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戰犯：我死後，請把我的頭髮葬在我的第二故鄉中國

原標題：侵華日軍戰犯：我死後，請把我的頭髮葬在我的第二故鄉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波茨坦公告》，各戰勝國可對侵略國的戰犯自行審判。關押在我國的日本戰犯共1000多人，其中罪惡較重的有偽滿洲國總務長武部六藏。他操縱偽滿洲國大權，在執行「治安維持法」的5年中，抓捕中國同胞17.7萬多人。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殘殺1200多中國人。日本憲兵大佐齋騰美夫曾先後捕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抗日群眾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部隊少佐支隊長枷原秀夫，秘密製造細菌武器，用我國4萬多同胞做細菌試驗，殘酷折磨，最後慘無人道地丟進煉人爐內……這些戰犯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

但這些戰犯初到管理所時，個個表現驕橫狂妄，自認不可一世。有的人頭戴戰鬥帽、身穿將校服、肩佩軍章，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猙獰面目。有的人早晨起床後，向東京遙拜，祈禱「天皇陛下萬歲」，表示寧願為法西斯軍國主義而死。他們拒絕看管理所的報紙，不聽管理所的廣播，以示對抗。對管理所給予他們人道主義的待遇，也認為是軟弱可欺的表現。他們還揚言伙食太差，把高粱米飯倒入廁所和垃圾箱內。

日本戰犯們公然否認自己有罪，宣稱他們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建立新秩序」。並叫嚷他們是戰俘，不是戰犯，稱「將他們關進戰犯管理所，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經過近十年的改造和感化教育，1956年6月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擔任過高級職務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法庭上出現了罕見的一幕：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是痛哭流涕地躹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此情此景被國際史學界稱為「撫順奇蹟」。「撫順奇蹟」的秘密，就是中國對戰犯的政策不是勝者對敗者的報復，而是教育改造，以真情換真心。

按照當時國際上懲治戰犯的量刑標準，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該受到極刑。然而，由於中國政府的寬宏大量，最終只對45名戰犯判刑。被判刑16年的佐佐真之助表示：「我的罪孽遍及中國，成為6億人民憎惡的對象，判幾次死刑都無法補償。」被判18年的偽滿總務次長古海忠之承認，「我的大罪天地不容，為了教育今後的日本人，請求判我極刑。」從1956年至1964年，在押的近千名戰犯，除一人病死外，其餘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1957年，這些戰犯在日創建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通過不間斷活動，成為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後因戰犯年事已高，「中歸聯」解散，由戰犯的後人及一些日本進步青年組成「撫順奇蹟繼承會」，他們繼續發揚著「中歸聯」的精神。部分戰犯還送給中國政府謝罪牌匾和感謝錦旗、信件。

很多人四處現身說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與中國人友好下去。「歸還者」們曾六次組團來華「探親」，看望「恩師」、「母校」，成為反對戰爭、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藤田茂率團訪華就有四次，受到周恩來的親切接見，周總理還贈他一套中山裝。1982年他彌留之際，就穿著這套衣服謝世，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國恩師，繫念日中友好之情。

戰犯陰地茂一獲釋後，曾組團八次訪華。2000年，他在臨終時囑託家人將自己一束頭髮送到戰犯管理所，希望將其葬在「第二故鄉」。他們為了悼念中國愛國烈士，尋找再生之地，在撫順建立抗日殉難烈士紀念碑。不少人把自己的罪行寫成書，如《侵略》、《三光》、《天皇的軍隊》和《從中國歸來的戰犯》、《菊與日本刀》等幾十本著作，這些書籍的出版，震驚了日本社會。

20世紀50年代，為了中日兩國能夠長期和平相處，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採取了寬大政策，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但目前日本政府以怨報德，妄圖篡改其侵略中國的歷史。歷史就是史實，史實是誰也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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