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努力合成溫潤的基因

科技 09-02

講者 | 彭小瑜（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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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這四個字讓人感動，也讓人心情很複雜。晚清以來，經歷了民國和共和國幾乎不間斷的文化變更和社會激蕩，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構成衝擊浪潮的一部分，本身又受到全方位的衝擊。作為一位歷史老師，研究西方歷史和宗教，也經常讀一點中國歷史和文學，我一直蠻困惑的，經常思考，同時又想不好，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做什麼。做什麼和怎麼做，其實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屬性所在。而做什麼的起點就是對待生活和社會的態度。

近一百年多年以來，我們的救亡圖存心理一直強大。前幾年有兩位美國朋友將此作為解讀中國近代歷史的主線。當然他們的意思包含一種遺憾的心情，是說為了進步，中國社會一直願意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而社會演進太過激烈，代價太高，人的犧牲太多，進步的真正意義又如何落實呢？這個問題，其實德國歷史學家蘭克以及19世紀的其他德國學者就做過思考。蘭克以及歷史法學派的薩維尼都面對如何處理法國大革命影響的問題。他們不反感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不過他們的基本立場是認為，歷史發展應該是漸進的，其方式應該是溫和的。他們的格言是，極端本身就是對真理的否定。

這是一種獨特類型的知識分子品格。這種政治立場也確實需要獨特的知識分子人格：溫潤、妥協，同時又具備強烈的社會改良的決心。《老子》裡面說，上善若水，於善仁，溫良之中能夠做到兼愛無私，能夠「無孔不入」地把善良推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種立場，用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的表述，大概可以是這樣。

回顧民國歷史，也許可以說，善於溝通妥協的溫和知識分子是一個稀缺品種。過去一段時間，不少人滋長了對民國文化的好感，我本人也是民國文學的愛好者。可惜的是，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整體上還是趨向激進，往往是極度激進。五四運動時期最流行的文人思潮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種文化基因，如果我們看看網民的言論，誰敢說今天就沒有遺留的痕迹呢？最近出版社再版了巴金很多舊作，其中有從未被重印過的《俄羅斯十女傑》。這部傳記文學描寫受到巴枯寧主義影響的激進俄羅斯貴族婦女。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對巴枯寧主義有非常系統的批評。激進文化思潮其實沒什麼問題，如果能夠與更加溫和以及有很大影響力的其他思潮綜合在一起的話。因為只有通過順暢和廣泛的對話，一種溫和、溫潤、進步和改良的健康主流思潮才能夠形成。

可惜的是，溫潤是民國時期稀缺的品格。回顧一下我們的兩位老校長，也就是蔡元培先生和胡適先生，如果我們仔細一點，我們很難說他們不是激進的知識分子，也很難說他們的社會關懷具有足夠的包容性。很多胡適研究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即胡適試圖繼承和推介的杜威其實是一位非常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杜威是激烈反對傳統宗教的，即美國語境里的新教和天主教傳統，因為民主和科學對他而言就是最高的宗教，因為對他而言，科學和文學的思維完全可以替代宗教，讓個人的宗教感覺和詩意感覺演化成「自然的生活花朵」、「現代精神生活的美麗花朵」。胡適先生對此的一個精彩註腳就是：我寧可要手裡的一塊大洋，而不要未來天國承諾的一張萬元支票。文化上的激進同樣是蔡元培先生的特點，譬如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觀點。非常有意思的是，這種激進的自由主義的觀點又有著特定的社會語境，與蔡元培先生在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上堅持的極端保守態度是匹配的，譬如他對教育平等問題的長期忽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反感，以及他相應的政策建議，都使得民國的社會文化氛圍帶上了激進和狹隘的特點。換言之，民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由於種種原因，是一個激進的文化基因。而激進，我相信，不再是21世紀的世界需要的主流態度。

我所理解的「上善若水」，就是溫和、溫潤、堅持溝通和妥協。改革的堅守，以及堅守中的溫潤和柔韌，可能是21世紀知識分子在複雜世界面前不得不採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