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 | 房寧：崩潰，豫湘桂大潰退

原標題：抗戰 | 房寧：崩潰，豫湘桂大潰退

近來人們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的確值得人們在70年以後回顧、反思和總結。歷史像一把摺扇，隨著時間的推移徐徐展開後，人們可以把它看得更清楚。

在討論抗日戰爭的時候，人們常常提及那許多耳熟能詳的著名事件和戰例，如：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平型關戰鬥、忻口戰役、台兒庄戰役、武漢會戰、百團大戰等等，這大多發生在8年抗戰的初期，但對於發生在1944年抗戰後期的「豫湘桂大戰」則少有提及。但事實上豫湘桂大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一場戰役，它直接改變了當時以及抗戰結束後中國的政治格局，進而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日本：困獸猶鬥 絕地反擊

1944年初，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第7個年頭，這時從歐洲戰場到太平洋戰場再到中國戰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德日意三個法西斯軸心國中，義大利已經戰敗投降，德國在北非戰敗，美英聯軍從歐洲南部西西里登陸，蘇軍在東線發起了戰略反攻。

在太平洋戰場，日本失去了馬紹爾群島，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絕對國防圈」暴露於美軍攻擊之下，日本賴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線受到嚴重威脅，日軍在整個亞洲戰場正在被逐步分割，作戰體系面臨瓦解。形勢危急，困獸猶鬥，為保證本土安全和戰略資源供應，日本不得不尋求從中國戰場突破，希圖固守東亞大陸以堅持長期戰爭。

1944年初，日本軍部制定了「一號作戰」計劃（Ichi-gō Sakusen）亦稱「大陸打通作戰」，策劃從華北開始，向南打開經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直至東南半島的貫穿中國大陸至東南亞的路上戰略通道，目的是形成東亞大陸的一體格局，以挽救太平洋海戰失利造成的被動局面。

1944年4月至12月，日本陸軍由北向南發動了貫穿中國大陸的大規模進攻戰，最終打通了從中國東北直到越南的戰略大通道。由於這場戰役的重點戰場在河南、湖南和廣西三地，故中國方面一般稱為「豫湘桂大戰」。

豫湘貴戰役圖

1944年4月，日軍首先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以日軍第12集團軍為主力，糾集近15萬日軍，以攻佔平漢鐵路（北京一漢口）南段為目標，向河南鄭縣（今鄭州）、洛陽地區發動進攻。日軍在一個多月里擊敗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的8個集團軍加1個兵團的40萬大軍，37天陷38城，佔領了鄭縣、許昌、洛陽等河南各個戰略要地。

5月25日，即日軍攻佔洛陽的同一天，日方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率日軍第11集團軍等部20萬人發動湘桂作戰，重點攻擊湖南長沙、衡陽等地，至8月8日，日軍橫掃湖南，擊敗由國民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的4個集團軍另2個軍約40萬人，佔領長沙、衡陽等戰略要地。

8月，日軍佔領衡陽後，立即從湖南、廣東、越南三個方向分進合擊，以打通桂越（南）公路為目標，向廣西推進。日軍16萬人最終擊敗了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統領的約30萬大軍，相繼佔領全州、柳州、桂林、南寧等戰略要地。至1944年12月10日，日軍在廣西綏淥會師，至此貫穿東亞大陸的戰略交通線全部打通。歷時8個月的豫湘桂大戰以日軍獲勝告終。

國軍：兵敗山倒 一潰千里

1944年的日本已是強弩之末，日軍在戰略上完全陷於被動，戰略資源和後備動員能力瀕臨枯竭。在這種情況下，由國民黨中央軍主導中國正面戰場竟然再次出現了抗戰初期那樣的大潰敗。短短的8個月中，包括中央軍在內的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近六十萬，喪失了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福建等5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掉了洛陽、長沙、福州、桂林4個省會城市和鄭縣、許昌、寶慶、柳州、溫州等146個中小城市，丟失衡陽等7個重要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喪失國土20多萬平方公里，傷亡平民約6000萬。

豫湘桂大潰敗不僅是軍事上、戰場上的大潰敗，也是國民黨、國民黨軍隊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一次大潰敗。在參與豫湘桂大戰的國民黨中央軍以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軍隊中許多將領是在7年抗戰中久經沙場的戰將，有不少人在抗戰初期還有過不俗的表現。如參加過台兒庄大戰和武漢會戰的湯恩伯，參加過淞滬會戰、指揮過武漢會戰、發明過抗戰期間著名的「天爐戰法」的薛岳，國民黨元老、主張堅決抗戰的張發奎以及抗戰初期頗有戰績的桂系軍閥將領等，他們卻在豫湘桂大戰中一敗塗地。

處於抗戰勝利前夕的關鍵時期，國民黨以及國民黨各路軍隊再一次暴露出國民黨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一個重要執政集團的痼疾——山頭主義、相互傾軋。毛澤東早在井岡山上實行武裝割據時，就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對手國民黨的這一致命缺點。當部下提出「紅旗能夠打多久」疑問時，毛澤東從容地告訴部下對手的這個死穴。按照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理論，中國國民黨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集團，其內部交易成本極高。在豫湘桂大戰中國民黨體系內部的交易成本有時竟然高過了戰場失敗的代價，應當說，這是豫湘桂大潰敗最根本的政治原因。

衡陽保衛戰是豫湘桂大戰中最慘烈一戰，是抗戰期間中日雙方傷亡最多、攻防時間最長的一次戰鬥。國民黨中央軍第10軍約1.7萬人固守衡陽，日軍糾集近9萬精銳攻城，經過3次總攻，歷時47天，最後以日軍傷亡3萬人的代價攻陷衡陽。守衛衡陽的第10軍在軍長方先覺率領下浴血奮戰，大部傷亡。破城之際，方先覺欲舉槍自裁被部下救下，經部下勸導，方先覺竟慨然長嘆：「那就這樣吧！不是我們對不起國家，是國家對不起我們。不是我們不要國家，是國家不要我們」，遂率部投降。此前一直英勇無畏的方軍長何出此言、此舉？

方先覺，在衡陽保衛戰率第10軍與日軍激戰47天，以死傷1.6萬人的代價斃傷日軍6.8萬人，堪稱黃埔抗戰第一猛。

原來在第10軍與日軍殊死搏鬥的一個多月里，周邊國民黨數萬大軍作壁上觀，見死不救坐看友軍覆亡。當年紅軍長征渡湘江時，桂系軍閥與國民黨中央虛與委蛇，遲遲不扎住「口袋」，放紅軍主力過江。後來到解放戰爭時的淮海戰役，「黨國」命運已是懸於一線，國民黨黃埔系中央軍中竟然還有人陽奉陰違坐看黃伯濤主力兵團被解放軍全殲。這樣的故事真是數不勝數。

美蘇：重新安排戰後秩序

在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中國戰場竟然出現了一次突如其來大潰敗！豫湘桂大戰的結局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戰後格局和歷史走向。最重要也是影響最深遠的變化就是有能力主導戰後政治格局安排的反法西斯盟國美國和蘇聯態度的變化，由此改變中國的國際環境。

1943年隨著反法西斯戰局的轉折，為防止新的世界戰爭並瓜分即將到來的勝利果實，美蘇英等盟國開始考慮戰後世界格局安排。從這一年開始美英等國主持召開一系列盟國多邊會議討論戰後安排問題。

1943年11月22～26日，美國、中國、英國三國政府首腦在開羅舉行盟國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參會，會議發表《開羅宣言》明確宣告：在戰爭結束後，日本必須將東北三省、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給中國，使朝鮮獨立。

開羅會議後不到半年，中國戰場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大潰敗，美國深受震動繼而強烈不滿。在「二戰」期間中美之間一直矛盾不斷，美國政府及軍方對中國國民黨以及軍隊頗有看法。這些矛盾和成見集中反映在美國及美軍駐華最高首長史迪威將軍身上。

豫湘桂大潰敗，使史迪威對國民黨政府長期積聚的不滿達到了頂點。他向美國建議由自己全權指揮中國軍隊，甚至要將共產黨軍隊也納入。羅斯福總統旋即晉陞史迪威為四星上將並致信蔣介石，讓其交出指揮權並由美方直接分配援華物資。雖然經過蔣介石的極力抵制，史迪威最終離開了中國，但國民黨政府在美國領導層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不可挽回地跌落了，國民黨政府被剔除出了開羅會議形成的美中蘇英反法西斯四大領導國的行列。對國民黨政府來說，更直接和嚴重的後果是美蘇英等盟國領導集團要重新安排亞洲戰後的政治格局。

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

1945年2月，美蘇英三國首腦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在蘇聯的雅爾塔舉行會議，全面討論戰後世界秩序及政治安排。而在一年前開羅會議上風光一時代表中國的蔣介石夫婦卻不見了蹤影。

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及中國做出的最重大的決定是美國及盟國邀請蘇聯出兵中國，結束對日戰爭並承認戰後蘇聯在華取得利益。被視為戰後世界政治格局藍圖的《雅爾塔協定》規定：在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後二至三個月之內，蘇聯協助同盟國參加對日戰爭，因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侵害帝俄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包括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蘇聯，維護蘇聯在中國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並使該港國際化，恢復旅順港口蘇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中蘇設立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並保障蘇聯優先利益。

後面的歷史大家都很清楚了。

1945年8月9日，150萬蘇軍向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全線出擊，迅速擊垮號稱百萬的日本關東軍。幾天後日本宣布投降。

8月18日，日本關東軍放下武器，蘇軍隨後佔領中國東北全境。

蘇聯佔領東北，特別是長期佔領和管轄大連和旅順地區，對中國戰後格局以及中國解放戰爭起到了重要的而深遠的影響。在國共內戰發生後，蘇聯為共產黨軍隊進駐東北提供了方便，遂使東北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最重要的戰略根據地和後方，而蘇聯在共產黨軍隊進駐東北初期以及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對東北的共產黨軍隊提供了大量的援助，這對共產黨軍隊是至關重要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大連和旅順的蘇聯軍事基地。在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佔領了東北主要城市和大片區域，但大連、旅順在蘇軍的駐守下成為國統區中的一個「准解放區」。淮海戰役的重要指揮員粟裕曾經說過：華東和淮海戰役的勝利離不開山東的煎餅和大連的炮彈。在解放戰爭中蘇聯在大連為解放軍生產了大量炮彈和修理火炮，後來解放軍在大連周邊建立兵工廠產生大量軍火，特別是火炮和炮彈。在軍事史上的火炮時代，人民解放軍最終在火炮等武器裝備方面取得了優勢並最終擊敗國民黨軍隊，「大連的炮彈」功不可沒。

中共：問鼎中原 爭雄天下

豫湘桂大潰敗在中國國內自然引發了巨大震動和變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是當時中國一支重要政治、軍事力量，但長期以來，中共及其軍隊尚不能與國民黨中央政權爭鋒抗衡。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承認並接受了國民政府的領導，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也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整編。但是，臨近抗戰結束的一場大戰改變了一切。

豫湘桂大戰開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密切關注戰局動態。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會議上說：「河南戰役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毛澤東進而分析，國民黨軍隊的無能表現是「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鬥力的結果」，反觀共產黨的強悍則是「以五年半的苦戰奮鬥，得到了增強戰鬥力的結果」。他敏銳地預言：「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

實際情況應驗了毛澤東的預見。

首先，從戰場上的客觀形勢看，1942年以後，日軍日益把共產黨軍隊及建立的敵後根據地作為主要攻擊目標，由此共產黨及軍隊和根據地遭受了嚴重打擊，根據地人口下降到5000萬以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減少到30多萬。這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及軍隊最為困難的時期。但1943年後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變化，共產黨及軍隊處境有所改善。而豫湘桂大戰開始後，華北的大量日軍精銳被抽調向南打通戰略大通道，而共產黨、根據地的壓力大為減輕。

隨著日軍南進，毛澤東不失時機地發動了對日軍的局部反攻，1944年中連克70餘座城市，至1945年春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已發展到19個，總面積約95萬平方公里，佔中國國土面積的近十分之一，解放區人口超過9500萬，占當時中國總人口近四分之一。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近100萬之眾，另有民兵220萬。應當說，國民黨在遭受豫湘桂大潰敗之時，恰是共產黨的大進軍、大擴張之際。

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戰區民眾第二次大逃亡。

到1945年抗日戰爭臨近勝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此前按其實力它基本上還是屬於一個地方性的割據政權和武裝，尚不能和國民黨分庭抗禮。但豫湘桂大戰之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已經完全超越了民國時期大大小小的地方「諸侯」，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已經遍及大半個中國，控制的地域和人口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實際控制的區域與人口已經可以匹敵。簡言之，到1945年共產黨已經迅速地成長為一個具備問鼎中原，爭雄天下的政治集團。

1944年的形勢從根本上改變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戰略。在此前，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在十分謹慎規劃戰後中國的政治格局，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中國革命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毛澤東從抗日戰爭開始就反覆告誡黨內和軍隊要打持久戰，不能急於求成。他借用愚公移山的寓言，說明打日本要用幾代人的努力。對於抗戰勝利後的政治格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傾向於建立聯合的「民主政府」，利用「憲政」限制國民黨的權力。1944年3月1日，即豫湘桂大戰開戰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向黨內發布反映上述方針策略的「關於憲政問題」的通知。但是，到1944年年底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面對如此不堪一擊的國民黨，坐擁百萬大軍和上億人口的中國共產黨怎能再寄人籬下？！

中國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不要說共產黨人，就是連盟國老大美國人也看的明明白白。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派副總統華萊士赴重慶面見蔣介石，要求他改變消極抗戰和反共政策，並說明美國準備向延安派出軍事代表團的意圖。7月22日，也就是衡陽保衛戰決戰關頭，美軍觀察組悄然降落延安。美軍觀察組的重要使命是就近了解中國共產黨，評估中國的政治格局與形勢。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記錄下了中國政治形勢的起伏和心態的漲落，他們看到了1944年下半年中共氣勢高漲，他們已經意識到共產黨要在戰後與國民黨一決雌雄的決心。

1945年4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這是中共抗日戰爭的總結會，也是解放戰爭的準備會。會議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擁立毛澤東為黨的領袖，確定解放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為黨的奮鬥目標，從而在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擺開了與國民黨一決雌雄的架勢。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式上發表激昂講話，他說，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一個是國民黨的「六大」，那是一個要把中國引向黑暗的大會；另一個是共產黨的「七大」，是把中國引向光明的大會。毛澤東最後說：「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

歷史以成敗論英雄。中國國民黨曾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曾經強大過，曾經統一過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及其軍隊擔任著正面戰場抗戰任務，也曾付出過艱苦努力。但最終國民黨及其軍隊失敗了，在抗日戰爭最為重要的關頭失敗了。這一敗，徹底改變了外部形勢，徹底改變了內部格局，軍事上喪失了實力，政治上丟失了人心，形神俱散，短短5年後便在大陸上灰飛煙滅了。（轉載自，觀察者網）

房寧，男，1957年生於北京，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

【金陵讀書2018.9.5】抗日戰爭和我們每個人的命運——紀念第五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的抗戰勝利紀念日

時間: 09月05日 周三 18:30-21:00

地點: 南京 白下區 悠仙美地(新世紀店)7號包間

費用: 30元(包間餐飲)

類型: 講座-沙龍

主辦方: 金陵讀書

活動詳情：

《左傳》說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歷時14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一次生死存亡之戰。其犧牲之烈，死難之眾，撫今追昔，至今還有隱隱作痛之感。

本次活動，同時報告金陵讀書專家2010年12月以來調查南京保衛戰遺址八年的收穫和進展。

主講人：丁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獲邀觀禮嘉賓。

參考文獻：

[日] 江口圭一 《日本十五年侵略戰爭史》，江蘇人民出版社。

所謂十五年戰爭，根據江口先生親自執筆的《廣辭苑》第四版（岩波書店，1991年）上的記述是這樣解釋的：「自1931年（昭和6年）柳條湖事件到1945年的投降，日本在十五年間所進行的戰爭，即滿洲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總稱。」為什麼要如此稱之呢？「十五年戰爭這種說法，其本來的意圖和意思是為了徹底明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責任。」 ——安井三吉（《季刊中國》2001年秋季號）

從1931年到1945年，日本先後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上海、華北乃至全中國的戰爭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由於這一連串的戰爭不是「零散、孤立」地發生的，而是彼此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繫」，因此命名為「十五年戰爭」。著者指出，這場侵略戰爭的根源，在於日本存在著「對美英協調主義」和「亞洲門羅主義」兩條路線的矛盾，其結果是亞洲門羅主義抬頭、擴張直至最後破產，作者的論述自始至終是圍繞這一理論觀點展開的。本書是日本著名現代史學家江口圭一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字裡行間洋溢著作者的正義感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

王秀鑫、郭德宏主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內容簡介：為紀念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總結和宣傳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經驗，繼承和發揚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奮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實現民族振興，我們撰寫這本《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以作為我們的獻禮。

20世紀30、40年代，中華民族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團結奮戰，進行了一場中國近代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正義之戰，最後打敗了猖獗一時的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贏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戰場的最後勝利。這是人類歷史上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不朽篇章，是一段不應忘記、永遠震撼中華兒女心靈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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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車：地鐵2號線 、3號線大行宮站，公交5路、25路、9路、55路等 大行宮站；

活動費用：AA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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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 | 汪朝光：怎麼抗戰，如何寫史？

原載 《讀書》2015年第7期

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無論是其涉及地域的廣闊度，延續時間的長久度，還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力，及其綿延不絕的現實反響，毫無疑問，都將永垂於中國的史冊。但是，在抗戰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光環籠罩之下，抗戰史研究在中國大陸卻姍姍來遲，作為學術研究範疇的抗戰史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起步，以一九八五年的抗戰勝利四十周年紀念為其第一個高潮。從此之後，因為內外各種因素的作用，抗戰史研究方成為國內歷史學研究中最為熱門的專門史(特定時段和特定主題)研究領域之一，以每十年紀念為契機，發表論著的數量遙遙領先於其他歷史主題的研究，而其話題的熱度和社會關注度又為其他歷史主題所不及，並且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仍將保持這樣的地位。

歷史研究是向後看的學問，但是，歷史研究者是站在當下回望過去的歷史，因此，歷史研究從來都不缺少「當代性」的意義，抗戰史研究更是如此。說到底，研究抗戰，通過研究者的「主觀」思考反映出的「客觀」歷史，或可集中在當年我們怎樣抗戰，以及由此發端的今天我們如何寫史。

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戰史研究，多半建基於「人民戰爭」的概念，以敵後戰場為中心。例如敵後戰場的「麻雀戰」，以三五成群、出沒無常、打了就跑式的零散出擊，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積小勝為大勝。於歷史事實而言，這確實是當年抗戰中的敵後游擊戰所走過的路。抗日戰爭的「人民戰爭」論，是以階級論為基礎，強調抗日戰爭的革命意義，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戰勝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隨之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因此，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具有一氣呵成的連貫性，由中共革命建政的視角觀察，其間有機的邏輯聯繫，一目了然。

以一九八五年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而發端的抗戰史研究大潮的來臨，在新時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動下，著眼點開始大幅度擴展，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以及與正面戰場相關的諸多問題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諸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抗戰決策、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國民政府的戰時因應、正面戰場的歷次會戰、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關係、國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戰的意義、抗戰中的國際關係，等等，得到了學界的重新審視，出現了眾多研究成果。抗日戰爭的國家意義—這場戰爭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中國在戰爭中得到了什麼?成為學界關注的研究主題，並大體形成了這樣的共識：中國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但是也得到了輝煌的勝利成果，如中國大國地位的確定，在相當程度上，便是這場戰爭留給後人的勝利成果，儘管這樣的大國地位那時還是有點虛幻。一九九五年，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先生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明確將抗戰的意義定位於近代中國的「復興樞紐」，體現了學界對抗戰於中國國家意義的高度評價。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抗戰的國家意義論述，並不似抗戰的革命意義論述那般簡潔明快，能夠得到一致的認同(即便是不認同共產黨領導的台灣和海外學者，也認同抗戰對於共產黨革命的意義)。戰時中國，客觀上存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治領導力量，兩者既有對外堅持抗戰的一致性，又有對內政治鬥爭的分歧性，更由於戰後中國政治發展的結果，曾經的執政黨國民黨失去了大陸政權，因此，抗戰的國家意義，便有了相當的爭議性。畢竟，國家不是個虛空的概念，國家是由具體的社會尤其是在社會中活動的人所構成的，戰爭對他們的影響未必都那麼一致，因此他們對戰爭的看法也自然有別。例如，當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接受各國對於抗戰的援助時，心態是坦然而樂意的，但是當這些援助有可能為了戰爭的需要給予其政治對手共產黨時，其心態又是抗拒而忐忑的。反之亦然。這並不決定於某個個人的喜怒好惡，但如此這般的歷史事實反映到抗戰史研究中，如何解讀便也成了頗具爭議性的話題，最直白的說法就是，誰領導了抗戰?

「誰領導了抗戰」，這樣的話題固然有其爭議性，但其能夠進入學界研究的視野，恰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研究的重大進步，因為在過去的年代，討論這樣具有相當政治敏感性的話題是不可能的。早在抗戰史研究剛剛開始起步的一九八八年，著名史學家胡繩先生就曾言簡意賅地評論道：「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過於簡單。總不能說共產黨領導了國民黨，領導了國民黨的反共政策，領導了湘桂大潰退，等等。」胡繩先生沒有簡單地給出答案，而是強調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對於領導權的爭奪，「不研究這個過程，是說不清領導權問題的」。胡繩先生不愧是史學大家，三言兩語，要言不煩，便點明了抗戰領導權問題爭執的關鍵所在，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如果我們仍然還是就事論事地爭執領導權問題，我們又能比胡繩先生當年的提示進步多少呢?

其實，在國共兩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抗戰的領導權確實有個「爭奪」的過程，而且貫穿於抗戰的全過程，因為兩黨各有其社會基礎、政治理念及實踐，這些都不因抗戰而湮滅於無形，相反，更因抗戰提供的同場競爭舞台而凸顯出兩黨「爭奪」的必然性。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剛剛爆發不久，國民黨內已經有人意識到這樣的「爭奪」不可避免及共產黨影響的快速提升。據時任行政院參事陳克文的日記記載，他感覺：「戰爭中始終看不見國民黨的活動，其他各黨各派卻乘這中心勢力削弱的時候，大事活躍。許多人彷彿都在說，國民黨不成了，共產黨快要起來了!」甚至有人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則認為：「全國對抗戰心口如一，第八路軍的人第一。」可見，國民黨內當時即有不少人對國共「爭奪」的前景不那麼樂觀。更不必說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指揮下的軍隊在全世界同盟國軍隊一路高歌猛進的氛圍中，卻在豫湘桂戰役遭遇又一次大潰敗，從而在其黨內外引發巨大的政治震動，以致蔣介石在對高級幹部訓話時說：「我們國家和軍隊的地位，低落到這種地步，我們如果還有一點良心血性，還能夠毫無感覺么?還能夠因循下去么?」所以，從抗戰的全過程觀察，國共兩黨在領導權方面的此降彼升，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與其糾結「誰領導了抗戰」，不如踏實地研究抗戰領導權轉移的過程，或可使我們可以從長時段的角度，觀察這場戰爭對於中國歷史全方位的意義。

新世紀以來的抗戰史研究，民族戰爭的視角，得到更多的關注，在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大背景下，這是非常順理成章之事。或許，這樣的視角也有助於我們在革命的或國家的視角之外，對於這場戰爭有更宏大層面的觀察，從而克服其過往有些單一性的面相。例如，抗戰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和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意義，已然被學界所關注。日本的入侵，使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切身感受到了什麼是「國破家亡」，從而自然而然地煥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中國不會亡」的高昂呼聲，如同法國《人道報》當年的評論所言：「許多年以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籲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里長城似的矗立了起來。」由此出發，抗戰時期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才有了強烈的現實意義，因此，對於抗戰時期的叛國通敵者，僅僅以傳統的「漢奸」論，其實是可以討論的，與其說他們是「漢奸」，不如說他們是「國奸」。

三十多年來，抗戰史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其間得益於研究環境的寬鬆、史料的大規模開放、國內外學術交流的廣泛而密切以及學者們孜孜以求的努力進取。以研究時段論，出產的論著數量最多(高峰年度著作出版數百種、發文數量數千篇);以研究主題論，涵蓋了抗戰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過去很少有人關注的論題，如抗戰時期的基層社會和民眾生活，正在成為研究的熱點;以研究結果論，新見迭出，許多學術看法得到了廣泛的共識，也為社會各界所接受，如關於正面戰場的作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關係等等，現在的爭論較以前已經少了很多。但是，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抗戰史研究有待發展的空間仍然十分廣闊，研究空白及研究中的不足之處仍然很多，諸如缺乏得到學界廣泛認可的綜合性、高水準的研究論著，有關戰時大後方和淪陷區的綜合研究與分類研究仍然比較薄弱，對於戰爭中的社會、生活以及個人的研究仍然不夠細緻入微，研究者有時仍然易受各種現實的、政治的、外部的因素的干擾(包括新興網路空間討論的影響)等等。這些方面都有待抗戰史的研究者在未來以紮實可靠的個案研究為基礎，以學術為本原，給出客觀求實的分析與解讀。

如果就宏觀而論，未來的抗戰史研究，至少在兩個方面亟待深入。一是現代化的視角的戰爭觀察。中國的抗戰，確實打得非常艱難，甚至於在八年的全面戰爭中，中國軍隊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仍然沒能守住一個想守住的大中城市(上海堅守了三個月，衡陽堅守四十七天，長沙四次會戰最終仍然失守)，與蘇軍在蘇德戰場堅守莫斯科、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成功範例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什麼?為什麼中國軍隊在上海以德式裝備的最精銳的一個集團軍(三個師)的壓倒性數量優勢主動發起進攻，仍然不能殲滅為數遠少於己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其間反映出的，其實是中日兩國當時巨大的全方位的現代化水準差異。須知，在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爆發的一九三七年，中國全年的鋼產量不過數萬噸，而日本的產量則幾乎百倍於中國，建基於此，中國也無法形成可以抗衡日本裝備的本國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像蘇德戰場那樣雙方動輒出動數千輛坦克的會戰，像太平洋戰場那樣雙方不時出動上百艘軍艦的海戰，便難以發生在中國戰場。抗戰時期，日本飛機肆虐於後方各大都市上空，今天我們後人痛恨當年日軍的殘暴，痛惜無數平民無辜喪失的生命，其實那也是中國現代化程度低下而導致的軍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更不必說，現代化是綜合性水準的考量，以抗戰時期最為後方民眾所詬病的被強迫「抓壯丁」式的徵兵製為例，也不過是現代化程度低下的某種反映而已。很難想像，一個連正常的人口普查和戶籍制度都沒能建立的國家，能夠建立現代的徵兵制度。因此，有關這場戰爭研究的現代化視角便顯得十分重要，只有對此有透徹的研究，我們才能理解這場戰爭的多重面相。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戰爭觀察角度，是國際化的視角。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便不僅是中日兩國間的戰爭，而與遠東國際關係及相關各大國的博弈有千絲萬縷的糾葛，戰爭的進程既受到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的強烈影響，又以自身的力量影響著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捲入戰爭，蔣介石認為，「抗戰政略之成就已達於極點」。然而，美國的參戰固然使蔣介石從此不再擔心單獨對日抗戰的種種艱辛，但也使蔣介石在對美關係中因美國的強勢而不時處在被動地位，直至發展到美蘇協調訂立「雅爾塔密約」，嚴重傷害到中國的主權。如果我們對國際關係和大國博弈沒有深入的了解，我們就不能對中國戰時外交的得失有充分的評判。再者，對於中國在戰爭中的對手—日本，現有的研究仍然比較欠缺，僅從現有研究中較少引用日文資料的現狀，我們便可知在這方面能做的事其實還有很多。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年，今天我們回望歷史，我們對當年怎樣抗戰知道了多少?又對當下如何寫史有何樣的感受?可能較之三十年前，有了巨大的進步，但較之理想的狀態，仍然有著漫長的距離。美國史學家易勞逸教授曾有言：若不是嗣後的那場內戰掩去了抗戰勝利的大部分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那麼，作為戰爭發生地的中國歷史學家，便責無旁貸，應該以更為開闊的心態，跳出簡單的、功利的、紀念性的戰爭史敘述範式，以科學的立場，坦誠的研究，恢弘的筆調，寫出我們民族這曲「壯麗的史詩」，從而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方不負千百萬先人的無私奉獻和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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