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生態美學尋求「詩意地棲居」 ——曾繁仁教授的學術人生
如果說起21世紀美學在中國進入本土化創新時期的成就，中國生態美學的興起無疑是其中突出的亮點之一。紮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土壤，生態美學的創生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國生態美學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作為中國生態美學的主要奠基人和推動者，山東大學終身教授曾繁仁見證了該學科的成長，他為祖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欣喜，尤其關注黨中央圍繞生態文明建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與舉措。在他看來，進入新時代，中國生態美學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艱苦求學中燃起對美學的興趣
1941年出生的曾繁仁，少年時長在紅旗下，青年時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年後迎來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回憶起來，他感慨道，能與祖國一起成長，這是時代賦予他的幸運。少年時期，耳濡目染馬克思主義哲學，激發了曾繁仁探尋人生意義、世界本質、宇宙本源等一系列哲學問題的思考，塑造了他此後所秉持的人文主義情懷。
曾繁仁
之後五年的大學生活，是他最有收穫也最艱苦的時期。1959年，曾繁仁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這一時期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大師雲集，著名的「馮陸高蕭」代表了當時文學研究的高峰，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學子。曾繁仁回憶說：「其中高亨先生求異與求新的治學精神，以及陸侃如先生深厚的文學修養與深入淺出的文風，對我影響都非常大，可以說是受益終身。」 在諸多課程中，給他們講授「歷代文論」的孫昌熙先生激起了曾繁仁對文藝理論的興趣。「孫先生善於發掘文學作品中的微言大義，治學非常用功，畢生筆耕不輟，常常組織學術討論會，尤為鼓勵、偏愛學生的發言。」在曾繁仁的印象中，那時同學們有著強烈的求知慾，系裡學術氛圍濃厚，這與這些名師們對學術的追求與對學生的厚愛、鼓勵、指導是分不開的。
曾繁仁求學時期正逢我國學術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美學大討論」，當時山東大學中文系的討論氛圍尤為濃厚。「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些高年級學生積极參加學術討論，手裡捧著大部頭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等經典，引經據典，闡述馬克思關於美的經典論述等理論，甚至與老師展開討論，這種風采與氛圍真是令人羨慕。」
當時，山東大學正值初遷濟南建校時期，辦學條件十分艱苦。吃著腌鹹菜、窩窩頭，住在剛建成還沒暖氣的宿舍，來自南方的曾繁仁之前從沒吃過這樣的苦，「當時從上海入學來了15個人，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個別同學因病而休學」。曾繁仁堅持了下來，「雖然苦，但是也從沒想過放棄」。他坦言，「這樣的艱苦是國家建設初期艱難的縮影，卻也鍛煉了我們那一代山大人吃苦耐勞的品性」。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汲取思想營養
最初吸引曾繁仁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20世紀50年代，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剛剛譯介到國內，便引起廣泛關注和學習的熱潮，「其中馬克思最早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這個命題」。在曾繁仁看來，馬克思對美的本質的理解，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美學的鑰匙，他深刻把握了藝術、審美與人類勞動之間的本質關係。此外，馬克思更富有洞見地觀察到藝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關係，從而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形成良性互補。
曾繁仁的美學研究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後承擔「西方美學」教學課程後，他深入到整個西方美學史，更加感受到馬克思對此前西方美學思想的繼承與創造性發展。「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與黑格爾的《美學》等西方經典論著都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些西方美學論著成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重要思想資料。」
時至20世紀90年代前後，曾繁仁擔任山東大學的校務行政工作，卻並沒有因此疏於學術，對學術問題的思考有了更現實的關切。此時，我國穩步推進改革開放已初見成效，但傳統工業經濟發展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也悄然顯露，曾繁仁較早地關注到這一現象。「西方200多年的現代化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這是前車之鑒，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否必然要步其後塵？美學可以給出怎樣的反思？」曾繁仁認識到，西方的工業文明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其理論底色，在審美領域同樣得到體現，比如康德將「審美」定義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有其理論的局限性。恩格斯在其《自然辯證法》中曾對「人類中心主義」過度貶抑自然並將人與自然對立的傾向提出過批評，馬克思則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辯證法的原則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揚棄，發展出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相結合的理念，曾繁仁認為這就是一種生態人文主義。
中國生態美學是生態文明時代精神的精華
在對傳統美學的反思中，曾繁仁接觸到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並從中受到啟發。海德格爾在《物》這篇文章中借鑒道家思想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遊戲」這個重要觀點，「這種存在論哲學既破除了傳統哲學將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身體與精神二分對立，也將人文性、審美性與生態性統一起來」。借鑒歐陸現象學生態美學與英美分析哲學的環境美學的思想資源，並立足中國現實，曾繁仁提出了「生態存在論美學」。他認為，「在後現代語境下，以嶄新的生態世界觀為指導，以探索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為出發點，涉及人與社會、人與宇宙以及人與自身等多重審美關係，最後落腳到改善人類當下的非美的存在狀態，建立起一種符合生態規律的審美的存在狀態」。
進入21世紀以來，生態美學在中國發展迅猛。在曾繁仁看來，這是時代發展使然，由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文明形態更替是非常重大的經濟社會轉型，在文化上就是從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轉向生態人文主義，在美學上就是由傳統的主體論美學轉向生態存在論美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高度重視。曾繁仁認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體現了深刻的生態美學思想。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保護優先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原則，極大發展了1972年斯德哥爾摩國際環境會議提出的「人與自然共生，環保與發展雙贏」理念。五年多以來的實踐證明，生態文明建設是時代發展的要求，從理論到實踐，從倡導到行動，切切實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而美學則是哲學的重要表徵。生態文明建設也必將推動中國美學發展進入新時代。曾繁仁不僅對未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抱有信心，也對中國生態美學的拓展充滿期待。生態文明建設為中國美學開拓了新境界，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時代課題，比如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美麗中國」被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意味著將美學引向對人類的生命與生存的思考。那也是海德格爾所嚮往的人類「詩意地棲居」，最終實現的是「審美的生存」。
年輕時駐足西方美學的研究，在思考生態美學時，曾繁仁開始更多關注中國本土傳統生態審美智慧。對此，他充滿了信心：「未來生態美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中國話語』的建設，中國古典美學體現為以古代哲學中『天人合一』為文化基點，以『生生不息』為基本內涵的『生生美學』，挖掘中國本土生態美學資源，需要當代學者在中西互證、互應與交流的對話中，建設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元素與中國文化之根又能夠為世界學者所理解的美學形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原標題：透過生態美學尋求「詩意地棲居」 ——曾繁仁教授的學術人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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