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與將軍 | 73年前的今天，他接過日本投降書
原標題：士人與將軍 | 73年前的今天，他接過日本投降書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與抗日戰爭相比，甲午戰爭持續的時間不算長，但這場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屈辱，一直持續到徐永昌在日本的降書上簽字受降那一刻，才告終結——根據降書條款，日本將霸佔了半個世紀的台灣歸還中國。
2018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3周年。徐永昌的簽字受降，其歷史意義亦不言而喻。
█ 1945年徐永昌參加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那麼，徐永昌是誰？
有必要在這裡介紹一下這位將軍。出生在山西崞縣，成長於大同，從軍隊的雜役做起，最終成為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與抗日戰爭中各大實力人物或者在前線作戰的將領相比，徐永昌是一名不顯山露水的將軍，但不顯山露水，不意味著貢獻小。在抗戰中，他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從事的是幕後工作，其功勞不易為世人獲知。在世人看來，他最顯著的功業，是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東京灣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上，代表中國政府簽字受降。
徐永昌是一位士人。他喜讀儒家經典以及史籍，從他的立身行事來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君子。周公攝政而不有天下，儒家的理念是為天下培養良相，不是慫恿人去稱王稱霸。徐永昌在輔佐孫岳、閻錫山、蔣介石等人的過程中，盡職盡責、安分守己，出色地完成了「相」的任務。他幫孫岳帶兵，一直在軍中堅持唯孫岳馬首是瞻；孫岳死後，他歸附閻錫山，在閻錫山危難之際，出任山西省主席，旋即為閻錫山的復出而奔波，並拒絕培植自己的勢力；後來他轉投蔣介石麾下，更是為抗戰而竭盡心力，內戰末期，國民黨敗局已定，蔣命他去爭取傅作義，明知此事必不成，他仍抱病前往，「知其不可而為之」。
徐永昌又是一位軍人。由「舊中國」價值觀培育出來的他，碰上了民國這個「新中國」。在那個傳統價值觀劇變的年代，革命之聲此起彼伏，各地豪強引兵自重，時有齟齬。徐永昌逆新風氣而行，自解兵權，不專屬任何一個派系，為國家利益奔走，而各派系的首腦居然也信任他。這樣一個沒有「實力」的軍人，在動亂的年代，盡了守家衛國的責任，可謂功德圓滿。
各派首腦禮敬徐永昌，或者還是因為他們也跟徐永昌一樣，都是最後一批「舊中國」的人。1959年，徐永昌在台灣去世，蔣介石送的輓聯是「愴懷良輔」，閻錫山的輓聯寫有「事人忠而律己嚴」，白崇禧送來的輓聯則是「出總師干，入掌機樞，晚歲更藎勞，歷危夷而一貫；行由正路，居處安宅，平生惟謹慎，淬德業以常新」。這些都是「舊中國」的話語，把它們移用到諸葛亮身上，也一樣合適。
前賢作史、讀史，著眼於世運興衰。從徐永昌身上，我們依稀感覺到「舊中國」的衰，看到「新中國」的興。但「新」和「舊」並非冰炭不相容的兩樣東西。在今天這個更加「新」的世界裡，一樣需要「舊」的人，而「舊」的人也一樣需要與「新」的世界相融。徐永昌立身的精神、行事的方法，依然值得我們玩味。
千秋萬歲名
徐永昌，這是一個人名，也是一個簽名。
1945年9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將軍，率領中國代表團來到了東京灣，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歲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點，留下了千秋萬歲名。
這一天的早上，由中國代表團最先出發，登上了美國密蘇里號主力軍艦。當徐永昌率領同仁從扶梯走上軍艦時，軍樂奏起。其後，盟國各國代表團依次登艦。
受降會場布置在軍艦的甲板上。上午9時，受降簽字儀式正式開始。徐永昌站立在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的左側。兩人的身後，分別是中美兩國的代表團成員。徐永昌的左邊，依次是各國代表團的團長，每名團長的身後都肅立著該國代表團成員。
在他們的面前是日本代表，中間隔著一張桌子。在麥克阿瑟將軍發表了簡短講話之後，簽字開始。順序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簽字，然後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簽字。接下來是盟國代表簽字受降：麥克阿瑟代表盟國簽字，然後是尼米茲代表美國簽字，接著是徐永昌代表中國簽字，此後依次是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代表簽字受降。
二百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到了現場，記錄這一人類歷史的重大時刻。有記者請徐永昌對國內的人說幾句話。他說：「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該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在舉國歡騰之際，這番話有點不合時宜。5年後，徐永昌解釋自己為何會說這番話：「說到日本侵華，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經七十餘年，在這長久的時期中，我們的國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這是我們應該懺悔的。」
勝利並沒有讓徐永昌開懷許久，在他心中，有著各種遠憂近慮。他的同仁似乎也還沒來得及為這一場勝利做好迎接的準備，在受降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隨從丟失了原先備好的用來簽字的筆，他於是趕緊讓內弟到東京的街上買筆，才避免了一場尷尬。
█ 1945年徐永昌參加密蘇里號上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這一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里說：「雪恥之日誌（按：1928年濟南慘案以來的日記），不下15年。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地投降了。50年來最大之國恥與余個人歷年所受之逼迫與屈辱，至此自可湔雪凈盡。但舊恥雖雪，而新恥重重，不知此恥何日可以復雪矣。」
1928年，日軍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派兵進駐濟南，在濟南大肆展開殺戮。從這一天起，蔣介石一直堅持寫「雪恥日誌」。徐永昌簽字受降前兩日，蔣介石在日記里還為了英國拒絕把香港歸還給中國而痛憤不已。
對於國民黨而言，抗戰勝利的確並不意味著完全雪恥，因為新恥已經紛至沓來，比如英國不歸還香港、蘇軍盤踞中國東北，這些既困擾蔣介石，也縈繞在徐永昌的心頭。9月3日，中國代表團的同仁準備在東京設宴暢飲，並將這視作「痛飲黃龍」。徐永昌極力勸止，事情沒有做成，同仁對此心有遺憾。
徐永昌在日記里說：「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似怪余不盡人情者。」
蔣介石：「他很愛國」
1936年10月21日，杭州西泠印社，這一日陽光充足，徐永昌與蔣介石曬著太陽，暢談時局。趁蔣介石心情暢快時，徐永昌又開始美言北方將領起來：「東北軍未必通共，不要自疑。閻先生精勤穩練，苟以國事屬之，尤能顧全大局。整個經濟問題，若能與閻先生商一新經濟長策，或較求之外國人為妥當。」
類似這種「調停」的一幕，對於徐永昌而言，絕對不會陌生。他一生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處理這種事情上。
蔣介石顯然為這一番懇切的話動容，「將來選舉正副總統，閻先生必居其一。」最後他問，自己接下來準備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還是陝西？」
徐永昌建議蔣先去陝西，「一則以安抗日戰線後方，一則以撫慰東北軍，俾與中央一德一心，尤為急要。」
對於這個建議，蔣介石採納了。但兩人都想不到——應該說世人都沒有想到，接下來是震動中國的「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張學良與楊虎城扣押起來了。儘管如此，事變解決之後，蔣介石仍對徐永昌信任不減。
蔣、徐的結緣，是在北伐成功後，蔣介石來到北京，向熟諳北方局勢的徐永昌詢問情況。徐告訴蔣，戴季陶來到北方，仍然說「你看，這皇宮黃琉璃瓦，一切東西，不但是漢人的血汗，亦是滿人壓迫漢人的血跡」，這種言論在辛亥前還算是為了推翻清廷而發，但現在既然已經宣布五族共和，說話就需要顧人心，過了河就不要再說這樣的話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因為中國的外患在北方，如果非要定都南京，那麼應該把軍事學校設在北京，因為中國的內憂也在北方，軍事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才，可與馮玉祥、閻錫山等勢力發生聯繫，融洽感情，有利於國家。
對於這些建議，蔣介石都點頭稱善。多年以後，蔣介石向人這樣評價徐永昌：「他很愛國。」
欣賞徐永昌的，還有閻錫山。
在軍閥混戰時期，徐永昌主要協助孫岳建軍，孫岳多病，徐永昌代為帶領國民第三軍。徐治軍嚴格，早年在定州練兵時，為了避免騷擾百姓，就規定士卒不得去聽戲，犯者立即革除。在一生的軍事生涯中，他三次拒絕攻打家鄉山西。對此，山西「掌門人」閻錫山聞風而敬，想將這位山西老鄉羅致麾下，託人捎話給他，「與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榮的。」
這句話擊中了徐永昌。徐永昌好讀書，尤嗜儒家經典以及歷朝史籍。他年少時即讀《左傳》，從軍後長年請秘書、清末翰林王震昌為他講論經史，探究古今成敗得失之機。即使抗戰時事務繁忙，仍不中斷此事，認為是人生一樂。在國共內戰時，他的身體狀況已極差，仍聽夫人為他讀《禮記·曲禮》。這種知識結構，打造了這個有士人之風的軍人。士人重「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高，閻錫山這句話，從「立德」的高度讚美徐永昌，以期達到拉攏的目的。
事實上，徐永昌也對這句話作了報答。抗戰時，徐永昌已進入中央。而閻錫山則與日本人眉來眼去，關於閻錫山疑似降日的情報不斷傳到蔣介石手中。蔣介石震怒，問徐永昌意見。而徐永昌儘管不滿閻錫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斷向蔣介石強調以閻錫山的人格，他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勸蔣不要輕動。此外他更是飛到閻錫山處一探究竟，以消除閻、蔣間的疑慮，避免了蔣、閻在抗戰期間內訌。
閻的拉攏很順利。徐永昌率領部隊歸附閻錫山，並且協助其北伐。他作戰勇猛，遇事鎮定。1927年，北伐軍開到河北望都，徐永昌赴前線督師，譯電員突發奇想，請求到前線觀戰。到了前線後，敵陣槍聲不絕，地上塵土點點，譯電員嚇得不敢仰視，但徐永昌策馬馳騁，絲毫不受影響。回去後，徐永昌問譯電員：「前線好看么？」譯電員說：「司令官神勇，我可不敢再看了。」
不過，徐永昌的過人之處，還是體現在協調各種勢力的關係上。在當時的要人當中，蔣介石、閻錫山等都對他信任有加。
1926年，徐永昌在山西與閻錫山初次接觸，表達了自己對奉軍的看法：「奉軍截械入關以來，親眼所見的是，我們國家多年以來很好的社會秩序都被他破壞了。人民受到騷擾折磨，亦是由於奉軍起的，整個社會人心的希望，亦將由他們斷絕。」他自稱不懂得革命，但知要驅逐惡勢力，像奉軍這種惡勢力應該要驅逐。
徐永昌對入關的奉軍印象不佳。他的回憶錄中有詳盡的記錄：「譬如乘火車一定要先購票，坐人力車一定要先講價，而奉軍則一概蠻不照行。社會對之有種種歌謠，如『媽的巴子是免票，後腦勺子是護照』……奉軍所經之處，無不被其蹂躪，奉軍所駐之地，無不搶案迭出，綁票之風，亦自奉軍來後開始，可以說奉軍所到之處，亦即土匪所到之處。」
宴席上的閻錫山聽此，笑而不言，後卻在事私底下對徐永昌說：「你說得對，的確如此。」1947年，閻錫山這樣表達了自己對徐永昌的敬重：「十五年（1926年），次辰（徐永昌的字，一作「次宸」）歸至並門，得見君子，快慰宿心。從事歷年，久而彌敬……次辰早歷艱屯，以躋崇顯，乃其行己之嚴潔，體國之公忠，岳峙淵渟。」（《崞縣徐氏族譜閻錫山序》）
蔣介石和閻錫山的關係，一直糾纏不清，猜忌可謂伴隨終身。在國難方殷的年代，蔣、閻合則為國之幸，離則是國之禍。徐永昌深明這一點，他叮囑閻錫山：不要有上台做領袖的心，不要輕視蔣介石，不要去鄭州這個是非之地。
對於這三句話，閻錫山第一句是不理會，第二句是當面反駁，「介石這個人，輔之不足輔，倒又不足倒。」至於第三句，他則以1930年發動中原大戰作為反對。徐永昌不同意閻錫山反蔣，但仍然為閻錫山指揮了作戰，並且穩妥地鋪好退路以及為其殿後，在閻錫山兵敗如山倒時，助其全師返晉。
中原大戰後，張學良統管北方。閻錫山通電下野，到大連躲避，但不久後突然潛回山西，而且還是乘坐日本人的飛機回來。據徐永昌的部下趙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後，閻錫山立即秘密將徐永昌召來，告訴他日本人即將要和張學良決裂鬧事。這個重要的消息令徐永昌犯難了，猶豫要不要報告中央。但日本人要鬧什麼事、什麼時候鬧，閻錫山沒有告訴他，所以徐永昌最終沒有上報。43天后，「九一八事變」爆發，如果那時閻還在大連，他極可能像溥儀一樣被日本人劫持利用。徐永昌感嘆說，「可見閻先生之聰明。」
不過，對於1931年閻錫山事先得知日本將要侵華一事，徐永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上世紀50年代，他才在口述回憶錄時告訴了部下趙正楷。由於當時台灣仍有人反對閻錫山，趙正楷沒有將這一敏感的消息寫入徐永昌的回憶錄中，直到1989年才在訪談中公開。
閻錫山重返山西，引起了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疑懼，他們於是繼續逼閻離晉。這時候，山西內部也一片混亂：省主席商震與閻錫山的矛盾公開化，作為山西的實際控制人，閻錫山不放心由這樣的人管理自己的地盤。
山西的事務需要一個各方都信賴的人來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閻錫山都同時想到了徐永昌。1931年下半年，中央未徵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接下來，閻錫山託人叮囑徐永昌不要推辭。徐永昌開始了事業的新階段。
在夾縫中救國
1931-1936年間，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這段日子裡，中國的國患不斷加深，徐永昌也開始了各種奔忙。他嘗試說服蔣介石和張學良讓閻錫山出山。對於這一點，張學良堅決拒絕，決意趕閻錫山離開山西。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令蔣和張應對不暇，閻的壓力驟減，客觀上也為其東山再起創造了條件。當年10月，中央解除了對他的通緝令，並在次年2月任他為太原綏靖主任。
但閻錫山出山後，卻不允許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回晉活動。這令蔣介石感到惱火，把徐永昌召到武漢一問究竟。徐永昌說，「閻先生其人相當愛國、勤儉、能深思，最大限度不過是委員長之一政敵，而不是叛國者。叛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並告訴蔣，山西的軍政要員都聽令於閻，且閻有極高的經濟才能，他出山能很好地解決山西的經濟問題。
為蔣和閻做事，徐永昌有自己的公尺。1930年，中央發給徐永昌一道密電，要他把孫殿英（反蔣將領之一，中原大戰後被張學良收編）剷除。徐永昌對這道密令未予理會，「中央要辦他罪，正式下令我逮捕他，依法懲辦，我可以做。這樣做法，我不能辦。」孫殿英不知從什麼途徑得知此事，找到徐永昌說：「我孫殿英假使做了對不起你或對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辦我罪，否則你不好隨便殺人的。」徐永昌回應：「你所猜測疑慮都是沒有的，不過你總勿做對不起社會人民的事，則任何人自亦不會對不起你的。」
閻錫山也有類似的任務給他，也被他拒絕了。1928年，閻錫山發密函給徐，說陳光斗和某人是共產黨，要徐將他們撤換。兩年後，閻錫山又跟徐永昌說：楊效歐通蔣。言下之意是要他採取措施。對於這些事，徐永昌認為「都是憑密探風聞而處理操切」，都沒有照辦，但閻錫山也沒有因此責怪或懷疑他。
主政山西期間，徐永昌著力振興山西的實業與教育。他提倡使用「土貨」，要求嚴格，有一次省府買了幾張宣紙，徐永昌認為不是國貨，很不高興。由於他以身作則，下面便蔚然成風，不僅是不使用進口產品，甚至是外省產品也不在使用之列。此外，他還在省內大興職業教育，以配合提倡國貨的思路。
這些都是他自強計劃的一部分。他認為，山西是華北的堡壘，要對抗日本的侵略，必須強大山西。而要自強，則必須反求諸己：
對日問題只有責己。今日國民缺感情、少理性，在鄉都是可憐的百姓，到營都是可殺的兵，在家都是可愛的孩子，到校都是壞學生。學生時代皆自命不凡，恨教習、恨校長、恨官吏，一到教習、校長、官吏時，便為人所恨。或謂環境不好，不知環境仍是這幫人造的。不平等條約不是被人強訂了去的，是比試了一下失敗了以後相訂的。今日想要平等，還得比試一下，能勝了才行，不是能爭不能爭的問題，是能勝不能勝的問題。所以要平等，須科學強、機械強、工業強、兵強，不是嘴強即能勝任的。——《徐永昌日記》1931年10月10日
無論是對革命還是對其他的社會運動，徐永昌都素無好評。他認為，「學校風潮也好，民氣也好，愛國運動也好，或說是革命也好，都是火之煙，而非火之火……學潮運動，均為冒煙，說到好處，只可收煙的作用，語其壞處，直是叫學生做『煙種』，其害何可勝言。此為我當時偶然發生的感想，不意多少年來，許多人竟是以冒煙作進身之計。」
他希望國人務實，抓緊時間強大自己，在山西的施政也體現了這個思想。然而他與閻錫山之間存在的問題，卻隨著合作的年月日久，慢慢呈現出來。
徐永昌厲行禁毒，這個主張得到蔣介石的嘉許。但閻錫山復出後，卻只願意在山西禁種大煙，不禁止銷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銷售戒煙藥丸。徐永昌對此表示反對，但閻錫山辯解說，這樣能為山西每月增加三四十萬元的收入。由於徐永昌一向對外界主張嚴禁煙毒，有人於是質問他為何山西不禁賣煙土，他無言以對。閻、徐裂痕開始產生。
在政事的風格上，徐永昌和閻錫山的風格迥異。徐是抓大放小，鼓勵下屬發揮才能，閻則是事必躬親，總用懷疑的眼光看人。據30年代曾任山西省政府秘書長的王尊光回憶說：「1935年冬，閻從南京開會回晉，在一個總理紀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罵公務員不做甚務甚，並說很想關閉城門，把這一城人全燒死。散會後，徐問我：『總司令今天如此發脾氣，是不是嫌我不盡責，要殺我？』我說：『他罵人是常事，今天不知有什麼感慨，發了大脾氣，何能牽扯到你身上？』徐默然不語。」
徐永昌甚至公開頂撞閻錫山。王尊光說：「1936年春，陝北紅軍（將）東渡抗日，閻要截堵，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徐亦參加。閻大講紅軍厲害。徐對閻這類話，早就聽得不耐煩了，當即發言頂碰說：『照此說，這個仗不能打了，我們只好投降共軍了。』閻一向無人敢駁其言，經徐頂碰，大為不悅，軍事會議不歡而散。」
這次頂撞之後，徐永昌胃病複發，閻錫山也氣得一夜未眠。兩人的合作似乎越來越艱難了。種種分歧，讓他感到自己與閻錫山不是一路人。這時候，一直都很欣賞徐永昌的蔣介石，在南方不斷地向他招手。或許是考慮到蔣信任徐永昌，徐能為山西爭取中央的物資支持，閻錫山對徐屢屢挽留。但徐永昌去意已決，於1936年卸去山西省主席職務，次年進入中央，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此後一直是蔣介石身邊的高級幕僚。
「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事變」期間，中央和北方各軍系之間大體上保持了穩定，中國得以短暫喘息，為抗戰儲備了力量。這個短暫的穩定里，有徐永昌很大的功勞，尤其是他出任山西省主席，使得蔣介石和閻錫山之間有一個緩衝帶，盡最大程度消解了蔣、閻的猜疑，避免兩人再起內戰。
在北方軍系中，馮玉祥也欣賞徐永昌，20年代時曾經對徐有意拉攏。但馮玉祥親近蘇俄，並向徐永昌強調蘇俄是有誠意幫中國。這引起徐永昌的反感，兩人便沒有實質性的合作。在徐永昌心中，「俄國是個好侵略的國家，尤其是近代中俄交涉史中；再看看地圖，中俄兩國邊界情形，便十分明白，而俄國卻強調他們是扶助弱小民族。須知他們的扶助，是第一步扶助某國一部分人民脫離他本國而自立，第二步即將此取得自立者併入俄國，他們美其名曰聯邦，事實上是劫持此脫離本國者做俄國的附庸。俄國批評別國是帝國主義，而他實在是『帝世界主義』。」
抗日衛國
蔣介石重用徐永昌，不僅因為徐的品格端正，更是看中徐的山西背景以及他在華北軍系中的影響力。抗戰爆發後，徐永昌思慮周密、謹慎行事的特質，也得到了很好的發揮。他被蔣介石委任為軍令部部長，這個職務的內容有整頓軍隊、情報分析、部署作戰以及協調中央與地方軍系的關係等。他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一起，被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作戰計劃。
針對列強的侵略、中國無能戰之軍的現實，徐永昌長期主張採取忍辱圖強。他反感那些高喊著「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人，「不平等條約是因為我們打了敗仗才訂的，要是無打勝仗的能力或條件，僅喊口號是無益而有損的，然而民國十六年（1927年）漢口英租界真的被我們喊口號收了回來，不知這正是中了英國的陰柔手段，未過二年，我們又以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故技實行強收中東路，這回對手不是老滑的英國，而是口號鼻祖蘇俄，結果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頓，還要我們賠情交還原路，從此日本也看透了我們的口號內容，遂一舉將我們的遼寧省攫去，這就是我們喊口號的收穫。」
不與強敵硬碰硬，堅持持久戰，這種思路持續到了抗日戰爭中。抗戰伊始，徐永昌就向蔣介石進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時間來戰鬥，而中國人教育差，須以十年為期。歷史證明了他的預估相當精準。抗日戰爭爆發四年後，他撰寫了《四年來敵我戰略戰術的總檢討》，這篇文章被學者吳相湘視為世人了解中國抗日獲勝原因所必讀的權威之作。徐永昌在該文中分析了一意速戰速決的日軍為何沒能消滅中國軍隊，正是因為中國採取了持久戰的策略，「假如我們當初以準備不充分的軍備也和敵人舉行攻勢的決戰，我們一點不要作危辭聳聽的話，即使在南京附近沒有被殲滅，最低限度在徐州會戰是有被殲滅的可能。」這些話，可謂是「一鞭一條痕」。
在戰術上，徐永昌主張節節抵抗。武漢會戰後，白崇禧、劉斐、陳誠等人主張放棄長沙。徐永昌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中國軍隊沒有攻堅的力量，如果失去長沙，日後難以奪回來。但主張放棄者多，徐永昌孤掌難鳴，蔣介石採納了白崇禧的意見，下令不守長沙。這時，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堅決主張守長沙，並放言「戰勝，是國家及蔣委員長之福；戰敗，則我必自殺以謝天下蒼生」。白崇禧前去勸說薛岳，要求他遵從上級指令，退守衡陽，免得作「無謂之犧牲」。薛岳罵白崇禧「枉讀兵書，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亡國的論調，令人無法接受」。
薛岳有他的理由：「我的著眼點是『抗』與『戰』這兩個字，必須要時時與敵人保持接觸，處處消耗敵人，這樣才能做到長期抗戰。如果只是向後撤退，放棄空間，那根本就談不到抗戰了。」白崇禧沒有再強行勸阻。薛岳的這個主張，和徐永昌的節節抵抗精神一致。由於薛岳的堅持，作戰計劃改變，長沙會戰拉開帷幕並且在第三次會戰取得大捷，為中國軍人寫下燦爛的一頁。
當然，徐永昌的決策也不全然都奏效。學者王奇生指出，在湖南會戰中，「徐永昌主掌的軍令部對敵情的判斷及其戰略部署明顯存有缺陷。日本擔心設在廣西桂林的美空軍基地對其本土發動空襲，自始即將桂林作為此次作戰的最重要目標。但徐永昌一直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和主攻方向判斷不明，且太注重盟軍的觀感，一意主張節節抵抗，步步阻擊，處處設防。而蔣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見。結果是，國軍防廣兵單，顧此失彼，處處都不願主動棄守，處處都未能集中優勢兵力，對日軍形成重點防守和重點出擊。」
這件事，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徐永昌的意見在蔣介石心中的重要性。
王奇生分析，中國軍隊在湖南會戰的失敗，也跟蔣介石喜歡越級指揮有關。徐永昌也在日記中這樣抱怨：「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抗戰總體上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在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徐永昌提醒蔣介石向美國提議，盟軍應先擊敗日本，然後再擊敗德國。為何要這樣安排？徐永昌說：先日後德的局面是「美、英、中擊日，而英、美、蘇擊德」，而先德後日的局面則是「英、美、蘇擊德，恐不能單純的任美、英、中擊日矣」，言下之意是假如先擊敗德國，那麼蘇軍就有力東顧了。從當時的史實看，徐永昌這個建議並未被美國採納。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如果被採納，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格局或將改寫。
「中國若剩一個兵，此必予也」
1949年9月17日上午，徐永昌飛到了包頭。老朋友傅作義帶上了部下董其武、孫蘭峰等人，迎接徐永昌的到來。雙方都心事重重。徐永昌此行帶來了蔣介石的親筆信，他要對傅作義作最後的爭取。在這一年的1月，傅作義與共產黨簽訂北平和平協議，他這次到包頭，也是帶著任務而來。
這時，國民黨在大陸已搖搖欲墜。蔣介石讓徐永昌勸說傅作義帶領綏軍南下，繼續與共產黨作戰。傅作義問徐永昌，現在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怎麼樣了？實際上，傅作義並不相信美國的援助：「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傳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是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軍服，並且也不進城，不像美國人每須為之開跳舞場。」
徐永昌與他分析利害，勸他：「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傅作義斷然說：「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
談不下去了。到最後，傅作義情緒失控，痛哭流涕，「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投了敵。」
與傅作義一起來到包頭的鄧寶珊，則試圖拉上徐永昌一起投共：政府已不可救，你的身體不能再勞累下去，何不辭職休養？徐永昌拒絕了，「政府好壞不計，我必窮其知、竭其力，以盡其責。」9月19日，徐永昌飛離了包頭。他走後兩個小時，「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在包頭舉行，綏遠軍正式宣告脫離國民黨。
明知無望的事，仍然要去做，這在徐永昌生命中，可謂是常事。他踐行著「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一孔訓。也因了這種品格，他不會輕易言降。他曾說，「中國若剩一個兵，此必予也。」1949年1月，李宗仁約見徐永昌，請他通電共方表達和平意願，他一口拒絕：「向不為此等事。」
東京灣受降後，徐永昌在日記中所表達的擔憂，至此成為現實。他的擔憂不無道理。抗戰時目睹國軍各種敗仗，他總結原因為國軍「訓練太差，風氣太壞」。在東京受降後，他遊逛日本，發現當地即便遭到美軍轟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崗如常，民眾肅然有序，當地報紙直接報道投降之事，並不掩飾。對此，徐永昌感慨地說：「日本之興，可計日而待矣。不實在、無紀律之國民，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為大。」
徐永昌的健康情況一直不佳，抗戰時就常嘔血。勝利後，適逢軍委會改組，他就辭掉了軍令部長一職，改任陸軍大學校長。內戰爆發後，蔣介石讓他往來閻錫山、傅作義等人之間。他重操舊「業」，頻繁奔波，一如既往地唇焦舌敝、苦口婆心，但這挽回不了國民黨的敗局。內戰末期，他還被蔣任命為國防部長，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最後，他和蔣介石一起遷台。
學者陳存恭稱徐永昌是「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作為軍人，徐永昌深曉服從長官是軍人之義。當初孫岳要聯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要傾覆曹錕政府。徐永昌反對孫岳倒曹，認為奉軍比曹錕還要壞，倒曹則是助長奉軍的惡。孫岳不聽。徐永昌表示：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我會聽你的指揮。此外，閻錫山發動中原大戰，作為下屬的徐永昌也不支持，但還是出晉指揮作戰。
不過，徐永昌的服從長官，不是愚忠某人或某個黨派。在他眼中，始終有一個全局的、統一的國家。因此軍閥割據的時代，他的表現是始終向著中央。即便是蔣介石做的事，如果徐認為不合道義，也一樣反對。遷台後，此前下野的蔣介石圖謀復職「總統」，問徐永昌意見。徐答：「中國之有憲法成自總裁，此千秋事業，不可自我稍有破壞或牴觸之一點。」不贊成蔣介石復職。在日記里，他記錄了這次談話：「今日談話，蔣先生始終皺眉，似有不快。為國家計，為渠計，安管渠之快不快。」
軍人其外，士人其內
徐椿齡是徐永昌人生路上的第一個恩人。13歲那年，徐永昌成了孤兒，為了謀生，他在大同的一個車馬店裡打雜。1900年，八國聯軍攻破京師，慈禧與光緒倉皇出走。武衛左軍的一個營底（營本部）到大同護駕，這個隊伍在徐永昌的車馬店落腳，由於士兵都外出遊玩，無人照應師爺徐椿齡的茶水，徐永昌就為這位老先生泡茶服侍，殷勤奔走。徐椿齡憐其身世，走的時候將他帶離了大同，並且帶他進入了軍隊。
徐永昌顯達之後，把徐椿齡老人接到北平養老。由於兩人都姓徐，而且徐永昌侍奉徐椿齡如父，是以1930年徐椿齡去世時，北平、天津的報紙都報道「徐主席（其時徐永昌任河北省主席）父親去世」。徐永昌知道了，也不作任何更正說明。
他在清軍中，從挑水、打更、採購這些軍隊雜役做起，靠著勤奮好學，從武衛左軍的隨營學堂起步，1914年考入陸軍大學，9年間完成當時國內最高軍事教育，其後輔佐孫岳，逐漸在北方軍界扮演重要角色。
考入陸軍大學是徐永昌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進入這所學校時還發生了一個插曲。入學的初試成績中，他的名次是所有錄取者里的倒數第二名。複試時感覺良好，成績放榜後，他委託陸軍大學的工作人員杜經畬幫忙看成績，杜看後回來說沒有考上。徐永昌大為失望。然而同伴不信，自行再看一次，興奮告知徐永昌考上了，成績是第十幾名。原來，杜經畬因為徐永昌的初試成績低，而且是在軍隊中的隨營學堂畢業，不是正規的軍事學校出身，所以低看他一眼，幫他看成績時從最後一名看起，一直看到第三十多名時，仍然沒有看到徐永昌的名字，認定他沒有考上，就不再往前看了。
命運往往詭異，如果不是徐永昌的同伴再去看一次成績，他的名字很可能不會出現在日本的降書上。
作為將領，徐永昌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軍隊，他一直是幫人「打工」，用現在的話說，他是一位「職業經理人」。在這個位置上，他「義」字當頭的士人作風，可謂展現得淋漓盡致。
孫岳病重時，徐永昌成為國民第三軍的代理軍長，遇事仍然處處推舉孫岳。歸附閻錫山後，他認為北伐成功，中國不需要內戰了，於是自解兵權。做了山西省主席後，他的國民第三軍舊屬建議趁閻錫山不在山西這個機會，重組舊部軍隊，或者在重要機關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實權。徐永昌一口拒絕了，「我們是要做事，只問能做事不能，非組織機關用幾個自己人才是做事。現在都是人人叫苦時代，在別人如辦喪事的時候，我們亦萬不可辦喜事。」他沒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穩定。當然，閻錫山在此處也留了一手：讓自己的親信楊愛源做徐的副手。
無論是立身還是治軍，徐永昌都顯得相當嚴正。孫岳吸大煙，而徐永昌終身不吸，並且連紙煙都不碰。約束部下也一樣嚴，在他的軍隊中，絕對禁賭、禁大煙、禁擾民。不過，嚴正不意味著謝絕性情。比如他在軍中並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歲以後，就很難有「天人交泰」的狀態出現，要達到這種狀態有兩個途徑，一是靠學問，一是靠飲酒。但學問修養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難，而飲酒是最方便的途徑。徐永昌一生出入各種上流社會的場合，他感慨道，「這所謂上等社會，如果使無酒，可能真聽不到一句率直的話，極而言之，我們這民族要無酒，恐怕連今天的局面亦沒有。」
晚年張學良這樣回憶徐永昌：「這軍人當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氣差不多。打了敗仗了，他跟我講他幹什麼呢，他什麼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專門喜歡跟女人扯淡，最喜歡女人。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捨不得。」這一史料，為世人了解徐永昌的性情提供了一個側面。
徐身上的士風，使他贏得了各巨頭的尊重。他告誡內弟劉步瀛：「要決心在社會做事，必先拿定個幫人的主意，與人同事，必決心不做第一個露臉人。」他並不認為位居他人之下是壞事。有一次，他和孫岳等人討論何為人才。孫岳認為「居人下者無人才」，徐永昌不同意：「人生短暫，是否人才，何能以一時權位衡量，要能在歷史上認定才算。我們讀史，至伊尹放太甲，周公輔成王，試想他們君臣之間孰為人才，或者說何者才高？孔子棲棲遑遑，周遊列國，未得其位，而史遷稱之為『至聖』，後代帝王尊之為『先師』，民間社會奉之為『素王』，歲時祭祀，廟食千秋。假如當時有人以其無權無位，謂非人才，豈不大謬！」
這似乎不是軍人而是儒生的言語了。在軍閥割據的叢林里，這一套「舊理念」當然無法令人心悅誠服。於是說來說去，他始終沒能說服孫岳等人，大家都說他迂腐。最後他認為不能談下去了，就結束話題：「這也許是我不懂革命的原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九一八事變」前夕，張學良因傷寒住進了協和醫院，儘管有病在身，他還是不忘解決背上的芒刺：閻錫山。他聯合韓復榘向徐永昌施壓，一定要閻錫山離開山西。韓復榘問徐永昌：「閻伯川為什麼不走？」徐永昌答：「他多少年未出過門，一旦出去，感覺什麼都不便，回來住著，沒什麼關係。」韓復榘告訴他：「我看不要教你作難，我已與張副司令說好，我的隊伍即開石家莊，非要閻走不可。」
徐永昌堅決反對，張學良則不斷向他施壓。徐永昌於是多方請人遊說張學良，一再表明閻錫山留在山西並非與中央對抗；同時派人到南京，緩和中央政府逼閻的步伐。這一招很奏效。事情拖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但張學良要求閻錫山離晉的願望強烈得驚人，甚至事變發生後幾天仍約見徐永昌商量此事。這時徐永昌的表現是，「心中有數，覺得此事並非敵國外患可比，已不值得注意。」對張的態度不置可否。
這個歷史插曲讓人看到了當時各種勢力間的劍拔弩張，而徐的圓融，則令各方都有了緩和的可能。回憶起這段時期的人事糾葛，晚年徐永昌很感喟：「當時若非私交尚好，真不知要走到什麼地步。」
披覽前籍，像徐永昌這樣置身於各種對抗勢力間仍然得到各方禮遇的人，是不多見的，唐代的柳仲郢是其中一個。晚唐時期，「牛李黨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李商隱就是這場黨爭的犧牲品。柳仲郢則不同，他雖然先受知於「牛黨」，其後又得到「李黨」垂青，然而「李黨」首腦李德裕並不因為柳的「牛黨」出身而輕慢他，李德裕失勢後，家族落魄潦倒，柳仲郢為李的侄子安排工作，改善待遇，「牛黨」對此也不干涉。
柳仲郢官至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在仕途上都受到牛李兩黨禮敬，非常難得。其中，柳氏立身正、執法無私，是很重要的因素。史家陳寅恪感慨說：「君子讀史見玉谿生（李商隱）與其東川府主（柳仲郢）升沉榮悴之所由判，深有感於士之自處，雖外來之世變縱極紛歧，而內行之修謹益不可或闕也。」
與柳仲郢一樣，徐永昌也擁有「內行修謹」的質性。1916年，他開始記日記，此事一直持續到晚年。《徐永昌日記》和《蔣介石日記》一起，成為民國高級將領留贈給今人的珍貴史料，為史家注目。為何要記日記？徐永昌說：「記日記不但可以保留自身之經歷，亦所以端正一己之行誼。這兩年每覺范文正公『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二語，只要其前一句即足，後一句似多事，蓋此心既意識到恕人，即恐難於持久，終不免有不恕之一日。余本常人，只知求其在我，盡其天職，憑其良心，做其所應做的事而已，他非所敢知也。」
徐永昌的飭身之道與柳仲郢一樣，都可以歸結為這兩句話——《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反求諸己。」1930年春節，他和續娶的妻子給恩人徐椿齡拜年，見面時，妻子向老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則行跪拜禮。出來後，妻子怪他為何不早說要行跪拜禮。他告訴妻子，行禮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禮是因為一直以來都這樣，不能因為有了妻子而變化。
他的恕道還施及自己厭惡的人，例如張作霖。對於張作霖，徐永昌多年來沒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縱兵殃國。」但張作霖死後，他還是前去致祭，理由是，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證明他擾民亂國而絕不賣國。」
恕人的同時是嚴於責己。國軍取得台兒庄大捷後，徐永昌立即向蔣介石連發函電，建議蔣介石壓一下全國上下對這次大捷的慶賀勢頭：
「軍興以來，失地數省，國府播遷，創巨痛深，至慘極酷。今恢復大業，百未謀一，而遽以小勝自喜，已非古聖戒懼之意，倘更有進於此者，將恐長人民浮囂之風，而轉為國際所竊笑也。」
「台庄之捷，固由於我之將士用命，而亦由敵之不即增援。敵之不即增援，非其實力不足，一以留兵備俄，一以意見紛歧，而或有內憂。設我宣傳過當，予敵國體上以難堪，則彼將上下同心，不顧一切，先以全力對我。敵勢尚強，我協力禦敵，且能獲勝；彼協力對我，我豈易當？」
這些話語，在當時似乎顯得不近人情。但後來的史實證明，這位常在照片中一臉凝重的軍人所說的沒有錯，抗戰之路極其艱苦。總體來說，徐永昌這種盡己恕人的士風，即便在昇平之世都屬難得。這是「舊中國」在他身上留下的底色，這種底色使得今人回看徐永昌，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擁有「陸軍一級上將」、「赴日仗節受降」這些標籤。
寂寞身後事
哀莫大於忘本。——徐永昌《崞縣徐氏族譜自序》。
大同是徐永昌成長地。1887年12月15日，他在山西崞縣出生。由於生計維艱，他的父親決定遷到大同謀生。還在襁褓之中的徐永昌，隨著父母遷居大同。他對這個地方有很深的感情，辛亥時清兵要到大同鎮壓革命，他拒絕隨軍回家鄉打仗。
但今日的大同，找不到徐永昌當年的痕迹。
他的同鄉後輩李璽林，則希望歷史不要忘記這位將軍。2014年8月，《南方人物周刊》記者與李璽林在上海相見。李璽林生於1965年，本科畢業於北大化工系，理工科出身的他，初時並不知道徐永昌。大概是2009年的時候，他到夏威夷度假，自此之後，他的生活與「徐永昌」這3個字緊密聯繫起來。
當年的受降發生地密蘇里號戰艦，退役後停泊在夏威夷。「我在密蘇里號看到一個陳列，這個陳列對我很震撼，我在這樣一個文件（日本降書）上看到了3個中國字：徐永昌。回國以後進一步研究他，發現他是大同人，跟我同一個地方出生，增加了我的自豪感，原來大同出了那麼大一個人才！」
於是，李璽林開始留心這位鄉先賢的所有事情：到台灣拜謁徐永昌墓，拜訪徐永昌後人，與國內學者談徐永昌，保存徐氏後人贈予他的徐永昌遺物。近年他一直推動大同建徐永昌紀念館，並且與大同市原市長耿彥波詳談。剛開始時進展順利，連地方都找好了。但隨著耿彥波調離大同，此事完全停滯下來。
紀念館原擬建在大同的鼓樓西街。李璽林對《南方人物周刊》記者說，「鼓樓西街很古老，很多四合院。據大同的老人說，這個院子是徐永昌兒時遊玩的地方。院子是耿彥波親自批的。耿彥波走了以後，連具體執行的局長也換了，因為當時他沒有寫在文件上，所以這事情就沒往下做。當時都想好了，就一個四合院，有些展覽，有些喝茶的地方。」
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來到山西省大同市。此地在8月份就已涼意陣陣，乾燥的空氣以及野闊天低的環境，與徐永昌的軍人身份天然相得。在大同市民俗館館長趙佃璽的帶領下，記者來到鼓樓西街，看到李璽林所說的擬建紀念館的地方，只是幾間破敗的平房，並無動工的跡象。在這塊地方的附近，有幾間年齡過百、無人居住的老房子。趙佃璽說，這裡是徐永昌與徐椿齡相遇的地方。房子還掛著中國特色的橫幅，上寫「文化」二字，行人經過，罕有寓目。
為了紀念館的興建，李璽林想出了許多辦法。他拿著徐永昌老部下趙正楷編撰的《徐永昌傳》，分贈給認識的人。這本書分平裝和精裝，平裝本送給媒體，精裝本送給老闆如一些房地產公司的老總，他希望這些人能出資幫建徐永昌紀念館。書送出去，紛如石沉大海。
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在自己的成長地遭逢寂寞，而他的父母相比起來似乎更為枯寂。徐永昌埋葬父母的地方，在大同興國寺的旁邊。當時那裡是一塊義地，專門供窮苦人家埋葬屍體用，幾與亂葬崗無異。徐永昌做了軍長後，回大同重修了父母的墳墓，並且整修、擴充義地，樹起了兩根華表與一塊長碑，並且將這塊義地買了來，以便貧民百姓埋葬親屬用。
現在，這塊義地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圍牆以及現代感十足的洋樓——這裡是大同市退休老幹部活動中心。李璽林對此很不理解，「把人的墳地給（蓋樓了），這幫不信鬼的無神論者就能在人家的墳地上睡著……」徐永昌當年立的的長碑已經不見，兩根華表只剩下一根還在矗立，另一根早已斷了。李璽林說，「誰給弄斷的呢，據說是建這個樓的施工單位拿著華表做工程的起降支撐，哐嚓華表斷了，這根柱子躺在這裡，但是華表上面最漂亮的一個獅子雕刻沒了，不知道被誰拿走了。」
大同民間仍然流行著徐永昌的傳說。受訪的大同人向記者娓娓道來徐永昌的各種事情，在言語間，大同人為這位仗節受降的將軍而驕傲。對待徐永昌，大同有著特有的冷淡與熱切，兩相交織，現實世界的倒懸感，勝過小說。
離開大同前一天，我到訪大同民俗館，館長趙佃璽要贈我一幅字，內容由我定。我辭謝不得，想了想，說：「那就麻煩您給我題這兩句吧：『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感謝李璽林先生受訪並提供圖片資料。感謝大同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要子謹先生、大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趙忠閣先生、大同民俗館館長趙佃璽先生受訪。感謝李歆先生協助採訪）
參考文獻：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趙正楷《徐永昌傳》、《徐永昌回憶錄》，陳存恭《現代專業軍人的典範——徐永昌》、《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劉存善《徐永昌與閻錫山》，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賴煒曾《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陳壽恆等《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完）
※《邪不壓正》中看不到的民國故夢，北平舊影
※志願軍往?生｜戰爭結束了，故事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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