我問莫里斯教授，是想去古城牆上看看，還是在校賓館休息，他說上城牆。我們從南門上城牆，走到小南門下來，前後一個多小時。游過城牆，按約定，我們於2點半到西北大學地質學系，參觀古脊椎動物化石館和礦物陳列館。3點半至5點，他與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座談。座談會後，同學們又是簽名，又是合影，折騰了半個多小時。晚飯後，他又提出要到市內鐘樓附近看看，我因事先有約，就由梁繼宗教授陪他去。據說，回到飯店時，已是9點半了。第二天早晨，當我起來時，他已吃過早飯，很興奮地告訴我，他頭天晚上去了西大街鼓樓附近的清真寺，太有意思了。說來慚愧，我在西安讀書7年，還不曾去過西大街這個令他如此興奮的清真寺。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期間每天的活動都是這樣沒有縫隙。他不願錯過任何一項事先安排的活動，也不曾拒絕過任何一個臨時追加的項目。在陪同莫里斯教授近半個月時間裡，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他是一個興趣廣泛、不知疲倦的人。論年紀，他當時已61歲，我比他年輕得多，但陪他旅遊參觀，常常是我已筋疲力盡，他卻興緻不減，我似有點捨命陪君子的感受，幾位陪同過他的其他年輕人也有同感。他常常是白天觀光或作學術報告，晚上9點10點回到飯店，還要為第二天的演講做準備。但除了4月20日離開北京時略顯疲倦外，他總是精神抖擻的樣子。在深圳只有半天多的時間，他卻參觀了君安證券、深圳股票交易所，參加了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學術活動，遊覽了中華民俗文化村，並觀賞了室內和室外兩場文藝演出。在西安兩天半，除在西北大學一天的學術活動和與陝西省省長見面外，參觀了陝西省博物館、秦始皇兵馬俑、半坡村母系社會遺址和西大街清真寺，遊覽了臨潼華清池、西安大雁塔、鐘樓鬧市區及西安古城牆。北京一周，參加了為期兩天的「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各作一場學術報告，參加了商務印書館舉辦的「《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新聞分布會」，遊覽過故宮、頤和園、八達嶺長城、十三陵墓和天壇，在老舍茶館喝過茶，在長安劇院看過京劇《白蛇傳》，等等。

在陪同他的日子裡，我時常想，這樣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怎麼能不拿諾貝爾獎呢！

文物迷

來中國時，莫里斯教授帶兩本書，一本是一位華裔英藉女作家的小說《鴻》，講的是從民國到文革祖孫三代三個女人的故事，中國人不以為然，外國人卻很捧場；另一本是英文版的《中國旅遊指南》。後一本書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有時間，就翻開看。因為有這本書的幫助，每到一處，不用我作解釋，他已知道有些什麼景點值得看。我在英國生活5年，知道英國人好古，但莫里斯教授對中國文物古迹的興趣之濃，還是大大超出我的預料。這或許是他不知疲倦的一個原因吧。

4月10日我們抵達西安時，已是下午3點多。因為晚上6點陝西省省長陳安東要宴請，負責接待的西北大學的李軍鋒先生問，是否應該取消原定的參觀陝西博物館的計劃，莫里斯教授堅決不同意，我們只好帶他去。在博物館裡，從史前文化開始，他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看，看的很仔細，不時地問，很多時候，我和陪同的李小姐都無以對答，我們的歷史知識太少了，根本滿足不了他的要求。他似乎對中國漢字的演變過程特別感興趣，仔細地觀察刻在石碑上或鼎上的字的形狀，想知道，從什麼朝代開始，漢字變成了現在的模樣。在西漢地形圖前，他發現西北部與中原地帶之間只有一條細細的走廊連接，感嘆道：在這樣的地形上維持統一真不容易！按計劃，我們該在5點離開博物館，但到5點時，我們只走到元代。因為6點有約，我和李小姐只好拉著他匆匆走完其餘的部分。他的遺憾只能留給下次了。

4月12日的安排是參觀秦始皇兵馬俑、臨潼華清池和半坡母系社會遺址。從前幾天的經驗，我已知道，必須請一位很在行的導遊，西北大學外事處特別安排了高海林女士陪同。高海林原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後到西大旅遊經濟系任教，西大接待的外賓去兵馬俑參觀，幾乎每次都是她陪同，可以說駕輕就熟了。不過，這一次，她還是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因為莫里斯教授會問她一些很細緻、很技術性的問題，如兵馬俑的製作工藝，等等。我開玩笑說，看來下一次只能請兵馬俑博物館的館長陪同了。莫里斯教授很為兵馬俑所表現出的氣派所折服，離開時，他花300元錢買了一盤兵馬俑的CD Rom, 並與當年發現兵馬俑的農民合影留念。

在西安，由於時間所限，他只訪問了東線。他說，希望下次有機會去西線，去乾陵，去法門寺。有可能的話，還要去敦煌。

4月15日上午，我和體改所的王雪佳小姐帶莫里斯教授到故宮參觀。我雖去過故宮幾次，但因每次都是走馬觀花式的，對故宮的好多掌故不了解。莫里斯教授事前已看過有關故宮的介紹，去時仍隨身帶一本《中國旅遊指南》，又買了一本關於故宮的英文書，在有些方面，比我知道的還多。比如，他知道故宮內有9千9百99座半房子。如同在其他地方參觀時一樣，他走得慢，看得仔細，我和王雪佳小姐盡所能給他講一些我們知道的故事。故宮的很多重要建築都建於1420年，他很清楚地記住了這個年代，因為他現在劍橋郊區的別墅也建於1420年。

4月17日上午，莫里斯教授在北大演講。下午我和王雪佳小姐帶他到頤和園遊覽。我曾聽加拿大西安大略學校的校長說過，最喜歡的是頤和園的蘇州街，而我自己不曾去過蘇州街，所以，一進園，我就領莫里斯教授直奔蘇州街。果然名不虛傳，很有點皇家購物中心的味道。莫里斯饒有興緻地同我們一起逛「絲綢店」，進「錢莊」，還在一個二樓茶館花了30塊錢，品茶半小時。4點半離開蘇州街，直奔萬壽山頂。因為時間已經不早，我提議抄近路下山，但他堅持要繞道看石舫船，我只能隨他所願。看過石舫船，其他要門票的地方都已關門，很是惋惜，好在長廊總是開放的。他很欣賞長廊上的畫，特別是畫里的故事。大約6點鐘，我們離開頤和園。

4月19日上午，我去參加天則研究所的案例研討會，我夫人陪莫里斯教授去採購。下午兩點我趕回飯店時，他們還沒有吃完飯。莫里斯告訴我，他買了文房四寶。飯後，我問他要不要休息一會再去遊覽天壇，他說，我們還是現在就去吧。這樣，我就又帶他去天壇。其實，一上午的會議已使我深感疲勞，我是多麼想休息一會再去呀！

在天壇，他對古董店的古瓷器很感興趣，不過，沒買什麼，因為帶不了，他箱子里已塞滿了西安時收到的好幾件古董複製禮品。他說，下次再買吧。他還饒有興趣地參觀了大觀園微縮景觀，並特意在曹雪芹塑像前留影，因為他曾讀過英文版的《紅樓夢》。在迴音壁，他很想試一試是否真有迴音，可惜迴音壁被欄杆圍住了。

登高望遠

4月13日上午參觀大雁塔，是莫里斯教授在西安的最後一項活動，我和高海林女士陪同。因為12點就要出發去機場，我們本想帶他走馬觀花地看看就是了，可他還是堅持要登塔，說這是他來中國後第一次「爬山」。他很喜歡爬山，每登一層，都要在窗口停下來舉目望遠，在面向北面的窗口，他立即認出了鐘樓。登到7層塔頂，他說，這塔真是一個hierarchy（等級體系），越到高處越難爬。我說，難爬有兩個原因，一是越到高處路越窄，二是爬的越高，人的體力越不支。這大概是地位越高的人薪水越高的一個原因吧。我突然想到，經濟學中，有許多理論解釋等級組織中「收入隨位置上升」的現象，但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從這樣的角度解釋。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的第二次「登山」，是前面提到的4月17日下午登頤和園的萬壽山。他登山時，腰桿挺直，腳底生風，實在不像一位61歲的人。爬到山頂，俯瞰昆明湖，遙望北京城區，感到美不勝收！

4月18日去長城和明十三陵，我因約好去北大醫院看眼病，只好由王雪佳和司機陪他遊覽。下午回來後，我問他感覺如何，他連說，太好了！長城真是偉大，不身臨其境親眼一睹，是不可能真正體會它的偉大的。不過，他說，有點遺憾的是沒有爬到最高處，這倒不是因為他不願爬了，而是陪同的王小姐說沒有時間了，接下來還有十三陵等著呢！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三次爬山，爬的是長城，儘管沒到頂峰。我相信，下一次來中國時，他一定會重登長城，一定會上到頂峰，如同他登到經濟學的頂峰一樣。

欣賞京劇

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對音樂和戲劇有特別的愛好，所以，每到一處，我都盡量安排一些這方面的活動。在深圳，4月9日晚上，我們先在民俗文化村的演出大廳觀看了雲南少數民族舞蹈「蘭太陽」，接著又觀看廣場的大型民間藝術表演。儘管演出沒有英文講解，由於良好的音樂和藝術細胞，他對這兩場中國少數民族藝術演出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我看得出，他比我更陶醉，這使我感到很自豪！遺憾的是，他沒有時間觀賞「世界之窗」晚上7點半的大型表演。（不過，我後來想，沒去世界之窗也好。在世界之窗，法國的艾菲爾鐵塔和凱旋門是按1:3的比例製作的，而倫敦橋和英國國會大廈是按1:15的比例製作的，二者又比鄰。我不知道他這位英國人看後會有何感想。）

在西安，4月12日晚，我和陝西省建設銀行的徐鵬程先生陪同莫里斯教授去看《仿唐樂舞》。《仿唐樂舞》表演的是唐代宮廷樂舞，很有特色。大概是專為老外演出，每一幕都有英文解說（事實上只有英文解說），莫里斯教授很欣賞，不時為演員的精湛表演鼓掌。我問他如何比較《仿唐樂舞》與深圳民俗文化村的《蘭太陽》，他說他更喜歡《仿唐樂舞》。大概是因為《蘭太陽》太「生猛」了一些。不過，我告訴他，我更喜歡生猛一些的表演。

記得在深圳中華民俗文化村的北京四合院遊覽時，莫里斯教授對京劇臉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們不得不請院內的服務人員給他作詳細講解。我當時就想，到北京後一定讓他看場京劇。北京接待單位的人說，看京劇到老舍茶館就可以了。4月14日晚，我和王雪佳小姐就帶他去老舍茶館，我也是第一次去，他說很開心。不過，在我看來，這裡的京味並沒有我原先想像的那麼濃。莫里斯對其中的兩個京劇表演很欣賞，不過，看得出來，這兩個節目沒有滿足他。當我問他是否想看一場專門的京劇表演時，他非常高興。這樣，我們決定4月16日帶他到長安劇院。當日晚飯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在北海的御善飯館請客，宴請未完，我和他就匆匆離開。我們到達長安劇院時，剛好7點半，王雪佳小姐已買好票在那裡等我們。演齣劇目是《白蛇傳》，因為有英文字幕，不用解釋，他也看得明白。事實上，他很享受，表情不時隨劇情的變化而變化。演出結束後，他還總結說，京劇是把唱技和雜技結合起來的。我不知道他的概括是否準確，反正我對京劇是完完全全的門外漢。他本來想在劇場門口買一盤《白蛇傳》的CDRom，可惜沒有。第二天下午我們在頤和園遊覽時，看到昆明湖裡一人獨自撐船，他馬上就回憶起頭天晚上《白蛇傳》中的情景。臨別時，張海魚先生送他一盤京劇VCD，他非常高興。

中國飯百吃不厭

4月6日莫里斯教授抵達香港，在香港飯店下榻後，我和城大經濟系主任張仁良教授帶他到位於尖沙咀一家韓國餐館就餐。我們選擇了韓國菜，而不是中國菜，主要是考慮到以後的半個月，有的是中國菜吃，就害怕他吃膩了。一般人在長途旅行後，胃口都不大好，令我驚訝的是，莫里斯教授的胃口比我們都好，吃得比我們多。

接下來的兩周，除一兩次因為趕急吃西式便餐外，吃得都是中餐，但我怕他吃膩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他喜歡中國飯，不是說在嘴上，而是吃在行動上。每次吃飯，我都注意觀察他，發現他總是吃的很多，飯量比我大，而且什麼菜都不放過。在深圳君安證券的宴席上，他就吃過炸蠍子，這道菜許多中國人都不敢入口。在湖南飯館，他吃過臭豆腐。遇上他特別喜歡的菜，他會一連幾次往自己碟子里夾。記得4月12日上午參觀完秦始皇兵馬俑後，我們被省建行的徐鵬程先生安排在臨潼華清池附近建行辦的一個餐廳就餐，這個餐廳算不上高檔，不過陝西菜做的蠻地道，莫里斯教授對陝西涼皮讚不絕口，一連吃了兩豌，還表現出心有餘而胃不足的樣子。他用一個饅頭夾了兩大片梅菜扣肉，大口大口地吃，我看著都眼饞。

他來中國後，粵菜（包括潮州菜）吃得最多，其次是陝西飯，上海菜。不過，到18日，還未吃過四川菜。巧的是，這天中午，我在北大勺園碰到倫敦經濟學院的Arthur 和Tony，兩位也都是莫里斯教授的學生。晚上，我就帶他們三人一起到四川飯店吃飯。莫里斯教授最喜歡回鍋肉。飯後我們出門時，突然聽到有人問：「Are you Professor Mirrlees?」原來是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的台灣藉經理，前一天在北大聽過莫里斯的演講。他為能在這個地方巧遇莫里斯教授興奮不已。我開玩笑說，名人就是不一樣。

4月17日，我們幾個曾牛津大學學習過的同學在千村百貨的「燒鵝仔」宴請了他。4月19日，我、張海魚和張亞非又帶他到「毛家飯館」吃了湖南菜。當然，中國菜種類繁多，他在中國的時間有限，是不可能吃遍的。

中國飯吃多了，莫里斯教授也開始有品味了。4月16日商務印書館總編在北海公園內的御善飯館宴請他。御善當然很有特色。不過，莫里斯教授飯後對我說，這裡的飯菜比不上我們前幾天吃的，看來，皇帝吃的不見得比老百姓好呀。

吃中國飯時，他還喜歡喝中國酒，有時是青島啤酒，有時是中國長城干白，或中國紅葡萄酒。有一次，他想喝中國紅葡萄酒，但餐館沒有，服務小姐問法國紅葡萄酒如何，他說，那我們還是喝長城干白吧。他對西安的稠米酒也讚不絕口。

莫里斯教授握筷子的技能非常嫻熟。他告訴我，這個本領早在60年代就學會了，是在去日本的飛機上，日航小姐教他的。

中國飯馳名天下，好吃，不僅中國人喜歡，許多外國人也喜歡，但一般老外連吃幾天中國飯是受不了的，正如我們中國人出國後受不了連吃西餐一樣。而莫里斯教授吃中國菜可以說是到了「百吃不厭」的地步。有幾次，我問他要不要去西餐廳換換口味，他卻堅持說，還是吃中國飯吧！

不老的好奇心

在西安，有一次，莫里斯教授問我：「中國馬路上為什麼劃斑馬線？」我說：「斑馬線是供行人過街用的，難道英國不也一樣么？」他說：「這我知道。在英國，在劃斑馬線的地方，行人有優先權，車要讓人。但我觀察到，你們這裡的車並不讓人。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斑馬線呢？」我無言以對。第二天，他告訴我，他知道原因了。我問什麼原因，他說，在中國，斑馬線是一個「coordinating device」（協調手段），行人都往斑馬線旁聚集，聚集到一定數量，人就把車擋住了。我說，這或許有些道理，因為中國人太多，如果車總是讓人，那交通非癱瘓不可。

莫里斯教授對中國象形文字充滿好奇心。在「金融風險會議」上聽會期間，他在紙上寫了「中國，北京」四個字，遞過來問我寫的對不對。我說，字形到蠻好看，只是你是畫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他說，難道中國漢字不是一種藝術么？

4月19日，在湖南飯館，他突然對我說，這半個月來，他沒有發展什麼理論，因為人在旅行時，是不可能集中思考問題的，但他現在有一個發現，就是知道了中國象形字的來源。我不解。原來，他在喝茶時，發現茶葉不斷飄浮出各種形狀，就想到，中國人一定是在喝茶時發明了漢字。我不知道他講的有無道理，不過，據說，倉吉發明象形文字，就是受到鳥在地上留下的足跡的啟發。

4月13日中午在西安，因為急於趕赴機場，我們來到南門外一個日本人經營的飯店吃西式快餐。菜譜上有中、日、英三種文字，莫里斯教授驚訝地發現，有一頁上，所有菜英文名稱最長，日文次之，中文最短，而在另一頁，剛好相反。他問我，他的論文譯成中文後，是英文原文長，還是中文譯文長。我說，大概是中文譯文長吧。

我為莫里斯教授不老的好奇心而感嘆。

難忘今霄

4月10日，即我們剛到西安的當天，陝西省省長陳安東先生在希爾頓飯店會見並宴請了莫里斯教授，在座的有西北大學校長、陝西省教委副主任等。會見時，雙方都講了一些非常客套的話，但在餐桌上，省長的談話卻集中在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和外交問題上，特別是關於香港問題。我知道莫里斯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對政治不在意，也不諱言英國以強權佔領香港的歷史。但我理解，每個民族的人都對自己的民族都有一些特殊的感情，談論這樣一些敏感的問題很容易造成尷尬的局面。謝天謝地，尷尬的局面沒有出現，省長和莫里斯教授都不愧是談話高手。

記得上餐桌不久，省長就說，香港很快就要回到中國了，現在看來，彭定康的三違反政策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教育了香港人民，不再留戀英國的殖民統治。7月1日，彭定康就要回到英國了，希望你們歡迎他回去。莫里斯教授說，他來中國前聽到一個謠言，說英國首相要任命彭定康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長（註：莫里斯教授原是三一學院的學生，現為院士。他告訴我，在三一學院學習和工作超過一年以上的人中，有29位諾貝爾獎得主）。按學院章程，三一學院的院長都得由首相直接任命。一般來說，首相會任命一位學者為院長，但理論上講，他也有權任命一位政治家當院長，這樣的事情以前也確實發生過。莫里斯教授說，他希望能任命一位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如果真的像謠言說的那樣，彭定康要回來當院長，那他寧願彭定康不回來。（註：彭定康卸任香港總督後曾任英國駐歐盟大使和牛津大學校長，但沒有出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

後來，談話轉到歷史上來。有一次，省長說，澳大利亞是我們中國人首先發現的，但發現的人看到那裡空無一人，耐不住寂寞，就回來了，否則的話，澳大利亞可能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莫里斯教授回答說，19世紀，英國有許多犯人沒地方去，政府把他們趕到澳大利亞去了，可能是你們中國當時沒有那麼多犯人吧，所以，你們錯過了機會。（為了使談話更柔和一些，我插話說，中國的犯人都送到海南島和西部去了。）

宴請結束時，省長對我說，莫里斯教授是他遇到過的最健談的英國人，其他英國人，你不同他說話，他就不說話，只埋頭吃飯。

莫里斯教授不僅談的多，吃的也多。離開前，他拿了菜單想作紀念。旁邊有人插話說，省長還是一位書法家，省長隨手掏出筆，在菜單內封上寫了「難忘今霄 陳安東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送給莫里斯教授。兩天後，當我們在大雁塔參觀時，果然在「玄奘紀念國際書法展覽館「內看到了省長寫的掛幅。

回飯店的路上，我對莫里斯教授說，我不曾想到省長會談那麼多政治問題。他說，他也沒有料想到。

天安門廣場兜圈

4月15日下午，國務委員李鐵映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 的外方專家和部分國內專家（實際上，除我之外，都是體改委的人）。3點半我們出發，車到人民大會堂西南角的會面廳時，剛過4點，接見時間又由4點15分改在4點半，主人還沒有到。體改委領隊的人建議，由司機開車帶客人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兜幾圈再回來，因為，按照中國領導人接見外國客人的規矩，為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必須是主人等客人，而不能是客人等主人，所以，客人必須在李鐵映先生到後才能進來。麻煩在於，主人又是高級人物，客人不能遲到，北京的交通狀況又使客人必須打一個提前量，這就形成了一個難題：必須提前到，又不得先進屋。難怪司機說，他常帶客人在天安門廣場兜圈，有時，一兜就是好幾圈。莫里斯教授前天晚上和當天上午剛去過兩次天安門廣場，他開玩笑說，早知如此，他上午就不來天安門廣場了。我想，凡是安排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的外國朋友，就沒有必要專門去天安門廣場瀏覽了，待接見的那一天，你們有的是時間。

會見在4點半開始。在莫里斯教授等外國客人進入之前，體改所的烏傑和曹遠征等人已就這次金融風險控制會議的情況向李鐵映作了彙報，所以，李鐵映與外賓談話的主題非常集中，也沒有談什麼政治問題。在客套之後，李鐵映首先談了中國金融領域面臨的風險管理的迫切性，接下來，他就請外國專家發言。莫里斯教授當然是首先發言了。當他談到降低風險的一個辦法是利用中介機構時，李鐵映插話說，中國面前的金融風險主要是中介機構造成的。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講的中介是指投資基金，而李鐵映講的是如「中農信」這樣的機構。在我看來，這樣的會見只能是禮節性的。

諾貝爾獎不期而來

在中國期間，有好幾次，人們好奇地問莫里斯教授，他是什麼時候得知自己獲諾貝爾獎的。他回答說，1996年10月8日上午11點（瑞典時間中午12點，諾貝爾委員會總是在這個時間電話通知，即使獲獎人在美國加州）。當時他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只是當他認識的評獎委員會的一位經濟學家直接同他說話時，他才相信，自己真的是獲獎了。（據說，Modigliani教授當年聽到自己獲獎時，一開始也不相信。或許，不少得主都有類似的反應。）

1997年元月29日下午，我和莫里斯教授一起從劍橋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參加學生們為他舉行的慶祝會，路上，我曾問他是否曾想到過自己會得諾貝爾獎？他笑著回答：可以說，沒想過。他說，很長時間，他就認為MIT的Peter Diamond教授應該得諾貝爾獎。當然，因為Diamond教授的許多研究是與他合作完成，如果Diamond獲獎，他或許會跟著沾光。事情沒有如他想像的那樣發生，不過他仍然認為，Diamond未來仍然有希望獲獎（註：Diamond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過，莫里斯教授提到，當年，Edmund S Phelps 在看到他1971年發表的所得稅文章的初稿時，就認為這篇文章應該得諾貝爾獎。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剛剛建立。另外，有幾次他到一些大學演講時，主持人在介紹說，這可能是未來諾貝爾獎的得主。不過，他說，戴過這種高帽子的恐怕不下100人，誰也不會當真。（註：Edmund S Phelps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我曾問他，有沒有人把獲得諾貝爾獎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他說，自然科學界有，但經濟學界大概沒有。

有一次，在談到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關係時，他說到，今年3月，他在波蘭給數學家作了一次學術報告，主持人在介紹他時說，諾貝爾獎沒有數學家的份，不過，數學家已找到了摘取諾貝爾桂冠的途徑，那就是把自己變成經濟學家。我開玩笑地問他，那你決定從數學轉向經濟學時，是不是想到要得諾貝爾獎呢？他回答說，那不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呢！

莫里斯教授還告訴了我有關諾貝爾獎的許多有趣的故事。阿羅和希克斯於1972年因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貢獻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羅有點不大高興，因為他覺得像他這樣的經濟學家應該單獨獲獎，不應該與他人分享；而希克斯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把他的貢獻搞錯了，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貢獻在經濟史方面，而不是一般均衡。威廉姆·維克瑞在獲獎後，強調的是自己在有關改革地鐵收費、選舉制度、預算赤字等方面的實踐思想，而不是自己的理論模型；他把自己獲獎的1961年論文說成是「one of my digressions into abstract economics」(在離題進入抽象經濟學的一個例子）。我告訴他，當納什聽到自己與另外兩人同時獲獎時，還不知道這另外兩位獲獎者是何許人呢。

我曾問過莫里斯教授有關諾貝爾獎提名的事，他說他每年都收到提名信，但除一次之外，他都忘記了把提名信按時寄回。他說，按規定，提名必須保密，不過，也有人為了討好別人，告訴獲獎者「我提名了你」。我問莫里斯教授，聽說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每年的提名信中，有近一半人是自己提名自己，是否真有此事？他說，這不大可能，因為按規定，自己不能提名自己。當然，是不是有人互相提名，他就不知道了。

我還曾和莫里斯教授討論過評獎的權威性問題。我告訴他，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獎，但評獎委員會的人並沒有激勵說真話，所以好多獎都沒有權威性。他說，要讓評委們說真話，首先得對什麼是好的成果有一個公認的評價標準，這就涉及科學規範問題。如果大家的評價標準基本一致，評委不說真話，獎的權威沒有了，評委的威信也就沒有了；相反，如果大家的評價標準相差很大，評委的自主權就大了，就可以隨心所欲。當然，諾貝爾獎也不是沒有爭議的，如對文學獎的爭議有時很大，這是因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並不如自然科學那樣一致，同樣的作品，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在自然科學上是不可能的。經濟學還沒有自然科學那麼標準，但比起文學來說要好一些。

桃李滿天下

在中國期間，在好幾個場合，人們提到我，說感謝莫里斯教授為中國培養了我這樣一位經濟學家。聽到這些讚美之辭，莫里斯教授總是微微一笑，而我卻汗顏。莫里斯教授教書30多年，培養了不少舉世一流的經濟學家，我算老幾？我知道莫里斯教授對我還不錯，也不羞於承認我是他的學生，但我心裡明白，在他所有的學生中，我充其量只能算是個中等吧。當然，聽到他說好話，我還是滿開心的。在西安時，他對我的碩士導師何煉成教授說：「在培養學生方面，我們倆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選擇好的學生。」

今年元月29日，莫里斯教授過去的學生在倫敦經濟學院舉行了一次學術報告會，慶祝他獲獎，我應邀參加。出席這次報告會的有近200人，當然不一定全是他直接指導過的學生，也不是所有他指導過的學生都出席了。據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院長、現任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主席Tony Atkinson教授的統計，莫里斯教授「認可的」(recognized)學生共有70多位，這當然不包括那些只是聽過他課的人。在這次報告會上，我驚訝地發現，許多我過去知道的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原來曾是他的學生，包括Tony Atkinson,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現任歐洲銀行首席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 劍橋大學教授P. Dasgupta等這樣一些早已聞名世界的經濟學家。我原來知道的他的學生只有如John Vickers, H. Shin, Christopher Harris等這樣一些年輕一代的著名經濟學者。

作為一位導師，莫里斯教授堪稱楷模。Nicholas Stern在報告會上的發言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點。Stern說：「作為老師，Jim（詹姆斯的昵稱，他的學生和朋友都這樣稱呼他）很特別。他每周見你一次；他期望你寫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他讀你寫的東西；他對你下一步幹什麼有很好的建議。他假定你知道布朗運動，測度理論，變分法，動態替代定理及其與勞動價值論的關係；知道邊沁、盧梭、羅素和維根斯坦; 知道印度的歷史，好吃的東西，嚴肅音樂，等等。在你開始作他的Ph.D.生幾天之內，他會邀請你到他充滿溫暖和友好的家作客。我記得，在我做他的學生的早期，他問我是不是錢不夠花，他有流動資金，可以幫我渡過困難。對一個博士生導師來說，這是非常嚴肅而特別的行為。當然，那是我做Ph.D.的唯一經歷；我曾以為，所有導師都會像他一樣。如你們知道的，並非如此。」

1982年，莫里斯教授曾被Warwick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在那個場合，Nicholas Stern講過如下一段話：「作過詹姆斯·莫里斯的學生的人，沒有人能忘記自己的這段經歷。當你向他陳述一個半生不熟的、不重要的觀點時，他會皺眉。另一方面，他會鼓勵你追求新的思想並用清晰和嚴密的方式表述它。他慷慨地把自己的時間和思想給予學生，他能敏銳地告訴你什麼是有意思的問題，結果可能在哪裡，他有著廣泛的興趣，這一切使得他成為激勵數代學生最好源泉。他的不少學生，許多他的學生的學生，儘管還年輕，已在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大學擔任首席教授的職位。」今天，這個級數已擴展到他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或許更遠。

莫里斯教授當年在劍橋大學讀書時的導師理查德·斯通教授，於198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陝西省省長陳安東宴請莫里斯的餐桌上，當我提到這一點時，陳安東省長說，希望他的學生也能獲諾貝爾獎。莫里斯教授回答說，可惜諾貝爾獎得主不能像中國過去的皇帝一樣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當然，他也不能阻止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有人獲諾貝爾獎。

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

4月11日下午，莫里斯教授與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師生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座談。座談會上，一位學生問他，憑他30多年的教書和研究工作的經驗，他認為如何才能學好經濟學，作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莫里斯教授回答說，重要的當然是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具體來說，第一，要學好數學，沒有好的數學訓練是很難學好經濟學的；第二，要掌握好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第三，要選擇正確的問題去研究，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錯誤的問題上；第四，還要選擇一位好導師。

最近，美國報紙上曾登過John Cassidy的一篇長文：「經濟學的衰落」。這篇文章對經濟學的數學化傾向提出尖銳的批評，在歐美國經濟學界有很大的反響。我問莫里斯教授對這篇文章的評價，他說，他當然不能同意作者的觀點，可惜作者雖在文中提到他，但並沒有採訪他，他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說，數學是一種邏輯嚴密的分析工具，使用數學，至少可以保證理論不出現邏輯錯誤，至於是不是能發展出好的理論，那就看你的本事了。過去好多經濟學家，寫出好多書，人們要花時間讀，但後來用數學一檢驗，發現不少理論是錯的，後來的經濟學家又得花時間糾正這些錯誤。

莫里斯教授的學生都知道，他是特彆強調選題的。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研究經濟增長開始，順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對稱和激勵這兩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許多當年研究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都走進了死胡同。在中國期間，他又多次與我談到選題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說，當然，即使對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來說，也並不總能選擇好的題目，比如說，希克斯後來選擇的一些題目價值就不大，至少不像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大。

莫里斯教授總是告誡他的學生，搞研究，要想大的，干小的 (think big and work small)：要選擇最主要、最基本的問題，然後分解出這些問題中最本質的東西，找出基本結構，給出確定的結論。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說的「想大的，干小的」與胡適先生講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意思差不多。這樣的方法由他自己實踐，就是最好的經濟學。

做「小思想家」，不做「大思想家」

在商務印書館為《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汪丁丁博士請莫里斯教授預測一下今後50年內經濟學的發展趨勢。莫里斯教授說，預測5年都很困難，更不用說預測50年了。不過，他說，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專業化。未來，每個人只能專業於某個很小的領域，不可能研究很多問題，像亞當·斯密這樣的人不會再有。當然，「big thinker」還是需要的，是有用的，儘管不會像過去那麼受到人們的尊重。（big thinker 一詞直譯為「大思想家」，在英文里有貶義，類似中文裡講的「萬金油」。）

記得在「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上，有一位夸夸其談的人在飯桌上與莫里斯教授海闊天空地談個不休，儼然是一位「大哲學家」派頭。我後來對莫里斯教授講，我不太喜歡這個人。莫里斯教授說，他理解，因為那人是「big thinker」, 而我只是一個「small thinker」；small thinker 一般都不喜歡big thinker。

我在想，中國經濟學界，是不是big thinker太多，而small thinker太少？

難為政府獻計策

在中國期間，有幾次，在演講之後，聽眾問莫里斯教授對中國經濟有什麼看法，能不能為中國政府出點主意。莫里斯教授總是謙虛地說，他是第一次來中國，對中國很無知，來中國後，他學到了很多東西，知道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制度變化很大，當然問題也不少，但無論如何，他還沒有資格為中國政府提什麼政策建議。他說，經濟學家影響政府政策的最好辦法是教育政府官員，而不是直接參与政策制定，至少他本人是這樣認為的。他的第一個合作者卡爾多先生（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大學教授）曾周遊列國，建議進行稅制改革。每次他走後，這些國家就會有些政策變化，但緊隨其後的常常是老百姓的不滿，甚至發生革命。這樣重複幾次，就沒有人再聽他的建議了。

話雖這麼說，有時候，莫里斯教授還是免不了對中國經濟提出一些看法。比如說，在北大演講時，他就說到，在目前的中國，測度人們的收入水平很困難，徵收個人所得稅徵稅成本很高，用增值稅或許更好些。

《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後，我應邀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陝西財經學院、四川聯合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院校就莫里斯教授對信息經濟學的貢獻作了幾次講演，引起聽眾的興趣。不少聽眾建議我出版他的論文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隨即與他聯繫。他很爽快地應允了，給我寄來了30多篇論文，並授權我全權負責他的論文集的中文版編輯和出版事宜（包括版權問題）。有幾家出版社對出版他的論文集感興趣，我最後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這家中國最古老、最具聲望的出版社。經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討論，我從30多篇論文中選擇了8篇與他獲諾貝爾獎有關的經典論文。文章由北大的幾位研究生翻譯，我負責校對。元月22日，譯稿交給了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上下對這本書都很重視，一拿到譯稿，總編親自督陣，經濟編輯室的人員都放下手中的活，分頭負責審稿，春節也未能休息。這樣，一本30萬字、充滿數學公式和圖表、設計精美的《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非對稱信息下的激勵問題》終於在莫里斯教授到來之前的4月初出版了。

為了隆重推出這本書，商務印書館領導決定，利用莫里斯教授訪問北京期間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於4月16日下午2點半在華僑飯店舉行，有40多人參加，商務印書館的楊總編和徐副總編都在場。發布會先由楊總編講話，然後是茅於軾教授發言。他們不僅對莫里斯教授的學術貢獻作了高度評價，而且談到他對中國經濟學的貢獻。莫里斯教授發言時說，他很榮幸自己的論文選能在中國出版，並且是由商務印書館這樣一個中國最古老、最有聲望的出版社出版。100年來，商務印書館共出版了3萬多本書，一個人就是每天讀一本，一輩子也讀不完，而現在又加上他的一本。好在這本書了收錄了他的諾貝爾演講，這個演講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大家也許讀一讀這一篇就夠了。他還說，他不懂中文，難以對這本書的出版質量作全面評價，不過，他看書出的好壞，主要看書中的數學公式和圖表，從這一點看，他對書的印刷感到滿意。他又說，我為這本寫了一篇介紹他的生平和學術貢獻的文章，他不知道我在文中寫了些什麼，但相信是對的，所以，感謝我。

新聞發布會後，許多人圍過來與莫里斯教授合影留念，請他在書上簽名。我事前曾告訴過他，他不需要為這個新聞發布會作特別的準備，但得準備付出點體力（簽名是一種體力勞動吧）。果然如此。大部分人在請他簽名後，又轉過來請我簽名，我受寵若驚。

商務印書館在兩個多月時間內出版了莫里斯論文精選，這或許創造了近年來他們館出版史上的一個紀錄。遺憾的是，他們似乎捨不得賣書。我曾建議他們派人到莫里斯教授作報告的北圖、北大和皇城飯店現場售書，我相信，這三次機會賣七八百本沒有問題。但他們沒有去。

中國，後會有期

我的本科和碩士學位都是在西北大學讀的，在牛津大學時，我又是莫里斯教授的學生。由於這個關係，西北大學對莫里斯教授的到來格外高興。在莫里斯教授的訪問日程定下來不久，西大校方告訴我，他們想聘請莫里斯作西大的榮譽教授；另外，今年是西大85歲校慶，要成立校董會，希望能聘請莫里斯當榮譽主席。我很快就把這個意思傳遞給了莫里斯教授。他回信說，這件事他要認真考慮，在了解更多情況以前，是不便作決定的。他理解，「honorary」是「not a」的同義詞，但，他設想，也一定有些責任，也許還有一些特殊的權利。他想知道這些責任和權利是什麼，他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即便是一個榮譽主席，通常也要負責點事情；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僅由於語言問題，他顯然是不合適的。他希望我告訴他更多的東西。他說，原則上講，如果他確實能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改革有所幫助，他可以考慮接受，所以他並不想給出否定的答覆。或許，因為我想讓他接受，他將會接受，但無論如何，他得知道更多的信息。

我建議待他來中國後我們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4月10日到西北大學後，經過與校方有關人士的討論，他先同意接受「榮譽教授」的頭銜。12日晚，校長正式提出邀請他為校董會榮譽主席。經過半小時的討論，他同意接受這個榮譽職位。

他說，看來，他以後要常來中國了。（完）

（完稿於1997年5月7日，香港城市大學。2018年8月30日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並加上了必要的注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訂閱號「經濟學原理」2018年8月30日（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篇編輯：蘇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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