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研究歷史地理學典籍的一些方法
原標題：論研究歷史地理學典籍的一些方法
摘 要：研究歷史地理學離不了典籍。掌握目錄學的歷史與相關知識，有利於我們查閱到所需的歷史地理學典籍及其資料。此外，更好地利用總志、地方志等地理典籍可以補充正史，尤其是正史地理志資料不足的狀況。同時，這必然會豐富研究相關課題所需的資料．並開闊思路和視野。
關鍵詞：典籍；目錄學；總志；地方志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章稿號：123(2016)01～0086—03
作者：程剛
研究歷史地理學離不開典籍。譚其驤曾提道：「許多著名的學者所取得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歷史自然地理，也都離不開歷史資料的，或者是主要取材於歷史資料的。」譚先生這裡說的歷史資料自然包括歷史地理典籍。即可知典籍對於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下文茲就如何研究歷史地理學典籍，談談自身的幾點體會。不妥之處，還希方家指正。
一、學會查閱所需的歷史地理學典籍
怎樣查閱到所需的歷史地理學典籍，這就需要掌握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因目錄學能幫助我們儘快找到所需的歷史地理學典籍及其資料。目錄學的歷史可追溯至西漢劉向《七錄》、劉歆《七略》。其中《七略》用「六分法」類分圖書，實開中國目錄學之先河。此法後為班固編寫《漢書·藝文志》時所繼承。此後，曹魏鄭默《中經》始開圖書分類的「四分法」，即將圖書分類為甲、乙、丙、丁4種。雖然《中經》後來亡佚，但其「四分法」卻為西晉苟勖《中經新薄》採用。以後，東晉李充將鄭默所創甲、乙、丙、丁四分法改名為經、史、子、集4種。其後，雖然又有南朝宋王儉《七志》、梁朝處士阮孝緒《七錄》等恢復了《七略》、《漢書·藝文志》的「六分法」。然李充所創的經、史、子、集「四分法」仍為後世編輯圖書目錄者採用，至《隋書·經籍志》「四分法」始大成。對於歷史地理學典籍來說，《隋書·經籍志》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地理類」單獨列出，歸於史部中。這無疑使歷史地理學典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隋書·經籍志》將《山海經》、《水經注》等典籍，分列於「地理類」中的一、二位。這種目錄分類法遠比以後《四庫全書總目》要高明。
綜上述，可知目錄學的發展史也是歷史地理學典籍地位不斷提高的歷史。即歷史地理學典籍在劉歆《七略》中的地位卑下，至《隋書·經籍志》時，雖然地理類仍依附於史部，但同前期相比，已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
到清代，作為目錄學代表作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尤其應得到我們的關注。雖然《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在刊行以來，頗受後人的譏諷，尤其在清朝道光、咸豐時最甚。但其成就不可否認，正如著名目錄學家余嘉錫在《四書提要辯證》中所說：「道咸以來，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以為《總目》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能有此書也。」余嘉錫此論可謂較為公允。正因《四庫全書總目》確實是研究者，尤其是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人們必不可缺的目錄書。《四庫全書總目》將圖書按四分法，分經、史、子、集四類。並且它將歷史地理典籍列人史部的地理類之中，此點明顯是繼承了《隋書·經籍志》的分法。此外，《四庫全書總目》亦多有其他值得關注之處：第一，提高了地理類在古籍中的地位。至少在乾隆時期，它排在子、集之前；第二，說明了地理學在中國古代是附庸於歷史學，且以歷史沿革地理為主；第三，從《四庫全書總目》可知古人，尤其是總目的編纂者對於地理學的看法。例如；他們認為，首先，《禹貢》、《周禮·職方考》等著作繼承了先古時期人們記載歷史地理的方法和形式，從而肯定了至少從《禹貢》、《周禮·職方考》這種傳承就已開始了。其次，《太平寰宇記》是我國地方志之開山之作。熟悉《太平寰宇記》可助我們學習和研究其他地方志的編纂形式、體例。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再次，《四庫全書總目》反對在寫作歷史地理時使用浮誇、荒誕之詞。如駁斥在「《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載織錦璇璣圖，」並認為「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同時，對地理類書籍中「凡蕪濫之篇，皆斥而存目」的嚴苛編錄方式。因此，我們在利用地理典籍時，應去除其中的不真實或誇大的記載。最後，《四庫全書總目》編類次序，採用的方法是：「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辯方域也．．．次外紀，廣見聞也。若夫《山海經》、《十洲記》之屬，體雜小說，則各從其本類，茲不錄焉。」總之，了解四庫史臣如何編撰歷史地理典籍，可以幫助我們怎樣去使用這些典籍。
然《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也有一些不妥之處。比如在編纂中將「宮殿疏」放在第一位，當然這樣做是為了大統一的政治需要。但我們不應該拘於此點，而看輕古迹、雜記、遊記等其他地理典籍。另，《山海經》、《十洲記》等不應被排斥在地理典籍之外。尤其《山海經》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歷史地理典籍，對於今人了解古人的地理思想、觀念與其當時的地理學多有益處。毋庸贅敘，古今眾多地理學者對此書多有研究。又《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者將地理類分為4個部分，包括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迹、雜記、遊記、外紀等9種。且編纂者於每部著作下均較詳細地介紹了該著作的作者、主要內容、特點等等。這些皆利於我們查閱到所需的典籍和資料。此外，《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被分為7個部分，10種(其中都會、郡縣分為上、下兩部分)。但是，我們在查找歷史地理典籍時，不能僅僅局限於《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因為還有許多何歷史地理學相關甚至關係密切的典籍沒有被列人到地理類中。如《四庫全書總目》將16部「正史地理志」納入史部的正史類。《吳越春秋》、《華陽國志》、《鄴中記》、《蠻書》等與歷史地理學關係緊密的典籍缺被列到史部載記類。遊記類地理典籍如范成大《吳船錄》、陸遊《入蜀記》則歸入到史部傳記類。《通典》、《文獻通考》中和歷史地理學相關的資料被收人到史部政書類。和歷史經濟地理學有關的典籍如《齊民要術》、《農政全書》編入到了子部農家類中。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這些都是我們在使用《四庫全書總目》時應注意的問題。
除了《四庫全書總目》外，在古代圖書分類的基礎上，1959年由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叢書綜錄》結合近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即將子目、書名索引、作者索引單獨列出，並編成了《子目》、《索引》兩冊。這為我們查找所需的歷史地理典籍及其資料提供了諸多方便。首先，正如該書前言所說：「便於檢閱者無論從總目、分類、書名、作者等任何角度去檢尋，都可一索即得。」改變了以往讀者僅知某叢書所收集的書籍種數和名稱，卻無法得知所要查找的書籍或某人著作在那些叢書中。其次，該書第一冊《總目》後有「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排列出了國內41家圖書館收藏古籍叢書的情況。這為我們查找所需歷史地理典籍和資料提供了線索。最後，該書進一步突出了地理典籍的地位。如該書前言所說「《麓山精舍叢書》、《浙江圖書館叢書》的傳布，說明了方輿和中外交通已成為新的學術研究課題。」此外，清人羅汝南編輯的《歷代地理志彙編》被列人到了該書的史部輿地類中。這種將正史地理志歸人地理類的做法是以往目錄書籍所沒有的。這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現象。
二、更好地利用總志、地方志
歷史地理典籍中的總志、地方志甚多，這無疑為我們研究歷史地理學提供了大量可資利用的資料。但是，如何利用這些地理典籍應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筆者茲就幾位地理學家、學者的論著來探討一下。
第一，利用地理總志和地方志時，應結合正史史料、17部「正史地理志」和歷代總志對所要利用的總志、地方志進行考證。正如譚其驤所說：「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改正舊方誌的錯誤敘述呢?當然主要依靠正史地理志、依靠歷代總志。」以《方輿勝覽》為例證，譚其驤就認為《方輿勝覽》「對建制沿革確是很不講究。……修《宋史》者可能即以《勝覽》為本。」主張利用《會要》、《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著作對《方輿勝覽》進行考證。第二，地理總志、地方志也有助於補充正史或正史地理志的缺欠。譚其驤說：「首先，《勝覽》保存了一份完整的南宋晚年監司軍帥治所的資料，……其次，就州縣而言，本書所提供的一份南宋末年的建制名目及其從隸關係，也用一定的用途。」肯定了《方輿勝覽》對史料具有補充作用。李勇先提出：「(《輿地紀勝》)一書徵引繁富，凡歷代正史、雜史、方誌……無不徵引……有許多《紀勝》所徵引的書中，有許多今已不傳於世，……尤其到了清代，一些宋代及以前的史籍在四庫館臣的串改下，使得原書面目全非；而《紀勝》乃系影宋鈔本，……但基本上仍保存了原書的面貌，因而具有很高的校刊價值。」後李勇先還利用《輿地紀勝》校刊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從而考證了清人對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改動與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一些錯誤。綜合上述兩例，均可說明我們在利用正史史料及其地理志時，應參考總志、地方志以考證所用材料的準確性。第三，利用總志、地方志來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重要手段。陳正平就是利用眾多地方志中的記載，寫出了《八臘廟之例》一文，並得出了崇禎朝滅亡原因多少於蝗蟲的災害有關係的結論。並且使我們能夠從另一個方面看待這段歷史。我們往往在研究歷史時，只知道利用正史中的史料，而正史的史料有時相對於我們研究的課題來說，常常會有史料太少和視野過於狹窄的感覺。反之，如果我們參考大量的總志、地方志，會使我們所研究的課題的資料大大增加、思路和視野更為開闊，從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總之，掌握目錄學的歷史和相關知識，便於我們查閱到所需的歷史地理學典籍及其資料。同時，總志、地方志的利用有利於補充正史或正史地理志資料的不足，可為我們研究相關課題，提供更多有用的資料，並且開闊我們的眼界和思路。
(責任編輯：朱斌)
本文選自：《江西科技學院學報》第11卷第1期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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