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不能共患難，曾國藩為何還要栽培他？道理在曾氏遺囑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寫出「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鴻章會試落榜。失意中，憑藉父親李文安的關係，他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奔到曾國藩門下，拜曾為師。

曾國藩向來看重三緣——「地緣」、「血緣」、「業緣」，見到南人北相、儀錶堂堂的李鴻章，冪冪之中曾國藩似乎看到了兩人之間的「業緣」。

據說兩人見面時，曾國藩正在看《史記·高祖本記》，他告訴李鴻章：我最欣賞此篇中的這幾句——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

但在當時，23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鴻章根本不可能用心去體會這番話，對當時的李鴻章而言，隨曾國藩在城南報國寺讀書，不過是精進學業的權宜之計，一旦金榜題名，他這個才高氣傲之人定是要按自己的方法去鋒芒畢露的。

說的直白點，在自己的野心面前，李鴻章並沒有恩師必隨的意思，又或者說是另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

果然，當李鴻章在道光二十七年高中進士後，他的身影就漸漸地移出了曾氏師門。如果說在朝堂上自尋前程意思尚不明顯的話，那咸豐二年曾國藩奉命回湘辦團練抗太平軍，李鴻章的姿態就再直白不過了，他根本沒有追隨恩師，為恩師效命的意思，而是選擇了袖手旁觀，擇機單幹。

咸豐三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安徽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抓住這個機會慫恿安徽籍工部侍郎呂賢基上奏，咸豐帝看了由李鴻章捉刀而成的奏章，當即詔諭呂賢基任安徽團練大臣，赴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

不跟著恩師腳踏實地地干，偏要和一幫子並無大才的庸官老鄉混在一起，這並非李鴻章眼力有問題，而是他野心太大，壓根不想做他人的走卒。

但骨感的現實很快擊碎了李鴻章不切實際的野心。

在安徽折騰幾年，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呂賢基、富濟等人與太平軍作戰，但結果換來的卻是「專以浪戰為能」，「翰林變綠林」的惡名。如此惡名下，不說繼續領兵打仗了，就是自立鄉間漸漸都成了問題。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咸豐八年太平軍攻陷廬州，李鴻章的處境立馬從難以立足變成了走投無路，極度狼狽下，他只好攜帶家眷連夜出逃，向江西輾轉而去。

為什麼要朝江西跑呢？

因為此時的曾國藩正在江西。

初創事業最需要自己人鼎力相助的時候，你躲遠遠的，寧願和別人瞎折騰也不願來幫忙，現在名譽掃地，走投無路沒辦法了，又想來投靠，這樣的人曾國藩能收留嗎？

收到李鴻章想再入曾門的求援信，曾國藩是既不回信，也不派人傳話，而是將他晾曬在了原地。

這是挫其銳氣，也是一種考驗。

年輕時的李鴻章固然浮躁，但悟性卻又奇高，見曾國藩不言不語不搭理，他明白，這不是拒絕，而是有意敲打考驗——這好辦，既然你曾老師想挫挫咱的銳氣，那咱就主動挫給你看。

於是乎，暫居旅館的李鴻章每天就干一件事，平心靜氣，讀書寫字。

此舉果然奏效，十天後，曾國藩傳令，挫得差不多了，這小子可以進門了。

所以說，和人打交道，甭管什麼時候一定別忘了平心靜氣，這玩意很多時候就是悟性，是可以直接拿來用的。

客觀地說，李鴻章這一進一出二進宮，不算什麼，遇到這種浮躁有野心的年輕人，稍有些境界水平的老前輩一般都能包容，但接著朝下說，兩人就越來越不簡單了，一個越來越聰明，一個越來越境界。

二進宮後，李鴻章低調沉穩了許多，尤其當曾國藩借他睡懶覺編借口告誡一「誠」字後，李鴻章身上的浮鱗基本就讓撫平了。

有這個狀態，風平浪靜時師徒二人自然能有一番精誠合作，但這並不意味著兩人就能共赴危難。

如果說野心容易讓人各奔東西的話，那危難顯然更容易讓人分道揚鑣，從此成陌路。

很不幸，在精誠合作一段時間後，曾李二人很快就遭遇了這樣的殘酷時刻。

東進安徽，初步斬獲一些局面後，曾國藩看中了一個地方——祁門。在曾大帥看來，祁門這地方四周山勢陡峭，與外界相連只有一條官馬大道，若將總督衙門設在此地，當有運籌帷幄之妙。

可謀略超群，心細如髮的李鴻章在實地勘察後，當即發表了反對意見，他對曾國藩說：祁門地勢形同釜底，此乃兵家所言之絕地，恩師應另擇他處，以免將來受困。

李鴻章的看法很老道，很有先見之明，遺憾地是，一言九鼎的曾國藩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此番曾李之爭其實是很典型的上下之爭，任何一個團隊都有可能遇到。老大戰略決策有誤，下屬真知灼見又不聽，決策執行之時就是滅頂之災到來之刻，作為下屬該怎麼辦？究竟是該趕緊脫身避險，還是該和老大共赴患難？不走，那是傻；走，那是不義。

看看李鴻章是怎麼乾的？

要說這也是曾國藩命中注定的一劫，這邊李鴻章話音剛落，那邊自己最信賴的李元度就把徽州丟了，徽州一丟，太平軍十萬人馬立即就向祁門湧來，官道一斷，祁門隨即成了李鴻章口中的絕境。

大難臨頭，眾幕僚是紛紛逃離，李鴻章雖然也想跑，但他跑的卻十分聰明。

見李元度犯下這等災難性大錯，曾國藩憤怒不已，他找來正在伺機脫身的李鴻章說：我要彈劾李元度，你來擬摺子。

此話一出，李鴻章知道機會來了。只見他一反常態地站了出來，義正言辭地開始為李元度說話，話說的可鋒利了，就差說曾國藩彈劾李元度是小人之舉了。

換是涵養不高的老大，這時候一準得把李鴻章掃地出門，而這恰恰是李鴻章想要的——瞧見沒，不是我要走，是老大趕我走的，我有什麼錯，不過是仗義執言為同僚說了公道話，走，我這也是堂堂正正大義凜然地走。

但曾國藩隨後的反應讓李鴻章沒能得逞，他沒有生氣，只是淡淡地說：你不擬，我自己擬。

好一個辛辣的李鴻章，見利用李元度無效，他乾脆抓起了曾國藩話中的把柄，他說：恩師既然不需要門生，那門生就告辭了。

這話讓曾國藩先一怔，跟著就回過味來了，但回過味來曾國藩又能說什麼呢，只能說一句，請自便！

李鴻章多聰明，想逃命，一點話柄不留，總之他不是怕死逃掉的，而是為同僚仗義執言，恩師不容，自己被迫才走的。

到這還沒完，李鴻章隨後的表現更有道行。雖然再次離開了曾門，但他卻始終沒有像李元度那樣改換門庭，投靠他人，因為他知道，只要沒投靠他人，那他就不算叛，只能算離，後路就一直都在。

離與叛之間，這傢伙拿捏的何其精準！

那對此，再次化險為夷後的曾國藩是怎麼看的呢？

只要看透了李鴻章的伎倆，一定會覺得此人的聰明著實惡劣，再朝深了說的話，那就是此人的人品有問題，根本不是個可以共患難的人。

事實上，曾國藩後來就這麼評價過李鴻章，此君不能共患難。

那問題來了，一個看透了不能共患難的人，再有心胸，這樣的人你還會用嗎？有人可能會說，用也無妨，不讓他碰核心，不讓他擔大責就是了，榨乾他的優點才華不是更好。

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會很多。

但曾國藩的做法卻高出這種看法一大截，他是明知本質，卻對一年後三入曾門的李鴻章依舊委以重任，加以栽培，乃至最後直接栽培成了自己的接班人。

毫不誇張地講，沒有曾國藩的力挺成全，李鴻章絕沒有上海單飛崛起的機會，更難有後來的李鴻章時代——

一個心胸廣闊果真能把這事說透？

那說透了的心胸廣闊到底又是什麼？

真正的答案在曾國藩給兒子曾紀澤的遺書里，那是曾國藩為兒子特立四條規矩中的第三條「求仁則人悅」。他說，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如果把這句話濃縮一下的話，可以這麼說，男人要成就大事，就要去做仁者。什麼樣的人算仁者？懂得自立立人，自達達人。

而如果再把這話拿到當下釀一道的話，又可以這麼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話咱們都聽說過，這也是孔夫子認定的仁，懂這一條，即是懂善惡，但要成為真正的仁人強者，光有這一條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理得清善惡，未必分得清高低。

懂得善之後，要想學會強，則非得有「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的修為不可。如果說，人生是一場向無人山巒攀登的話，勇者是拼荊斬棘一路成為孤膽英雄，能登頂不光要有本事，還要有運氣，否則任一出沒的豺狼虎豹就能滅了你的雄心壯志；而仁人智者在攀登時看中的卻不是披荊斬棘，而是植樹造林，如此這般一路茂盛地攀上去，那才能淹沒擋道的豺狼虎豹，才能成就一人之後，壯觀依舊在的大贏大勝。

所以說，「自立立人，自達達人」首先是效法自然的大智慧，其次才是高尚情操。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要你對大成功有足夠的了解。

而如果打個比方的話，大成功也不難理解——

成一林之虎不算大成功。

成一林本身才算大成功。

也不要認為這個說法太大，至少，它對咱們放下與人成見，撐大與世胸懷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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