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讀遼博大展2：一等文官的「補子」為什麼是鶴？秘密就在《瑞鶴圖》

此幅《瑞鶴圖》不僅是御畫，左邊的題跋詩文也為御書，這幅詩、書、畫合璧的作品足以證明宋徽宗趙佶（1082—1135，1100至1126在位）的文藝水準。深青藍色的天空佔據了三分之二的畫面，畫的底部，畫家只取宮殿頂部和雲團描繪，主角則是藍天背景中十八隻飛舞翱翔和兩隻駐足鴟尾之端的白鶴，儀態曼妙，顧盼各異。

《瑞鶴圖》

此構圖和描繪方式與人們印象中以留出大量空白、不染天色為特徵的傳統中國畫作區別很大，僅此形式上的別出心裁就已經讓世人領略了宋徽宗的不同凡俗。由於白鶴是道教仙禽，也是神仙坐騎，代表長壽吉祥，所以通常人們認為這張畫就是宋徽宗這位道君皇帝對祥瑞景象的記錄，是對國祚綿長的祈願。崇尚道教的宋朝產生了許多與祥符靈瑞有關的藝術作品，這一幅有何過人之處呢？在宋代文獻記載中，徽宗朝出現的鶴群在皇宮內苑中集聚的「瑞象」不少於六次，為何只有這一次被精心描繪下來並成為傳世之作呢？

其實，除了神仙色彩，鶴的藝術形象第一次在古文獻中出現時就被賦予高尚的品質而人格化了。最早一篇《鶴鳴》出於《詩經?小雅》，「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關於鶴鳴的解釋，《毛詩》曰：「鶴鳴，誨（周）宣王也。」鄭箋補充說：「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宋代朱熹《詩集傳》則說：「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今人程俊英進一步解釋《鶴鳴》：「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發招致人才為國所用的主張的詩，亦可稱為『招隱詩』。」此《瑞鶴圖》跋文中也確有「群鶴飛鳴」一詞。

以白鶴喻隱士賢臣在北宋非常流行，宋太宗時期（976年—997年）的《太平寰宇記》就曾引述秦漢時期浮丘伯所著《相鶴經》，以仙鶴的成長與特性比喻有志向的隱士，是對治國賢才能臣的渴盼與呼喚。至宋徽宗的父親宋神宗在位期間，更是出現了大量與鶴相關的詩詞文章。

「慶曆新法」的始推者范仲淹在《謝柳太博惠鶴》詩中有「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為之清」之句，典故來源正是上述《鶴鳴》篇，他還在《鶴聯句》中讚美鶴具有陶淵明的性情和伯夷的心。王安石也沿襲修改了浮丘伯的《相鶴經》，特意增加「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一句，正是為了推行新法改革而寫，暗喻士大夫應該吐故納新，方才使國家具有發展和生存的希望。其主旨亦是建議皇帝不拘一格選拔人才。蘇東坡雖然與上述二人政見不同，卻也抄寫過王安石的《白鶴吟示覺海元公》一詩，以鶴喻人和自喻。被南貶惠州時，蘇東坡的故居就在白鶴峰。《放鶴亭記》結尾，他感嘆「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正是「招隱」之意。

此三位名臣皆是數次經歷被貶歸隱，又數次入仕輔佐朝綱，堅守自己家國天下的理想，在先憂後樂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宋室江山之所以昌盛一時離不開他們的非凡貢獻，他們也因為自己高貴的節操品德而成為後世瞻仰的文臣典範。范仲淹謚號「文正」，王安石謚號「文」，蘇軾謚號「文忠」。明清以降，文臣官服胸前的補子圖案中，一等文臣的圖案正是鶴，應與北宋文臣和鶴文化的闡釋發展有所關聯。《明會典》記載：「文官綉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鶴」。

由於年少便旁觀了父親神宗統治時期的變法，所以宋徽宗深知任用賢臣的意義。自即位之後他頗有明君之氣，廣開言路，招納隱逸，革除弊政，朝政逐漸安定，成效粲然可觀，他改年號「建中靖國」為「崇寧」，後又決意崇尚父親的曾用年號「熙寧」，把王安石未能順利推行的新法重新搬出來施行。推行熙寧之法歷經「崇寧」、「大觀」十年，國家竟也安定，國庫竟也充盈，三十而立的徽宗皇帝躊躇滿志，想是認為大宋王朝已經實現了「慶曆新法」的初衷，民富國強、政通人和了，重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免感慨萬千、志得意滿，於是改年號「政和」。

《瑞鶴圖》正是作於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畫後跋文先交代了描繪場景的基本信息，時間是「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也就是1112年元宵節的第二天，地點是汴梁皇城的正南宮門「端門」。宋徽宗說此時忽然有祥雲拂除沉鬱之氣，低映端門，眾人紛紛仰而視之。此時又來了一群白鶴在空中飛舞鳴叫，其中還有兩隻鶴對著站在鴟尾之端，非常閑適，其餘的都在應著節奏翱翔。往來百姓，無不抬頭瞻望，感嘆許久，群鶴許久不散，最後迤邐歸飛西北方散去。有感於這種祥瑞，所以作詩以記錄這件事。政和二年，正是宋徽宗做帝王的第12個年頭。古稱12年為一紀，《國語?晉語四》雲「蓄力一紀，可以遠矣。」意思是說,養精蓄銳了十二年,可以遠行了，此處宋徽宗除了感慨上天賜予大宋的賢臣以及他們為天下所做的貢獻，應該也有繼續招納賢臣，開創新輝煌之期許。

宋徽宗的書畫被稱為神品，並非止於技法和表面美感，處處用典、機關巧設才是成為神品的關鍵。例如，前面跋文明明稱時間是傍晚時分，但在後面的詩中宋徽宗卻將時間說為「清曉」，宋徽宗在這裡大概是有意引出「青田鶴」的典故。據說浙江的青田之鶴是仙，是隱逸後羽化成仙的文臣，其最大特徵就是白天夜晚都在飛翔。杜甫也有「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和「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的詩句，徽宗自己也在《白鶴詞》中寫過「奇姿會與青田別，定是仙人次第來。」此《瑞鶴圖》後僧來複的跋文中也提到「濡毫為寫青田真」一句。

可見宋徽宗此處正是暗示這群傍晚和清曉都飛來的鶴不是凡種，正是「青田真」，甄選入仕朝廷的文臣隱士也必須不同凡響。另一個例子就是詩中提到的「赤鴈」（亦作「赤雁」），其實也是祥瑞之物，《漢書?禮樂志》中就提到「赤鴈」的聚集是祥瑞徵兆。可同是祥瑞，宋徽宗為什麼用否定的語氣說「豈同赤鴈集天池」呢？原來，據蘇東坡《趙德麟字說》記載，漢武帝好祥瑞之物，官員們時常進奉赤鴈白麟等討君主歡心，那時有一位忠臣汲黯，好直諫廷諍，而武帝卻因小事免去這位賢臣的官職。宋徽宗用此典故也正是要表明，真正的祥瑞之物就是賢臣，自己視賢臣為上天賜予的最大祥瑞。

歷史總是令人嗟惜，宋徽宗最後還是輸在了用人上，北宋滅亡正是輸在徽宗朝的童貫等禍國之臣。解讀這幅《瑞鶴圖》，一方面能讓後人了解古代文人賦予鶴的深刻文化內涵以及士大夫隱逸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也讓我們了解了宋徽宗統治巔峰時期對文臣隱士的珍視與招納願景，得以重新審視這個不那麼昏庸的「亡國之君」。

文| 杜汭

本文刊載於2018年08月31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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