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登、毛姆、蕭伯納……他們在1930年代的中國看到了什麼 | 紙城PICK

天下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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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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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在寒冷的2月，

蕭伯納

在北京停留數日。他後來談及這次非常短暫的停留：「我已經愛上了中國……我在那裡感覺像回到了家。我屬於那裡！」

蕭伯納上述反應並不罕見，特別是在訪華的知識分子之中。因為他們遇到了充滿魅力、令人精神振奮的中國人，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在海外受過教育，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此同時，他們仍然穿著具有異域色彩的中式服裝，對與西方文化迥異的傳統文化有深厚的理解。至於條約口岸體系的合法性，條約口岸受到外國人統治的中國人，除了奧登和伍德海，極少有參觀者會產生政治層面的疑問。對郵船上的遊客們來說，在這個被列強瓜分了的世界，中國只是一個停靠點而已。

—吳芳思

美國人鏡頭下的北京，1930年

在20世紀30年代，北京仍然是一座擁有城牆的城市，保留了許多傳統特色，到處可見年長的紳士，身著絲質長袍，頭戴緊緊箍住頭皮的絲質無檐便帽。琉璃廠安靜的古玩店，附近還有長安街。北京還是一處學習中心，有多所優質大學，大學裡的中外文講座提供使人精神振奮的聚會機會。對於詩人和中國、日本繪畫研究先驅勞倫斯·比尼恩而言，為期10天的北京之行（他在那裡享受了一種「阿諾德·本涅特筆下的百萬富翁生活方式」），展示了「一種具傳奇色彩的宏偉壯麗」，這樣的特質吸引了長期定居的外僑，他們當中就有在1931年到1937年期間定居北京的哈羅德·阿克頓。

阿克頓定居北京的舉動鼓勵了其他人。奧斯伯特·西特韋爾和他的朋友戴維·霍納在1934年抵達北京，停留數月。德斯蒙德·帕森斯是一位富有的年輕人，他翻譯中文神話故事，在同一年到來，就在他回國的時候，患上並死於癌症；建築史家羅伯特·拜倫接管了帕森斯留下的房子和僕人，寫成他的波斯遊記。拜倫性格執拗，對於北京那些大到不可思議的建築群，他的觀點與比尼恩不同。拜倫認為：「從真正意義的建築學角度來說，它們一無是處……布局單調，毫無才智可言。」

北京，1930s

大約在阿克頓和拜倫在北京住下來的同時，一位年輕的美國人，溫德來到北京，為的是擺脫費城的體面生活、母親的期許以及眾多的姐妹（他應該和其中一人結婚並生養孩子）。溫德留在了中國，直到1986年，90多歲去世。他終生未婚，在北京大學和隔壁的清華大學教了幾十年英語。晚年時，他獨自住在北京大學校園中一所精巧的房子內，這裡從前是狩獵用房，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畫的一張畫和畫里那位從芝罘來的赤裸上身的年輕漁夫，令人遐想一個他在費城不可能享受的愛情故事。

同樣的，哈羅德·阿克頓在他的回憶中從不遮掩自己來中國是為了尋找愛，或者說是並不複雜的男男關係。但他強調北京生活中的審美情趣。他最初住的四合院位於甘雨衚衕，後來搬到北河沿的一所房子，小河的邊沿栽種了柳樹，離故宮不遠。在北京，「一切事情都極為講究對稱；每張桌子、每幅圖畫、每個花瓶和每個碗，樣式大方得體，我選了些物品，為此討價還價，喝了無數杯茶，一杯接一杯」。最後，1936年，他搬到一處「完美」的中式大宅子，有三重院落，還有一個後花園，位於廣興衚衕，近王府井（哈德門大街）。「一座大小適中的封閉式花園，種滿丁香花，還有裝飾性的大石頭」，他還給自己修了一個游泳池。

寬廣的前庭……我鋪上了從鄉村運來的新鮮的綠色草皮……山楂樹長在後院，那裡的房子我用中式板條裝飾……磚頭壘成的涼棚架連通房間，棚架上爬滿了正在開花的藤蔓植物……我這裡的空間足夠，我把所有的畫都掛上，再擺上我收集的老式傢具。十來件長軸花鳥畫，鳥兒棲息在樹梢或花枝上，繪製在絲綢之上，18世紀的作品……精選的青銅禮器……花瓶和筆筒，用多節的、不光滑的、扭曲的木頭雕刻而成，不可思議的真菌化石樣品，還有古代羅漢打坐造型的樹根。

哈羅德·阿克頓和學生，北京大學

從南京過來的奧斯伯特·西特韋爾同樣發現了北京傳統生活方式令人陶醉之處。關於南京，他表示不會有所隱瞞：「出於興趣我會如實記錄，在一個同胞經營的豪華飯店，我要了一杯茶，他們給我端上來的東西，讓我想起欣德海德驛站濕噠噠的周六下午；我隨後指明想要中國茶，給我的回答是，』我們只供應錫蘭茶和印度茶。』」而在北京，恰恰相反，到處都是古老的寺廟、種有連翹屬植物的花園以及「反覆打磨的大塊石頭」，男人們身穿「厚厚的棉袍，有時飾以毛領，在這個季節會再戴上一頂三角形皮帽，酷似那些凡·愛克或他的追隨者所繪製的佛蘭德商人肖像畫」；五顏六色的風箏飛翔在蔚藍的天空，成群的鴿子在頭頂盤旋，系在羽毛上的鴿哨發出一種怪異恐怖的嗡嗡聲，在靠近哈德門的地方，有小株的開花樹木出售——「蘋果樹和橘子樹，桃樹和櫻桃樹，樹梢有朦朧的粉紅色或被積雪壓彎了腰，橘子樹距離開花尚有時日，它們的果實，有些像燈籠一樣散發紅潤光澤，其他灰橄欖綠色的果實藏在光滑的葉片下面，零星幾株玫瑰，大約兩到三英尺高的紫藤，蜿蜒盤繞，垂下來的纖細花簇，顏色像暴雨雲一般青白」。

西特韋爾是匆匆過客。而作為一位長期居民，阿克頓需要工作，像之後抵華的溫德一樣，阿克頓在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他把家安在故宮東北角，一處破爛的、像營房一樣的建築。此地1910年建成，西式風格，肉紅色磚牆，至今保存。參觀者們僅逗留很短的時間，他們不需要找工作。德斯蒙德·帕森斯冒著風險，前往位於遙遠甘肅的敦煌石窟。雖然在北京的時候，他喜歡陪同阿克頓去中國劇院，但這一次，西特韋爾獨自前往中國南部旅行。

羅伯特·拜倫住在德斯蒙德·帕森斯留下的房子里，他發現它非常怡人：「一重又一重的庭院，種了各種樹木、竹子，諸如此類……每間房屋的三面是磚頭，剩下一面是紙糊的。這實在令人詫異，它們如何能保暖。」雖然他完成的波斯遊記，最後以《前往河中之地》為名出版，拜倫仍然有時間沉迷於「服裝的狂歡之中。一套粗花呢西裝花費25，一套晚宴西裝30，絲質襯衣4……一件穩重的深灰色外套，近乎黑色，有假的貂皮領子，襯裡是花斑貓圖案——我能想像自己超級時髦的樣子，所有這些耗資4.10英鎊」。

30年代，北京街道上的時髦女性

拜倫在北京過得並不舒心：帕森斯的致命疾病令他沮喪，他還擔心他的書。他十分戀床，只是為了身體著想，偶爾會和哈羅德·阿克頓一起散步，走在路上，有時候「會被裹挾著塵土的冰冷旋風逼回來」。他討厭乘坐黃包車，「我認為這很可恥，你每一次外出都在羞辱其他人」，儘管他注意到，其他人似乎非常喜歡坐車。儘管他離群寡居，但拜倫似乎會見了許多來北京的外國訪客，在他看來，基本都是那些「不用工作的美國婦女們，有著大筆的收入，（她們）翩然走近你的生活，就像蝙蝠鑽到你的頭髮裡面一樣……你該如何是好？」

更受訪客歡迎的是朱利安·貝爾，此人是克萊夫·貝爾與瓦妮莎·貝爾的長子，伍爾芙的侄子，「一個友善的、乳臭未乾的傢伙，有著最可笑的布魯姆伯利口音」。1935年夏天，朱利安·貝爾申請到一份在中國教書的工作，隨後被分配到武漢大學。178第二年1月份的寒假期間，他與凌叔華一同到北京旅遊。凌是武漢大學那位系主任的妻子，兩人之間發生了一段風流韻事。（他習慣用字母來列舉他的情人們：凌女士是K，但是到1936年秋天，「武漢出現了可能的候選人，編號是L和M，一個是中國人，另一位是英國人」。）凌叔華是技藝精湛的畫家和詩人。20世紀20年代，她是燕京大學最受歡迎的女學生之一，但是多少有些厭倦了省會武漢。朱利安·貝爾形容第一次見到凌叔華的情景，「極有教養：他，一位批評家和屠格涅夫作品翻譯家……她，一位畫家（中國畫），短篇小說家，還負責編輯武漢一份報紙的文學版面；據我所知，有時她被稱為中國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不過在我的想像中，她遠不止於此」。

朱利安·貝爾與凌叔華

朱利安·貝爾生活在武大校園，那裡的山林鬱鬱蔥蔥，距離漢口有些遠，距離江對面的英國僑民略遠，他幾乎完全沒有提到條約口岸的生活，而是集中描述武漢大學的氛圍，「地中海風格的劍橋」。在他試圖組織僕人辦一場晚餐派對的時候，他問他的母親：「你是怎樣做到工作家務兩不誤的？」對朱利安·貝爾來說，北京是純粹的中國城市。對哈羅德·阿克頓來說也是如此。

難以置信的美麗，濃重的色彩：淡藍色的天空，淡黃褐色的大地，淡黃色的樹木，橄欖色的竹林，中國松樹……不可思議……可愛的雙峰駝在街道上踱步。每個人都身著皮草……琉璃瓦屋頂有著賞心悅目的平滑曲線；琉璃瓦……呈現飽滿的深褐色和金黃色……配以冷色調的藍與綠。

朱利安·貝爾還在北京購物，目標是「琺琅耳環，小塊玉石……我在一家絲綢商店為內莎買絲綢刺繡，各種顏色都有，擺在櫃檯上，猶如五彩斑斕的鳳凰尾羽」。

在北京期間，凌叔華帶他與哈羅德·阿克頓去拜會齊白石，他很可能是中國20世紀最著名的畫家。齊白石「戴頂瓜皮帽，著褪色的藍色長袍，上面沾有顏料和油灰污漬，在一間畫室接待我們……破損的紙糊窗戶，微風吹過，輕輕拍動，像關在籠子里撲騰的鳥。每一件東西上都積了厚厚一層來自戈壁的風沙。齊白石本人看上去好似剛剛經歷過一場沙塵暴」。

雖然貝爾的信件某種程度上證實了北京的空氣，但外國人所寫的對這座城市最好的描述也許來自安·布里奇。這是瑪麗·奧馬利（Mary O』Malley）的筆名，她的丈夫歐瑪利（Owen O』Malley）在1925—1927年擔任英國駐華公使館的參贊。儘管責任在身，是作為外交官的妻子，還是孩子的母親，她的孩子先後感染過猩紅熱、白喉、痢疾、膿毒性肺炎，但在北京的短短兩年，她仍設法收集足夠的素材，撰寫了3本超級成功的有關中國北方的小說：《北京郊遊》（Peking Picnic），《薑黃色的格里芬》（The Ginger Griffin）以及《四部曲》。這些故事現在讀起來多少有些過時，女主角們遭受了多次暗戀的誘惑，然而卻嫁給了自己討厭的人。她們過於忠誠，無法與丈夫分離，主導童話故事的通常是一位高個子女主角，身形苗條、直覺敏銳，博覽群書、富有魅力（儘管臉龐略微有點長），與作者本人的照片重合度很高。所有的場景和氛圍描寫，精確且具有懷舊情緒。

北京，1930s

與羅伯特·拜倫不同，安·布里奇明顯享受黃包車出行：

黃包車是最令人愉快的有風度的出行方式。坐在減震良好（有彈性）的有篷輪椅上，充氣輪胎以令人稱奇的速度運送乘客；他獨自一人坐車，因為車上只能坐一個人；輕快而平穩地視野無遮擋，但是低頭可以看到一路小跑的車夫的後腦和肩膀；風兒輕輕拂過他的臉龐，沒有什麼能阻止他舒舒服服撐開遮陽棚。唯一的缺點是，為了抵達任何一處車夫不熟悉的地方，乘客要知道的不僅是到那裡的路徑，還要知道一路上的方位。因為中國人不是用左右來指明方向，而是用東西南北，諸如此類。你得在拐角處喊「往東」……（如果你靜下來想這個問題，和我們的方向指示法比起來，他們的用法更進步且更為聰明）。

在她的小說中，旅行是持續不斷的主題。《北京野餐》以及《四部曲》都以某次北京北郊的登山旅行為中心。外交官和僑民經常在夏季進行登山活動，因為平原地帶悶熱難耐。在《北京野餐》中，一支外交官旅行團前往古剎戒台寺和潭柘寺，他們在寺院中碰巧被土匪綁架。美麗且寧靜的寺院，在書中有美妙的形容；還有，雖然並不那麼風靡，但在20世紀20年代，仍然會有外國參觀者借用寺院的大堂，把他們的行軍床安置在其中，近在咫尺的地方就進行著漫長的佛教功課。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勒羅伊小姐住在戒台寺，她只想讓自己舒服，毫不憐惜寺院的灰泥牆。

她從她的褲子口袋中取出兩個釘子，把它們釘進牆裡……掛上她的一面小鏡子，她的毛巾掛在另一個釘子上。為了墊高行軍床配備的枕頭，她把備用衣服放在下面，行軍床被挪到睡炕的對面，這樣炕就能被當做床頭桌用，上面擺上了她的書、巧克力、一包香煙還有一支插在沙司罐頭裡的蠟燭，井井有條。

在安排好這些內務之後，勒羅伊小姐享受了，不是野餐，而是一頓正餐。她坐在露台上，「一張桌子上鋪上了到位的亞麻桌布、玻璃杯和大量的銀餐具」。「一位身著白袍的男僕」端上來雪莉酒，「還有清澈的鴿子蛋湯……烤小龍蝦配荷蘭酸辣醬，白葡萄酒……美式烤雞（配俄式沙拉）……水果和奶油慕斯組成的什錦果凍……咖啡和餐後甜酒。」

在《四部曲》中，周末旅行者的美食供應多少有些遜色，他們來自「郵政局」（羅比特·赫德爵士設立的大清郵政局，和中國海關一樣，高層職員主要是外國人）以及外交機構：雖然有遭遇土匪的威脅，但他們在山中的特拉普修道院避免墜入愛河（失戀，再戀愛，再失戀），並深深真切認識了他們自己。《薑黃色的格里芬》描述了（自鳴得意的風流韻事和戲劇性疾病，那些曾經折磨歐馬利的孩子們的疾病）另一種在中國的西式愛好，便是擁有、訓練和騎乘蒙古矮種馬。

安·布里奇書中的角色，某種程度上是以她遇到的北京僑民、參觀者和外交人士為基礎。薩默塞特·毛姆很可能希望，不要受他所遇到的人太多的影響。他的短篇小說集《在中國屏風上》出版於1922年，這是一系列的小故事，立足於一次他在中國的冬季旅行，時間是1919年至1920年。諷刺、挖苦且漫畫式的「類型」包括：「領事」「神的僕人」「女王陛下的代表」「漢學家」「老前輩」。這些作品令外國僑民如此憤怒，以至於他們威脅毛姆，如果他膽敢再次踏足香港的話，將會用馬鞭抽他。這些言簡意賅的故事經過毛姆精心構思，諷刺意味濃重；短篇《雨》之中，小小的伊麗莎白在洗好澡之後，乾爽且溫暖，女孩等著聽睡前故事，她「看上去真的很可愛，穿著她的睡衣，頭髮梳成兩個辮子」，與此形成對比，「一隊苦力，一個接一個弓身前行……背上碩大的棉花包壓彎了他們的腰。單薄且破舊的藍色衣服被雨水淋濕，緊緊貼在他們的身體上」。

短篇《恐懼》描述了那位自我殉道傳教士的蒼白肖像，他把全部生命奉獻給在華傳教工作，卻憎惡他想要皈依的中國人，他們完全拒斥他；還有「那位副領事」，一位「非常年輕」的外交部代表，他旁聽了一次審訊，一位年輕的中國人被控冒犯一位外國人。犯人被處決之後，一次在俱樂部喝酒，這位副領事閑聊此事，評述到那名被處決的犯人，稱「他扭動了好一會兒」。

一位更受尊敬的北京僑民與帝王家建立了真正親密的關係，而且，完全無涉醜聞，此人就是庄士敦。儘管與巴克斯以及皇室成員一起合過影，但庄士敦一直不承認認識聲名狼藉的巴克斯。1904年至1918年間，庄士敦在威海衛的海關工作，此後被任命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英語家教，在北京一直住到1926年。他的確不需要像安·布里奇和她的小說人物那樣借用寺院的大堂，因為他在北京西山有一處自己的宅子和寺廟，他稱之為「櫻桃谷」。儘管他終生未婚，但庄士敦的「櫻桃谷」有諸多女性訪客，包括小說家斯特拉·本森和中世紀史研究學者艾琳·鮑爾。

1922年，庄士敦穿著溥儀賞賜的官袍和頂戴留影。

艾琳·鮑爾在1921年首次訪問中國，像《北京野餐》中的旅行者一樣，她來到潭柘寺，寫下這樣的文字：「我總是用帶有英國中世紀特色的目光打量各地的修道院，潭柘寺觸動了我，因為它與15世紀末放縱且入世的修道院有著相似的氛圍。我聽說方丈是個鴉片鬼，幾乎從未改變過的中世紀通則得到另一種展示：一個可惡的方丈意味著一座可惡的寺院。」相比之下，坐落在山谷更低處的戒台寺，「或許更能代表中世紀文獻中那些端正的修道院，實際上的確很相似，那裡有一位聖人般的方丈」。她用更為抒情的文筆描述了另一所寺院：「有人給你端來一杯茶，清澈的琥珀色中國茶，盛放在一隻藍灰色的無柄茶杯中；模糊的鑼聲從隱秘的寺廟中傳出，一陣疾風吹過，白晝再無聲息，薔薇花的葉片颯颯作響。」靜謐的寺院，逐漸消逝的白晝，還有薔薇花葉片的颯颯響聲，庄士敦傾心於這樣的異域風情，他在1930年向艾琳·鮑爾求婚，他對中國以及中國歷史的了解，給她留下了深刻個印象，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儘管她最後嫁給了其他人，但不管怎麼說，讓所有人鬆了一口氣）。

在北京期間，艾琳·鮑爾還遇到了另兩位來訪的學者，伯特蘭·羅素和多拉·布萊克（Dora Black）。1920年，羅素接受進步的中國講學社的邀請，來華訪學一年。這是一次時機恰當的邀請，此前他訪問了俄國，在那裡，一種對於西方文明不再抱有幻想的心緒牢牢控制了他。他還迫切想成為一個父親，「真切地希望」多拉·布萊克在中國能夠懷孕（實際上，她真的懷孕了）。羅素計劃在北京大學講授一年的哲學和數理邏輯，但是10月抵達上海之後，他和多拉就開始了環中國的旅行，前往杭州、南京和長沙。羅素於1921年春天患上嚴重的肺炎，兩人離開中國的日期比原定的要早。

頤和園

相比較那些北京的普通僑民而言（更不必說條約口岸的普通僑民），羅素和布萊克在大學工作，他們能夠與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好的接觸。趙元任（赴美後，成為出色的中國語言學教師）的風趣令他開心不已，而且很高興成為「孔子第二」。雖然羅素後來寫道：「我會為了幫助中國人做這世上的任何事情，但這並不容易。他們是美術家之國，所有好與不好的方面集於一身。設想一下如果大英帝國的統治者是奧古斯塔斯·約翰和利頓·斯特雷奇，你對於兩千年來中國如何被統治，就會有一些概念。」

1933年，另一個激進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創立者是孫中山夫人，以及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邀請正在進行環球之旅的蕭伯納訪華，他所搭乘的是「英國女皇號」郵船（他在船上按自己的素食菜單進食，吃西柚、麥片粥和『速溶無咖啡因咖啡』）。作為何東爵士的客人，他訪問了香港。何東做過怡和洋行的買辦，蕭伯納隨後僅在上海逗留一天，忙於與左翼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支持者晤面。在一次「非常愉快」的訪問中，他遇到魯迅——了不起的散文家和短篇小說家，還見到了林語堂（小說家和散文家）、馬克思主義詩人瞿秋白、美國記者哈羅德·伊薩克斯以及史沫特萊。那次會面，他讓孫中山夫人笑出了眼淚。在寒冷的2月，他在北京停留數日，蕭伯納後來談及這次非常短暫的停留：「我已經愛上了中國……我在那裡感覺像回到了家。我屬於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