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國語》故訓與古文字
原標題：李守奎：《國語》故訓與古文字
《國語》故訓與古文字
李守奎
（原載《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2期）
提 要 《國語》中部分詞保存了古老的意義，其後逐漸遺失，韋昭注多有疏誤，根據出土古文字材料可以予以糾正；《國語》韋昭注中還有一些詞語的僻義或異說，結合古文字材料，對解決其他古書中的疑難問題有一定作用。將古文字研究與訓詁研究結合起來，可以更好地解決古書中的疑難問題和深入認識古書的傳抄過程。
關鍵詞國語 失的古義 韋昭 古文字與訓詁
壹、前言
清華簡《越公其事》與《國語》密切相關，由於由我執筆，所以對《國語》及其舊注再次研讀，對其中一些來源古老的詞語再度關注，其古義或存或失，故訓或近是或謬誤，很長時間內都是讀書的障礙。一方面，隨著古文字材料的不斷發現，一些疑難問題渙然冰釋，不僅提高了我們釋讀古書的能力，加深了我們對語言文字的認識，而且對理解傳世文獻的傳抄與成書過程也有所幫助；另一方面，《國語》中一些正確的訓詁對我們釋讀古文字又有很大的幫助。在此拈出數例，略加陳述，期望能夠舉一反三。這裡說的「古文字」或指古文字材料、或指古文字構形，是廣義的「古文字」。
貳、依靠古文字釋讀遺失的古義
在先秦文獻中，有些詞語的古義出現頻率比較低，致使其失傳，三國時韋昭作注，根據上下文義推測，多有訛誤。
一、「大采」、「少採」古義之啟示
這是大家久已熟知的典型例子。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採夕月，與大史、師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國語·魯語下》）
韋注「大采」云：
虞說曰：「大采，袞織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
韋注「少採」云：
或云：「少採，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
儘管不得其解，但其後一千多年無人質疑。直到甲骨文問世，經過學者的精心研究才知道「大采、少採」與「袞織、黼衣、五采、三采」皆無關係，而是商代一日之內記時用語。董作賓歸納出武丁及文丁兩世一日之間所區分的七段：
茲以武丁及文武丁兩世之卜辭為例，其紀時之法，曰明、曰大采、曰大食、曰中日、曰昃、曰小食、曰小采，一日之間分七段，夜則總稱之曰夕也。（董作賓,1977：30）
有了甲骨文的知識再看《國語》之「大采」、「日中」、「少採」、「日入」，顯然是一日之中的四個時段，與甲骨文時段有密切的聯繫，古書文義豁然貫通。
從文義上看，「大采」應當與「小采」相對應，這樣文義更加順暢，《國語》卻是「大采」與「少採」對應。如果說「小」與「少」義近，或「小」與「少」音近，都可以勉強說得過去，但從古文字的角度去理解就更加準確。商承祚以出土文獻證明「少採」就是「小采」，非常正確（商承祚，2001：460）。六國古文「小」與「少」是同一個字，楚文字中就沒有「小」，「大小」之「小」皆作「少」。「小」與「少」兩個詞之間的區別特徵不是「丿」畫之有無，少下加「子」才是少長之「少」。以「丿」之有無作為「小」與「少」的區別特徵大概在秦漢時期以後才完成。古文獻都經過隸書的轉寫，這個「少」可能就是轉寫未盡，是戰國文字的孑遺。如果從語義和語音上解釋都不很貼切。
這一典型例子給我們以很多啟示：
首先，文獻中有些詞語有非常古老的來源，但古義失傳，這一方面說明文獻的古老可靠，另一方面說明面對此類情況訓詁的危險。訓詁是以已知推求未知，尋求已知知識與未知詞義之間的聯繫，據以做出推斷。如果一個古語的語義完全失傳，我們還根據現有的知識去強行解釋，就會發生謬誤，這也就是闕疑之重要。但對於文獻整理者來說，總是期望對未知的問題給出力所能及的解釋。
第二，古文字、古詞語考釋過分依賴文獻和故訓。我們強調文獻與故訓在古文字考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常常說古文字考釋功夫在字形之外，這是正確的。但物極必反，對於與土文獻有聯繫的古書能夠熟悉，釋讀與考釋就落到了實處。對於像「大采」、「小采」這種古義失落的詞語，反而容易受到錯誤信息的誤導。陳邦懷、郭沫若等都發現了「大采」、「小采」與《魯語》之間的聯繫，但都未能破解，原因就是還在文獻故訓中轉圈。董作賓能夠鑿破混沌，就是因為能夠拋開舊注，從甲骨文自身去歸納。出土文獻越來越多，通過出土文獻自身辭例比勘歸納的方法也越來越重要。
二、「閑」之古義
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乃築台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國語?吳語》）
韋昭註：
閑，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
清華簡《系年》出現了與其十分相近的辭例：
楚靈王立，旣陳、蔡。（第十九章）
袁金平很快就指出韋昭注釋「閑」之誤，其用法與《系年》相同，並認同整理報告讀為「縣」（袁金平，2011）。這又是一個失落了古義的古語，「」字相同的用法在簡文中出現四次：
陳、蔡，殺蔡靈侯。（第十八章）
楚靈王立，旣陳、蔡，景平王即位，改封陳、蔡之君，使各復其邦。（第十九章）
秦異公命子蒲、子虎率師救楚，與楚師會伐唐，之。（第十九章）
吳泄庸以師逆蔡昭侯，居於州來，是下蔡。楚人焉蔡。（第十九章）
「」字早見於曾姬無恤壺，從門，刖聲，即「閑」字異體，是典型的楚文字（李守奎，2003：669）。傳世文獻中相對應的是「滅」：
韋昭就是因為知道「閑」與《春秋》經、傳的「滅」相對應，才以「閑，候也，候其隙而取之」曲折相就。先把「閑」訓為侯，再增字為訓以與「滅」疏通。這是訓詁之忌諱。整理報告讀為「縣」，證據有三：
第一，讀音相近。
「閑」是見母元部，「縣」是匣母元部，所從月或刖，是疑母月部，讀音都彼此相近。
第二，文獻辭例的證據。
楚人在擴張過程中，不斷滅國置縣。
（楚莊王）遂入陳，殺夏征舒，轘諸栗門，因縣陳。（《左傳》宣公十一年）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左傳》哀公十七年）
「縣申、息」與「縣陳、蔡」結構相同。
第三，文義內證。
這是不可或缺的證據。上文第四條辭例原文：
蔡昭侯申懼，自歸於吳，吳泄庸以師逆蔡昭侯，居於州來，是下蔡。楚人焉縣蔡。（《系年》第十九章）
這個「蔡」是新蔡。楚人把原居民逼走而設縣，但蔡並沒有滅國，只是遷徙到了下蔡。「滅國」與「置縣」是同一過程的兩個階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側重滅國則曰滅，側重置縣則曰縣，但「縣一地」不等於「滅一國」。
楚文字的「」即「閑」字，在《左傳》中用「縣」，在《國語》中用「閑」。《國語》以文字轉寫的形式保留了閑的古義，後代卻失傳了。
三、「踰」之古義與謬解
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命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國語?吳語》）
韋昭註：「踰，度也。」「度」是「踰」之常訓，但訓「度」文義不通。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鄂君啟舟節出土，其中敘述舟船運行路線：
自鄂市，逾油，上漢，就，就鄖陽，逾漢，就，逾夏，入（涢），逾江，就彭射（澤），就松陽，入廬江，就爰陵，上江，入湘，就，就洮陽，入耒，就郴、入資、沅、澧、油。上江。就木關，就郢。
其中「逾」與「上」相對，陳偉指出，「上」為溯水行進，「逾」為沿流順下（陳偉，1986）。其後，又將此文義與上文所引《國語》聯繫起來：
「踰」與「溯」相對而言，並且左右軍是在後來（夜中）才「涉江」到「中水」（韋昭註：「中水，水中央也。」），可見「踰」指沿「江」而下，與「泝」指溯「江」而上對應。
並進一步指出「此義未見於字書，但于鬯《香草校書?國語三》已經指出」 （陳偉，2012：87）。
《國語》這一段記事見於清華簡《越公其事》：
若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命左軍銜枚穌（泝）江五里以須。亦命右軍銜枚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簡64—65）
大量的古文字材料證實「逾」、「踰」、「渝」等字有「順流而下」這個古義的可靠性。我曾經著文，詳論「俞」之構形：
如果我們承認陳劍先生所說字中的是鏃聲的說法，也承認何景成
為「」字的說法，（不簋，集成4328）、（魯伯俞父瑚，集成4568）等字可以分析為從，鏃聲。本義是舟船順流而下。產生的過程是在上加註音符，音符發生訛變，中間一撇與亼斷開，與水形並列，舟旁移位至亼下，就成了楚文字或小篆中的（李守奎，2012）。
《越公其事》中的「渝」，與「暮」、「攀」等字構形一樣，都是累增義符構成異體，後來又異體分化。
我個人認為，這個失落的古義從古文字構形上可以得到解釋。
四、挾經秉枹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系馬舌，出火灶，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陣，皆白裳、白、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國語?吳語》）
韋註：「在掖曰挾。經，兵書也。」俞樾予以否定：
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經，當讀為莖，謂劍莖也。《考工記?桃氏》曰：「以其臘廣為之莖圍。」注曰：「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此雲挾莖，正謂此矣。作經者，假字耳。韋不達假借之旨望文生訓，失之。
俞氏否定韋注，並指出「經」是假借字，都是對的。但對「經」的解釋，引經據典，十分迂曲，以讀辭例，依舊不順。
《越公其事》與此對應的是：
其中的「秉?」讀為秉枹或秉桴，古之成語，音義俱通，釋讀很容易。
二字，我曾迂曲解釋，石小力面告，
，從陳劍釋為「疌」，讀為挾（陳劍，2013：258—279）， 「疌弳」與《吳語》之「挾經」相當。這是非常正確的意見。首先，字形相合：
第二，陳劍認為「疌」之本義就是挾，與《國語》正好相合。
第三，「挾弳」與文獻中的「挾矢」相當。《國語》中的「經」即使讀為「莖」，也是指箭矢之莖，而不是劍之莖。「挾弳秉桴」是形容勇於戰鬥，「挾」只能訓為持，與秉為同義詞。儘管釋「疌」讀為「挾」形、音、義都有了著落，解釋也不是唯一的。比如讀為「插」，因為要援桴擊鼓，所以就把弓箭插入箙或弢中。從文字構形上來說，手持雙矢是挾，手持倒矢是插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我記得是馬楠在討論中發表的意見。
清·俞樾：《群經平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二九，483頁下。
叄、《國語》之故訓與古文字之釋讀
一、墮山與隨山
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國語?周語下》
韋註：「墮，毀也。」
（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國語?周語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國語?晉語九》
韋註：「墮，壞也。」
毀與壞是同義詞，與墮並屬同源詞，自韋注之後，墮之毀與壞成為常訓，古文字構形為其提供支持。「墮」是「隓」的篆文，字見《說文》：
，敗城曰隓。從聲。，篆文。
徐鉉看出一些問題：「《說文》無字，蓋二左也。眾力左之，故從二左。今俗作隳，非是。」但時代所限，解決不了問題。
「隓」字早見於西周金文：（五祀衛鼎，集成2832），也見於戰國楚簡：（上博三?周易26）、（包山168）。戰國文字中出現了很多繁簡不同的變體。
裘錫圭指出該字是表意字，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墮落（詳見下文）。用手使「阜」上之土墮落，也就是毀壞阜，《說文》「敗城曰隓」之釋義基本準確，只是阜不必限定為城阜，隓城、隓山皆可曰「隓」。韋注毀壞根據充分。
《禹貢》開篇第一句：「禹敷土，隨山栞木，以奠高山大川。」何謂「隨山」？
司馬遷《夏本紀》將此句譯作「行山表木」。
《孔疏》引鄭玄註：「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偽孔傳：「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淮南?修務訓》：「隨山刊木。」高誘註：「隨，循也。」大致意思都是「隨著山嶺的形勢，斬木通道，以便治水」。其後唐宋學者各有闡釋，意思略近（顧頡剛、劉起釪，2005：525—526）。
《豳公盨》中開頭一段記載了禹治天下：
天命禹敷土，隓山，浚川；乃疇方，設正，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
其「隓」字作，「隓山」與《禹貢》、《周語下》的「墮山」顯然密切相關。裘錫圭對此有詳盡的闡釋：
「」是「墮」的初文，亦見包山楚簡，《汗簡》以為「隋」字古文。《說文·十四下·阜部》「墮」字字頭作「隓」，即由此形演變。「」的字形象用手使「阜」上之土墮落，是一個表意字。其所從之「聖」後來變為「左」，當是由於「聖」、「左」形近，而「左」字之音又與「墮」相近的緣故。秦漢文字「隋」的右上部多作「聖」或「」，尚存古意。
禹之「墮山」在上引《禹貢》文中已變為「隨山」，《書序》也說：「禹別九州島，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史記·夏本紀》轉述《禹貢》，改「隨山」為「行山」，己見前引。同書《河渠書》說：「《夏書》曰：禹抑洪水……以別九州島，隨山浚川，任土作貢責。」「以別九州島」以下與《書序》之文基本相同。《史記》與《書序》相同之處頗多。二者究竟誰抄誰，尚無定論。
「墮山」變為「隨山」與鯀、禹治水傳說的演變有關。上引顧文已指出，在較早的傳說中，鯀和禹都以息壤對付洪水，用的都是「堙」的辦法；鯀所以失敗，是由於他「不待帝命」，並非方法不對；認為鯀用堙塞防堵的方法治水而致失敗，禹用疏導的方法治水而得成功，乃是鯀、禹治水傳說隨時代而演變的結果。在現存的古文獻里，明確地把鯀和禹的治水方法對立起來的說法，最早見於《國語·周語下》：
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洛斗，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太子晉認為只有共工和鯀那樣的人，才會「墮山」，才會「墮高堙庳」。其實在較早的傳說里，禹完全有可能被說成在「敷土」之外，也用「墮山」的辦法來「堙庳」。本銘的「墮山」無疑就應該這樣解釋，而不能根據《禹貢》等讀為「隨山」。「墮山」當然不是指把所有的山都削平，跟禹的「奠高山大川」並不矛盾。奠高山大川應該是在敷土和墮高堙庳的基礎上進行的。對禹的治水，《禹貢》強調「隨山刊木」（《十講》編按：此語亦見《尚書·益稷》），《書序》強調「隨山浚川」。為什麼把「隨山」這件事的重要性提得這樣高，很不好理解。現在看來，所謂「隨山」應該是關於鯀、禹治水方法的觀念發生變化以後，對「墮山」的一種「誤讀」(「隨」本作「?」，亦從「隋」聲)。（裘錫圭，2012：148—149）
這是不刊之論。「隓」在古文字中有「墮、隨」等多種讀法，是同一個字（李守奎、劉波，2012：654—660；李守奎，2015：239—250）。分化為「墮、隨」也是秦漢時期。用隸書轉寫古文的過程中，有些沒有按照分化的標準轉寫，訓詁學家卻按照分化後的區別理解古書，就會出現像「隨」與「墮」這樣的誤解。
二、反陴與克反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國語?晉語四》）
韋註：「反，撥也。陴，城上女垣。」《漢語大詞典》在「反」的「毀壞、推倒」義項之下收錄：
《商君書?賞刑》：「﹝晉﹞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南圍鄭，反之陴。」
我們看到「反其陴」、「反鄭之埤」、「反之陴」說的是同一件事。韋昭所「撥」是個多義詞，《詩?大雅?盪》「本實相撥」，《列女傳》引作「本實相敗」。《漢語大詞典》據以釋為「毀壞」。這是一個很少用的僻義。
清華簡《系年》第一章：
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藉，以烝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其中「克反商邑」，按照讀書慣例很容易理解為戰勝叛亂的商邑。「反」解作叛亂，是常訓，但辭例不通。此時商是擁有天下的統治者，叛亂的是周武王而不會是商。歷史學家可以把周之叛說成是「革命」，但無論如何不能顛倒黑白說成是商之叛亂造反。這個「反」與上舉《國語》等書之「反」有同一個來源，我認為「反」字的演變過程是：
其構形本義與「隓」非常接近，是用手毀壞山崖，所以其本義就是毀壞。「克反商邑」是動賓結構，「克」與「反」是同義詞聯用。（李守奎，2014：131；李守奎，2015：199—200）
《禮記·樂記》之「克殷反商」也是一直不得善解。鄭玄註：「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孫希旦說「如字」，「反商，謂反紂之虐政，《書》所謂『反商政，政由舊』。」（孫希旦，1989：1025—1026）
我在舊作中曾略加分析：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殷」就是「商」，武王克殷，不可能再「返商」，鄭玄按照「反」的常用義理解不了，不得已而改字，注曰：「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如果知道「反」有顛覆義，與「克」是同義詞，「克殷反商」就與「克殷覆商」一樣，是漢語中常見的表達方式，也就是成語中最常見的「ABAB」式。（李守奎，2014：131；李守奎，2015：199—200）
較之「反其陴」的流傳，「克反」更是流傳有序：
小臣單觶：王后反克商。
《系年》：（武王）克反商邑。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
由於「反」字形簡化，承載了「反叛」、「返還」等常用義，其本義幾乎被湮滅，不絕如縷，只在兩個比較固定的組合中出現，致使古人也或有誤解。韋昭之注「撥」，雖然不夠明晰，但基本正確，對古文字的釋讀依舊有著重要作用。
三、定王與「貞定王」
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國語·周語下》）
韋昭註：
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是時大臣專政，諸侯無伯，故王室遂卑。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之《世系》為定王瑜、簡王、靈王、景王、悼王（王子朝）、敬王、元王、定王介，前後有兩個定王，但名不同。因此韋昭質疑，應當是貞王。此後一直爭論不休。
徐元誥《集解》羅列眾說，主要是韋昭的「定王當為貞王」和吳曾祺「定王當作貞定王」兩說，結論是「諸說分歧，難為定論矣」（徐元誥，2002：102）。現在通行的歷史年表一般在元王之後是「貞定王」。古書中此處有貞王、有定王，並沒有貞定王，皇甫謐為了調停異說而杜撰。縱觀歷史記載，周三十七王，無一用雙謚，何以唯獨此王破例？如果考慮到出土文獻謚無定字，多用同音假借就並不難理解。
以清華簡《系年》為例，周厲王作「王（剌之省形）」，周宣王作「洹王」，周平王作「坪王」，尤其敘述衛國事「立悳（戴）公申，公子啟方奔齊。（戴）公（卒），齊（桓）公……」，同一支簡上同一人書寫戴公之謚就有「悳」、「」不同寫法。這些謚之異寫共同的特點就是讀音相同或相近。
「定」與「貞」古音極近，都是舌音耕部字，定從正聲，正從丁聲，貞從鼎聲，丁、鼎古音更近。定王或貞王，可能是來自不同的抄本，甚至同一抄本也可能如《系年》「衛戴公」之書寫不同。為了和靈王祖父相區分，統一轉寫為「貞王」即可。韋昭未必知道這些道理，但他斷此定王與貞王為一人是對的。
參看《史記·周本紀》之《集解》與《索隱》。司馬遷：《史記》（修訂本），中華書局，2013年，198頁。
參看《中國歷史年年代簡表》，文物出版社，2001年，35頁。
《系年》「伯盤」有「（攜）惠王」，「攜」是否是謚，待考。
四、結論
古書中的疑難詞語一向是訓詁的焦點，清代因為古音學的發展，學者因聲求義，解決了古書中大量的疑難問題，達到一個學術的高峰。十九世紀末，甲骨文問世；二十世紀末，楚簡大量發現，古文字材料極大豐富。目前古文字研究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文獻釋讀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研究範圍逐漸擴大，探討也更加深入和細化，其中表現之一就是與訓詁學、古音學結合日益密切。就《國語》故訓研究而論，給我們提供很多啟示。
第一，古語、古義都會有遺失，我們不能囿於自己所見懷疑不曾見到語言現象的真實性，也不能用後代的語言文字強解古代。
第二，古書經過複雜的傳抄與整理過程。古人的用字習慣與古書的整理方式都會對文本中的用字構成影響，隨著材料的豐富，逐漸成為可操作的研究方向。
第三，《國語》這部書保存古語尤其多，其形成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韋昭之注有不足或錯誤，可以通過新發現的古文字補證或糾正；但更要關注其所提供的有價值信息，結合古文字考釋，解決其它古書中的疑難問題。
第五，古文字研究與訓詁研究相結合，彼此互證，可以雙贏。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充分利用古文字材料，解決先秦學術中的疑難問題，重新解讀那個遙遠的時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機遇和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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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漢字漢語研究》編輯部授權發布，引用本文請參閱正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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