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中最不像康黨的人，砍頭時一臉懵逼，天下人都覺得他冤

戊戌政變時，劉光第與譚嗣同都是「坐以待捕」、慷慨就義的維新志士。在譚嗣同的思想中，佛學思想佔有很大成分，他相信「人為不死之物」，志在「超出此地球」，他「坐以待捕」，自動赴難，其目的是以自己的生命來喚起國人為自由和富強而奮鬥，那麼，劉光第不肯出逃的主觀動因又是什麼呢？

首先，劉光第自認為行動上不屬於「康黨」，不難一訊而明。

在劉光第的政治思想當中，有些主張在當時來說是比較激進的，與康、梁等維新派領袖的看法相差不大，不過，劉光第並不像康、梁那樣辦學會、報紙和編書，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是非常謹言慎行。在19世紀末葉中國社會大變革、大動蕩的歷史時期，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劉光第作為一個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強烈的愛國心與責任感，促使他憂國憂民，對官場的腐敗十分不滿。但是，劉光第並未把自己的不滿公之於眾，他從儒家經典和生活中領悟到了「忍」字的重要性。唯一公開暴露他的激進思想、主張的是《甲午條陳》，但條陳因堂官不肯代奏、相識的御史亦不肯發難而未能上達，因此，知之者較少，影響亦不甚大。

劉光第言論方面的激進性，由於自己的謹慎而鮮為人知，但行為方面的落後性卻是公開的，所以他的同僚、同鄉多認為他不屬於「康黨」，而是中間派，以至於劉光第「血染菜市口」，「天下人士，無知與不知，皆冤之」。正是由於劉光第在行為上不屬於「康黨」，言論上的激進性又為謹慎所掩蓋，所以劉光第認為慈禧下令逮拿的是維新人士，與自己無關。因此，在被捕入獄後，他還誦讀《朱子全書》、《周易》等書，「陶然自喜」。可見，劉光第根本沒有想到殺身大禍行將來臨，所以當9月28日慈禧下令將六君子綁赴菜市口行刑時，他十分詫異，並詢問監斬官剛毅：「未訊而誅，何哉？」得不到回答，他又大聲質問：「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直到臨刑時，劉光第對清王朝尚抱有幻想，他一直認為「本朝寬大」，這是導致他坐以待捕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忠君思想、仕途上的考慮是劉光第「坐以待捕」的又一重要原因。

劉光第從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科舉出仕後，他效忠光緒皇帝，光緒帝在他心中是聖君，至高無上。他贊同光緒帝對康、梁變法維新的態度，認為光緒下定國是詔，是奮發有為之舉。對於因慈禧太后垂簾聽政而造成的光緒皇帝的傀儡地位，劉光第十分不滿，在《甲午條陳》中他說：「皇太后現已六旬，正當頤養天和，寧神謐志，皇上亦何忍以軍務倥傯之急，更傾懿慮焦勞乎？應請皇上聖裁獨斷，即當重要事件，亦宜自運宸衷，無復重勞慈聽。」這種言論，在當時有殺身的危險，而劉光第卻置之不顧，他對光緒帝的忠誠，昭然若揭。戊戌政變爆發後，光緒皇帝被囚於瀛台，劉光第出於君辱臣死的忠君思想的考慮，拒絕出逃。

另外，劉光第家境十分貧寒。其父劉宗准「讀書而家貧，不得一年輒棄去」。為了擺脫貧窮的壓迫，劉氏夫婦省吃儉用，甚至賣屋而買書供子讀書，希望他博取功名，後來劉光第在數年間就科舉出仕，由一介寒士變為一名京官。清代京官待遇不高，刑部主事一職，劉光第並不滿足，他一直試圖進入上層官僚士大夫階層。儘管清政府的腐敗讓他生歸隱之念，但他依然希望光緒帝「力除諂諛蒙蔽，另行換一班人，重新整頓，始有起色轉機」。對於自己的「發跡」，劉光第抱有殷切希望，認為是遲早的問題，所以，當光緒帝被囚後，劉光第出於仕途上的考慮，不忍拋卻一酬宏志的機會，靜觀時變，是以被捕。

最後，劉光第「坐以待捕」的第三個原因是他對逃避不抱希望。

受內向型性格的影響，劉光第「少交遊」，「避酬應」，閉戶讀書，因而他在當時官僚士大夫階層里知交不多，國外知交更是寥寥。而康有為、梁啟超、張蔭桓、黃遵憲、譚嗣同等人則不同，他們交往很廣，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有的出入上層官僚圈子，有的與洋人交往頗密，因此，當戊戌政變爆發後，他們可以在國外人士的幫助下逃脫慈禧的追捕。而劉光第既無國際人士的幫助，又無國內俠義朋友的保護，只有自己的一個學生、《周易》研究專家周孝懷飛奔報信。所以當戊戌政變爆發後，他對逃避成功缺乏信心，自認為可能性不大，故而「坐以待捕」。

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劉光第既對逃避不抱希望，又對留下來辯白脫身抱有幻想，如果罷官歸田，也算做到無愧於「聖君」光緒了。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做出「坐以待捕」的決定，是很自然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