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 | 穿越到三千年前的詩經現場去破案

哲理 09-04

由於諸種機緣巧合，前兩年流沙河先生在騰訊·大家講

「詩經點醒」

時，我即參與期間，其間詳情可見拙文

《

用方言土語講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沙河先生》

。最近《詩經點醒》以書籍的面目行世，又在第一時間得以閱讀，依舊津津有味，好似第一次研讀一般。不特此也，復讀《流沙河講詩經》，還有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看法，以作讀者理解《詩經點醒》之一助。先生論詩衡文頗多類匡鼎說詩解頤之處，雅俗兼顧，龍蟲並雕，然間亦與他有不同看法，未能藏拙，故直書出來，置諸公論。

流沙河《詩經點醒》

一、社會學的詩經現場

不知朋友們是否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

越到晚年，流沙河先生出書越多。一來是厚積薄發，二是講座陸續被整理成書稿，三是不少舊作反覆再版。

但這裡面最主要的是，他在研究、講座、寫書的過程所得的享受，是他樂此不疲，並出書不斷的原因。無論是他寫的《白魚解字》、《正體字回家》、《字看我一生》，還是講座整理的《流沙河講詩經》、《流沙河講古詩十九首》等，都深受讀者歡迎。但其中有兩本書的書名《文字偵探》與《詩經現場》，無論從標題還是內容都暗示了他這些研究與寫作的方法論，以及他到老都樂此不疲的原因。這就是他研究文字學，與講古詩文，都注重自己作為一個「偵探」的「破案」工作。既然要「破案」，其案發現場的勘察工作，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這就是他注重《詩經》之「現場」的原因。

有人或許會說，講詩嘛，就只是從詩藝來講就行了嘛，這話原本是不錯的。但對於講詩之源頭如《詩經》等，是否只是如此，就頗費斟酌了。因為詩歌及藝術之誕生，包括它的早期都不會如後來所謂的「為文藝而文藝」，因為那個生存艱難的時代，人類還沒有達到「吃飽了撐的」地步。「所以這個《詩經》，給我們更多的是讓我們回頭去認識我們的詩歌是在什麼狀態下發育起來的，我們的祖先曾經有怎樣的生活方式，怎樣的觀念」；「欣賞一首詩哪要這麼多時間呢？我們都是在解剖一首詩，了解它的時代，它的背景，了解多種學問」（《詩經點醒》p.103）。

這就是說，

流沙河先生並非對所有的古詩都搞現場「勘察與破案」工作，因為與我距離較近的古詩，大多不需要索引式的勘察工作，因為作者的創作目的明了，藏在背後隱而未顯的分歧也不會那麼多。

「因為這個《詩經》的詩與唐宋以後的這些詩有極大的差別，唐宋以後的，直到我們今天的新詩都可以說是欣賞，唯獨這個《詩經》不可以說欣賞，為什麼？是因為它跟我們的歷史距離太遠了，我們想要把它讀懂都不容易，那麼就是大部分講解《詩經》都是在講解《詩經》的文意、語義和背後的背景，實際上不是在那裡欣賞詩。」（《詩經點醒》p.90）關於此點，其實2011年在成都市圖書館一開始講，他就明確了：「所以我的講座，也比較地傾向於為大家講解，講解的成分要多於欣賞的成分，主要還是幫助大家了解中國古代典籍，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生活真相，還是屬於社會學的範疇，這和純欣賞詩，比如唐詩以後的很多中國古詩，是有很大的不同。」（《流沙河講詩經》p.6）。

不要小看這些地方的提醒，這是解讀《詩經現場》、《流沙河講詩經》、《詩經點醒》的鑰匙。

像《詩經》早期存留的時代，寫作非常不便，如今通常意義上的紙筆都沒有。秦始皇一天批閱奏章達120斤，他身邊的有些工作人員在某種意義上形同干體力活。待秦始皇毀《詩經》的時候，想保存的人就得面臨著很大的風險，《詩經》用竹簡來書（刻）寫，其重量不便於攜帶，其體積不便於保存。

故《詩經》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自然有傳承文化的現實目的，但風險之大是可以想見的。

雖然《詩經》大多並非為文學而文學的創作，但我想在文字意思基本理順，於社會風氣及其相關制度等方面稍有了解，且邏輯自洽的情況下，並非沒有人們自圓其說的空間。好的詩歌既根植於那個時代那樣的作者，但又有超越性，不被彼時所轄制。就像李白的詩歌，你了解唐代的情形與他的身世，固然可以增加你對他的理解，若是不知道，也不妨礙你理解「黃河之水天上來」。

但問題在於，要理解像杜甫、白居易這樣的唐代「卧底記者」，就沒有像理解李白那樣方便，對《詩經》的理解大體亦應作如是觀。如《蒹葭》，你把他理解成一首純粹的愛情詩，也算是一種解釋，也說得過去，因為詩無達詁。但如果要把它解釋更為周全圓范，那麼引入「詩經現場」，從「偵探破案」進入詩歌，可能是更有趣的一種做法。

就像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本有對人性的幽暗有多方面的展示，但還是有人覺得需要有新新聞主義小說出來，以使小說本身有更多的現場感，如卡波特的《冷血》等。同時小說雖有「欲知後世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懸疑效果，但還是鎮不住有人覺得這樣的做法，依舊不過癮，應該有像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勞倫斯·布洛克等這樣的職業偵探小說家來「橫行天下」，才能滿足讀者自己過偵探癮的好奇心。讀詩歌何嘗不是如此呢？

二、如何回到現場

讀詩回到現場，雖然是流沙河先生在2011年左右明確提出來的，但與他這樣的提倡相類的做法，則早已是古以有之，如宋人王應麟《詩地理考》等。

今人陳正祥《詩的地理》、馬吉照《河北唐詩地理研究》等，於此也著了先鞭。當然更為「過分的」是台灣學者簡錦松的古詩「現地研究」，他寫有《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等。他從用指標針、標杆、測繩等「老舊」工具開始，到現在動用GPS定位系統、GooglenEarthpro衛星地圖、數位拍攝結合，復以百多年前日本刺探中國的軍用地圖，再加上把古代的天象、歷算、城市、水文、官制、郵驛、度量、營造等跨學科知識熔為一爐，故他的「現地研究」別具一格。拿他的話來說，如今他的研究是充分利用五大新工具來完成以前別人不曾做過的事：一是便利的現代旅行，二是古籍大量電子化的優勢，三是GPS定位技術、數位影像化、GIS分析功能等新技術，四是運用天文軟體（如StarryNight、Stellarium），五是地圖數化技術。（簡錦松《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pp.10-12，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公元759年底杜甫從甘肅秦州到同谷，再由同谷到成都的路線，很多人注意過且研究過，但真正實地去勘探過的人，恐怕是很少的。無論是寫《訪古學詩萬里行》的蕭滌非，還是寫《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的賴瑞和，都遠沒有達到簡錦松這樣窮搜實勘的地步。我讀了《以現地法計算——杜甫入蜀計程》一文，深嘆其考索細大不捐，窮根究底，以致於用《成都府》一詩來計算杜甫到達成都的時間以及當天的月象。不過，這對杜甫彼時的心情是否有幫助，那就要看你個人的修養儲備了。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研究，可以增長知識，也可以增加「老杜不我欺也」的成就感，但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你對詩本身的理解，大約還是有很強的主觀因素在起作用。

換言之，這樣的「現地研究」受制於很多因素，有很強的排他性，但這樣是否回到了「古詩現場」了呢？效果有多大還有待檢驗。除了讀者讀了詩後，要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人生閱歷諸方面的儲備，來進行合理的想像外，還需要多方面的知識的結合，並且深深體會詩人彼時的遭際與詩歌體現出來的情感，或許才能為更好地理解詩歌打下一定的基礎。與前述簡錦松那些「回到現場」的努力，

流沙河先生更多使用文字音韻，以及文化地理方面的知識，再加上民俗風氣的考索，來使得回到「詩經現場」成為一種可能。

流沙河，攝影：方正

以前把《關睢》一詩要麼說成是表達后妃之德，要麼說是反應勞動人民的詩歌，這首詩「它的現場在哪兒？現場在一條河邊上，下游那邊，有漁夫，幾個漁夫幾隻船，放了一大群魚老鴉，站在江邊，呱呱呱地叫，捉魚」（《詩經點醒》p.10）。而采荇菜則是一種既可以拿來祭祀祖先，又可以促成男女相親的民俗活動。而《漢廣》與《蒹葭》二詩聯袂來講，前者為紀念漢水女神，沙河師認為甚至後世湖北到四川放河燈的習俗都是由此而來，後者則是悼念溺水而亡的馮夷，兩者都與民俗活動很深的關聯。這樣的紀念與端午節紀念屈原並不分別，只是這樣的紀念活動失傳了，故很難理解這兩首詩本身。在流沙河先生看來，《蒹葭》不是一首情詩，男女相愛的確很美好，「但真相不是這樣的，真相更真實，但是不一定那樣美好」（同上p.35）。一如王國維先生早年讀哲學習文學所謂：「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轉引自王宗樂《苕華詞與人間詞話述評》p.5，香港文昌書局1976年版）

學者史傑鵬在解釋《蒹葭》一詩時說：「我總懷疑，這個傢伙是碰到了女鬼，但他是個詩人，於是把自己的遭遇寫了出來，意境鋪陳得特別美好，迎合了人內心深處杳渺、若有若無的理想，於是流傳千古。它像誰的詩呢？意境有點像李賀，但整個地氛又像李商隱。他寫的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情緒。」（《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詩詞二十講》p.52，北京十月出版社2018年5月版）其實他這個說法，是變相承認這首詩若是作為一首愛情詩來看，有些地方不一定解釋得通。好在把它當作一首詩時，他自圓其說的能力是高明的：「而情緒正是文學的真諦，情感不是。」

就像流沙河先生否認這首詩一直以來的兩種主題解釋——一為隱士，二為愛情——隱士藏來藏去搞得很累，愛情來去近乎不可捉摸，正是類同於「碰到了女鬼」，故他認為這首詩是悼念馮夷溺水而亡這個失傳的民俗活動。

三、破案方式

《詩經點醒》比《詩經現場》與《流沙河講詩經》更具有「破案」效果，其原因何在？一來相比後二書所講或者評論《詩經》八十一首之龐大篇幅，《詩經點醒》只講了十三首。再者，後二書更多面對的是傳統讀者，《詩經現場》是紙書，完全是先生自己寫作出來面對讀者，《流沙河講詩經》則是面對成都市圖書館的現場聽眾，不需要後期再剪輯與文字校對——這次整理而成的《流沙河講詩經》，與這個講座的關聯度，遠不如《詩經點醒》這麼高——但《詩經點醒》則是在網路上用文字加視頻來傳播，其所面對的絕大部分聽眾和讀者，都只是看視頻及讀文字，不似現場所親見，即有後期的剪輯與校對工作。

《周南·芣苡》一詩有不少的疑點，但在有一點上大家似乎達成了共識：這首詩前面有個序是漢代衛宏寫的，「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這就縮小了破案圈子，說明這首詩里的「芣苡」是有利懷孕的，於是就有各種猜測如車前草、益母草等。但流沙河先生認為不是這樣，一來車前草與懷孕沒有關係，他舉例宋代就有醫生名寇宗奭做實驗否認車前草與懷孕有關。二採摘益母草不需要「薄言捋之」這個「捋」的動作，還無法與「薄言袺之」這個「袺」字所代表的服裝之用途相配搭。否認了芣苡就是這兩種東西，「這樣，我們就像破案一樣，這個圈越收越小了」（《詩經點醒》p.39）。

但破案的圈子越來越小，並不表明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隨後他談及中國古代氣候的變遷，又從《逸周書·王會》里讀到西邊少數民族給周天子獻桴以的事；再者他把夏禹王的媽媽不小心吞薏苡而懷孕的傳說，與夏民族將薏苡當作圖騰的事聯起來；同時也把薏苡為何後來在北方消失的氣候條件說清楚，並且把馬援到越南打仗帶回來一口袋的薏苡事整合在一起，再從文字學討論「私」和「師」與「苡」的關係，最終令人信服地得出芣苡就是薏苡（薏仁）的結論。不特此也，他為坐實這個結論，還請騰訊·大家的趙瓊專門給他買了一本關於薏仁的科學類書來研讀。

流沙河，攝影：江樹

至於《陳風·澤陂》一首的「破案」，也非常有趣，值得一說。總體來講，詩經的毛詩本比齊魯韓三家詩的版本要好，但也有例外。比如通行毛詩版的《澤陂》「傷如之何」，流沙河先生對照三家詩，發覺了韓魯版本都是「陽如之何」，而「陽」可釋作「我」，那麼這首詩就是以男詩人第一人稱所寫的詩。男人為何這樣傷心呢？有美女不是好事情么，趕緊結婚，明媒正娶不就行了嘛。結果流沙河先生考證出他與這位美女是同姓，蒲與荷都在同一個水塘裡面。「我後來偶然從古人解釋這首詩中找到一句暗示，我忽然得出，他們同姓。同姓不準婚姻，這是由於近親繁殖會導致各種遺傳疾病、殘缺。」（《詩經點醒》p.100）這個推理過程還是比較出彩，但這樣的縮寫肯定無法表現出其精彩何在，故應該讀原文才是。而其它推闡得比較出彩的「破案」篇章還有《周南·汝墳》與《召南·小星》等，但限於篇幅，不能盡述。

眾所周知，

「現場」這詞更多用於新聞調查和公安機關破案，既是「現場」，則必然要調查，也要做偵探與勘察工作。

這就是我所說「詩經現場」與「文字偵探」的取名，其精神實質是相同的原因。這裡面蘊藏著他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求真精神，有不竭的好奇心，也與他本人對科學一直有興趣——舉凡天文、地理、植物、土壤等都有興趣，早年考上川大農業化學系，實在埋藏著他對科學諸多領域不竭的愛好。甚至不妨說，他寫新詩時都相當注重詩行與詩意間的邏輯自洽，其實也是他的一些新詩不那麼「可愛」的原因。當然這樣的「現場破案」，也並非每次都令人完全心悅誠服，至少《衛風·氓》里對頓丘的考索，我並不贊同，後面公布一點商榷意見。

四、同一詩句的不同闡釋

一般說來，對同一首詩的觀點與看法比較成熟，前後的一致性相對較高。但這種較高的一致性，並不表明不能因認知而改變。從《詩經現場》的出版，到成都市圖書館以及騰訊·大家的演講，沙河先生對同一詩句的不同看法，時有所見。這時有所見，既表明他認知的不斷變化，也展示了他自我的糾錯能力，以及對學術求真的追尋。

如《氓》里的「抱布貿絲」，開始他贊同聞一多先生的說法，將其講成是「拋」。「你既然都說他氓之痴痴，都瓜兮兮的，怎麼會弔兒郎當地把錢拿來拋呢」。故在他講到《召南·小星》一詩里的「抱衾與裯」後，他放棄了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抱」字講作「拋」字實在沒有更多它例可供援引，如老子講的「抱陽而負陰」，此句中的抱字，你不可能解釋為拋。更重要的是《詩經》裡面與「拋」字有關的詩與字，已明顯地表達在《摽有梅》之「摽」字上，「抱布貿絲」與「抱衾與裯」都應該講為「攜帶」（《詩經點醒》pp.166—167）。不特此也，他還舉「摽有梅」中的「摽」字與潘安出街收一車水果（因其貌美而被女性拋扔水果），以及1895年成都因「打李子」的習俗，與當時影響很大的「成都教案」的關係（《流沙河講詩經》p.13）。

若上例是在同一個系列講座中，講著講著就修正了的話，那麼下兩例則是不同的講座，或許是隨時間的推移而有理解上的改進。如《澤陂》一詩里的「寤寐無為，輾轉伏枕」，「還是說他夜晚翻來覆去睡不著，趴在枕頭上哭」（《流沙河講詩經》p.85）。而後來他否認了「伏」字就是「趴」在枕頭上的意思。「『伏枕』，『伏』就是趴在枕頭上，這個好像不通，你前面明明說了沒有辦法睡，翻過去又翻過來，怎麼會一直伏著呢？伏著這個人就不能輾轉，要輾轉就不能夠伏，所以『伏』字這個動詞要另作解釋。」

怎麼個另作解釋法呢？他不僅舉了陸遊的詩句「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還舉成都天回鎮出土的說書俑，將「負」解釋成「拊」，亦即擊打後便說：「這個『伏』要解釋成這個『拊』，就好解釋了，『伏枕』是『拊枕』，按著枕頭睡，翻過去睡不著，翻過來也睡不著，起來按著枕頭打」（《詩經點醒》p.101）。當然更準確的表達是，不必「起來」即可欠身抬頭而雙手拍打枕頭。這個解釋自然比上一個解釋在邏輯上更為自洽。

在講《四月》一詩第七章「匪鱣匪鮪，潛逃於淵」時，他說鱣魚是鰉魚，鮪魚是鱘魚，「這兩種魚是游在河裡面最深的地方」（《流沙河講詩經》p.182）。而在講《碩人》里的「鱣鮪發發」時，他發揮道：「這個『鱣』和『鮪』是什麼魚？古人很長一段時間說不清楚，直到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才把它說得比較清楚了，是一種海魚，一種叫『鱣』，大得很，還有一種叫『鮪』，『鮪』就是鱘魚，鱘魚的卵可以弄出來做魚子醬，都是海魚」，還說「讀書要仔細，是因為關於這兩種海魚有最明確的記載，就是每年陰曆三月下旬，這兩種海魚都要回遊到黃河裡面來產卵」（《詩經點醒》p.66）。

如果只讀到前者，就會以為鱣魚與鮪魚是河魚，哪怕它們「是游在河裡面最深的地方」的魚，但從後者來看，它們是海魚，只是隨季節回遊到黃河來產卵。也許是《碩人》一詩所展示的季節與地方，使流沙河先生在前一種解釋上，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因為《四月》里「潛逃於淵」的鱣鮪，緊接著的是江漢流域、長江流域，不知鱣鮪是否也有回遊長江的習慣，而且時間上也是否剛好合適。總之，我們看這不同的解釋，也明白先生的講解在不斷精進與糾錯之中，這是做學問值得效法的地方。

流沙河，攝影：方正

五、取諸日常物事的講解

《詩經》已經離我們非常遙遠，要讓現代人明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做到這點，當然不能如孟子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為「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賢者在這裡不是道德判斷，而是求真能力與做學問的才華。

如此看來，流沙河先生是當得起這樣的稱譽的。

具體說到在日常物事里「以其昭昭」而「使人昭昭」的方法，於流沙河先生的講座與寫作中是不少的。如用大家習以為常的生活例證來譬比，講《常棣》里的「脊令」，你無論怎樣科學地講它屬鳥里的哪一種，要讓人明白，都不是太容易，但他謂蜀人稱之為「點水雀」，一下子大家都明白了。一般說來，大家都在其間「游泳」的「語言」河流，若不經提醒，「百姓日用而不知」，但一經說破，真能達到「點」而「醒」之，立竿見影的效果。我此前提過流沙河講莊子的「散焉者」（今川人謂「散眼子」）、「信德厚矼」之「矼」，今川人仍說一個人耿直謂之「直矼矼」，這樣的例證為數不少。

這次讀《流沙河講詩經》又得兩例，表彰出來以便讀者明了先生運用近取諸物，講解古奧之事的能力。《匏有苦葉》里「深則厲，淺則揭」之「厲」字，「這個『厲』與『砅』同音，『砅』的意思是踩著石頭過河。這是過去的一種渡河設施，就是在水裡豎一溜大石頭，間距很小，高出水面，供人踩在它上面過河，稱為『跳蹬』。我們成都有個地名叫『跳蹬河』，原來那裡就有『跳蹬』」（p.30）。成都稱「跳蹬」，我老家叫做「石步兒」。這樣講一個字，讓成都以及四川的聽者會終身難忘。就是他地的人，也會找到相應的稱呼來理解這個看上去抽象的「厲」字，使聽眾和讀者明白，古詩文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是相關的，並非躺在停屍間。

《碩鼠》這首詩因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讀的人非常多。不僅老師有講解，也看過不少分析，不過還是先生的解說令我解頤。如「三歲貫女」這個「貫」字，一般都說寵壞了，這解釋不能說有錯，但對學生來說記不住，理解不深。「這個『貫』字就是我們說的『慣適』，鄭玄為這首詩作注，就說明『貫者，適也。』」（p.70）四川人看到這裡，會心一笑，原來如此，因為「慣適」這詞至今仍在我們生活中常用。比如我們說某人溺愛小孩，就說某人把他慣適成那個樣子，實在愚蠢。方言土語中有些越土的可能越典雅，如四川樂山話說「一塊人」之「塊」，與荀子的「塊然獨立天地間」（《性惡》），莊子「塊然獨立以其形立」（《應帝王》），劉琨「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答盧諶書》），難道沒有那麼一點整體感與孤獨感在其中么？

像這樣取諸日常物事的講解，不勝枚舉。《斯干》里的「秩秩斯干」之「干」字，「干就是間，房間的量詞，一間房、兩間房的『間』，我們四川人不是到現在都還讀gan嗎？就是古音」（《流沙河講詩經》p.153）。四川人吃飯說的「冒兒頭」，可以在《詩經》《大東》一詩里找到祖述的來源，「『饛』讀音meng，是形容詞，食物盛滿器皿的樣子，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冒』」（同上p.171）。「毛病」一詞似乎大家都知道，但知其所以然者並不多。在解釋《四月》里的「亂離瘼矣」，流沙河先生說：「瘼者，病也；我們現在說『毛病』了，就是『瘼病』的音訛。」（同上p.180）

如毛毛雨，似乎大家都知道，但要說出個子曰來，殊非易事。對於《信南山》一詩里的「益之以霢霂」，他說：「霢霂者，小雨也，讀音mai mu，我們經常說的『毛毛雨』，就是『霢霂雨』。後來因為我們弄不清楚『霢霂』這兩個字，按照讀音就寫成『毛毛』，毛毛雨下的不是毛，而是濛濛細雨，就是『霢霂』」。在解釋完「霢霂」二字後，他來了個近乎方法論上的總結：「所以，《詩經》中有些看似極深奧的東西，其實是非常淺顯的日常用語，只是我們平時沒有意識到而已。」（同上p.191）

流沙河，攝影：方正

六、兩點商榷

通讀流沙河先生《詩經現場》、《流沙河講詩經》、《詩經點醒》三書，可以說絕大部分觀點我都贊同。但也有不同意之處，此前我在寫文章時表達過。那些曾經表達過的不同，就不再重複了。現就其中兩點新的商榷陳述如下，以志「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一點微忱。

「現場破案」多了，難保百分之百的準確率，這應該算是一個常識，因為人的知識與經驗都是有限的。

流沙河先生很佩服陳子展先生的詩經譯本《國風選譯》與《雅頌選譯》，認為是真有學問，不過他對陳子展先生謂《澤陂》是諷刺陳靈公和夏姬就有不同看法，同時他也不同意陳子展關於《氓》里的「至於頓丘」，不是在百里之外的頓丘的看法。對於前者，我贊同流沙河先生的意見，對於後者，我得多說幾句。

家裡沒有陳子展先生的《國風選譯》與《雅頌選譯》，但有《詩經直解》，我看了其間《<國風選譯>內容提要》與《<雅頌選譯>內容提要》的體例與描述，應該就是這二書合起來成了《詩經直解》。我看陳子展先生對《氓》一詩的翻譯及注釋，在「至於頓丘」的注釋，只引了魏源之說：「淇水、頓丘，皆衛未渡河故都之地」（《詩經直解》p.180，復旦大學1983年版）。但在《詩經點醒》中沙河先生卻說：「他（指陳子展——冉注）說的人家有一個古城是頓丘城，但是這個不合適，他說太遠了，百里之外不可能送。錯了，人家之所以要把這個地名寫出來，兩個人捨不得分手，送就送到百里以外了，送到頓丘那個地方才分手。」（《詩經點醒》p.138）我不知沙河先生何所據而云然，如果按照陳先生所引魏源之說，他應該是同意此說，那麼他就會認為更近的頓丘比百里之外的更古，不應該得出沙河先生的結論。

河南有兩個頓丘，一個是離朝歌城百里之外清豐縣之頓丘，另一個是離朝歌城不到二十公里的浚縣之頓丘，亦即衛國時的頓丘，不是同一個頓丘。前者是漢置頓丘，三國時曹操還當過頓丘令，在今清豐縣。當地各地方志以及2005年版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都說得相當清楚（以上所得見解主要參看傅道彬《至於頓丘》，見《文史知識》2008年10期）。換言之，如果說百里之外的頓丘比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衛時頓丘更古老的話，那此說是不成立的。倘若沙河先生所引陳子展先生的說法不誤的話，那們他與流沙河二先生二位都錯了，但錯的方式不一樣。但我懷疑是沙河先生申引與理解可能有差池，不然就難以理解陳子展先生引魏源之說的用意。當然若沙河先生所據版本更早的話，那時或許陳先生是如此看法亦未可知。

在講完《豳風·鴟鴞》一詩後，沙河師議論道：「周公不僅是個優秀的詩人，而且他的人格也非常偉大。他不會因為這個局面不好維持，就乾脆自己把周成王取代了。周公不是那樣的人。他想的是要江山傳之久遠，要制定一個可以避免動亂的制度，所以他下定決心，無論多麼艱難也要堅持下去。請大家記住：這個時候的周公只有二十多歲，一個青年政治家，就是這麼偉大，也是如此真誠，所以才會有《鴟鴞》這樣的好詩。」（《流沙河講詩經》p.114）

我承認周公不錯，沙河先生的部分評價我亦認可，但說其偉大則有拔高之嫌。

因為對人的罪性保持警惕（其實也是對自身保持警惕，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應該是我們判斷社會與人的常識。當然這樣即興的講話，難免說得有點過頭。反倒是白居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倒更合實情。周公的做法對他自己及周朝來說，都只能說是將自己及家族利益在理性上最大化而已，沒有什麼可誇之處。周代的嫡長子繼承製更是對血緣及國家政權的雙重偶像化，從中導出的天命觀，從實用的角度看，比兄終弟及的權力更迭，是要高明一點。

流沙河，攝影：方正

七、其錯自糾是不夠的

任何書籍要想完全消滅錯誤，都是很難的。除了古人常說的，消滅錯誤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外，還主要在於任何人，無論在知識還是在思慮上，都是有限的。

《流沙河講詩經》一書是對流沙河先生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於成都市圖書館講座的整理，整理者是他的受業弟子石地兄，其整理態度之認真是少見的。其認真的表現之一，就是整理當中幾乎沒有錯誤——這當然與我的認知有關，也許我沒看出來——但有一點可惜的是，把沙河師講座時的聲口，基本上給「整理」掉了。單就此點來看，與《詩經點醒》一書相比，很有些不同。原來石地兄遵沙河師之囑，參考了向熹、余冠英、陳子展諸先生的研究與注釋，再加上為使上下文順暢，盡量汰去了重複，倘若後來再講，就說在某首詩里講過。這既是優點，但也許對未曾聽講的讀者來說，或是一種損失亦未可知。

說《流沙河講詩經》一書的整理幾乎沒有錯誤，但也不是完全無可商之處。如在解釋《凱風》中的：「睍睆黃鳥，載好其音」，言及「睍睆」是「象聲詞，鳥叫的聲音；黃鳥又叫蒼根鳥，民間叫黃鳥窩兒，就是杜甫《絕句》裡面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的那個黃鸝，它的叫聲非常悅耳，所以『載其好音』」（p.29）。「蒼根鳥」應該是「倉庚鳥」之誤，這應該是石地兄在整理時不小心出現的拚音還原之誤。因為講《七月》時的原文「有鳴倉庚」並沒有錯，再者《東山》一詩里尚有「倉庚于飛」，最後「石地後記」里還引述了「有鳴倉庚」這句詩，不會不知道黃鸝就是倉庚。

我是騰訊·大家「詩經點醒」欄目刊載時最終的校對者，遺憾的是，這次出書時卻未能再校一遍。故這書里的一些整理錯誤，雖然有可以推諉的客觀原因，但其錯應該由我負責，希望下次能有所修訂。如先生講「美目盼兮」，黑白分明謂之盼，而民間河南謂之扮媚眼，四川則為「丟眱子」，我整理時錯寫成「丟翳子」（p.62）。另外如「這個晏本身就是從日安生」（p.150，「生」應為「聲」），講《柏舟》時說到「晦朔弦望」，「我們看到那個月亮，後來圓了以後慢慢慢慢焉，焉了慢慢缺，缺了慢慢小，小了就消失」（p.110，焉應為「蔫」之誤），而「逢彼之怒」，結果有次掉了個「怒」字（p.111第七行）。古字讀音的標音調也有少量地方不統一，應該在再版時統一，以便讀者不惑。至於有朋友讀到《詩經點醒》講「芣苡」說到《尚書》里有《周書》，《周書》裡面有《王會》篇（pp.42—43），查找後令他困惑。其實這沒有什麼可困惑的，因為「周書」又名「逸周書」或「汲冢周書」，就能在「王會」篇里查到西方少數民族給周天子獻「桴以」（芣苡）的記載。如果要在每種引文里都來這樣的注釋，講稿就會膨脹很多倍。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字創造或者物種稱呼裡面，有一種「其名自呼」的現象。如「關關睢鳩」之「關關」二字可謂對魚鷹聲音的模擬。錯誤當然應該常常自糾，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盲點或者死角，往往需要依靠他人的指點，才能達成對更多錯誤的糾正。

（2018年8月4日起筆，中輟。8月17至19日晚續寫就，20日改定）

【圖書信息】

《詩經點醒》

作者：流沙河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品方：文治圖書

出版年：2018-7

頁數：176

定價：38.00元

裝幀：平裝

叢書：流沙河講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