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變異和徵信系統弱化才是滴滴平台頻繁出事的根源，程維需要出來走兩步了！

浙江樂清乘客被害事件，終於隨著26日相關監管部門頻繁約談滴滴平台，滴滴順風車業務暫時關閉給了被害人和公眾一個交待。

這個交待顯然並不足以讓公眾滿意。滴滴在自查進展中除了免職了兩個中層管理人員之外，還是在強調由於服務體量巨大，「我們的安全管理和處置能力也面臨巨大的挑戰」。同時滴滴的水軍和洗地稿開始在各種媒體平台出現，滴滴試圖再次將自己定義為一個交易撮合平台，而且在各種媒體平台的評論區出現了「計程車出現的命案我怕是一年幾十起，滴滴有什麼好噴的」言論，試圖將火引到計程車行業。

滴滴公關的聰明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個輿論沸騰的時間點上，我們好像忘記了些什麼？關閉順風車也許只是滴滴保帥的一個策略而已。這種涉及到人命的安全事件，如果發生在工業、建築等領域，其結果是什麼？至少在案發的第一時間，企業負責人，企業安全負責人及當時生產安全負責人都會被執法部門控制，在滴滴連續發生惡性事件的情況下，程維和柳青在哪裡？

今天的交通部網站上發表評論稱，「事前不做有效防範，事中不能積極干預，事後標榜高價補償，滴滴的安全底線在哪裡！生命只有一次，豈是金錢可以贖買的？安全漏洞的背後是企業安全管理制度的機械僵化，根源上卻是企業負責人安全責任的嚴重缺位。」

而在交通部的另外一篇評論中更是說清了問題的根本，「因你的任性妄為，造成生命的凋謝，是對生命的藐視，更是犯罪」，並進一步指出，「忽視安全管理，安全底線一再丟失，對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敬畏心，缺乏依法經營的意識，缺乏對乘客安全負責的社會責任心，缺乏科學有效的安全管理體系」。

共享出行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平台的商業設計過程中的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直接表現在企業對商業利益和公眾利益的平衡上。

2012年共享出行興起之時，包括滴滴在內的共享出行平台，對社會和公眾最大的價值，是通過出行行業，構建起了基於出行的用戶和司機的徵信體系，而這種徵信體系，在維持著整個出行平台的用戶和司機的優勝劣汰。

在共享出行興起之時，乘客在選擇出行服務時，平台會在明顯的位置推送司機和用戶的徵信信息，從而通過用戶和司機的雙向匹配達到交易的約定和信任的建立。只需要一定時間的積累，無論用戶端還是司機端，個人的徵信信息就會成為個體的自然性屬性，從用戶的選擇中，對那些品行不端的司機會形成制約，最終因為乘客評價不同而遭淘汰。在樂清姑娘被害事件中，司機前一天就有不端的猥褻行為，這已不僅是行為不端或信譽不好的行為了，如果滴滴的司機的徵信系統完善，這種用戶投訴對司機形成的影響可能就會是停運，而樂清姑娘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生活中沒有如果。樂清姑娘的悲劇就產生於滴滴價值觀變異後徵信系統的崩塌中。

隨著滴滴平台的壟斷形成，本來由用戶和司機雙向選擇形成的交易撮合體系，變成了由滴滴平台的派單方式，這種方式明顯優勢就是提高了交易的達成率，隨之而來的是滴滴的營收增加，同時在滴滴派單的過程中，已經不再在明顯的位置顯示司機的徵信信息。由廣泛用戶評價的司機徵信體系支撐的交易平台，變成了由滴滴平台派單模式，對於司機的徵信評價就變成了滴滴的單方行為，乘客出行安全的風險就由滴滴平台來保證，而這種保證是由滴滴的商業價值來決定了。

在急需商業變現的壓力下，對於提高交易率和營收的訴求成為滴滴平台的最大訴求，滴滴的價值觀就變成了金錢第一的價值觀，但滴滴提供的卻是一種類似公眾服務的服務，這個悖論是滴滴平台事故頻出的根源。

不要指望一家公司能承擔公眾服務過程中的服務提供者的徵信問題，況且這種公司本身的價值觀就是唯利是圖。在瘋狂的擴張中，對司機的渴望不可能讓他們可以甄別個性的良善，同樣要依靠司機的成交來提高營收的利益訴求，讓滴滴根本無法去對用戶投訴進行實時的系統化處理和對司機進行實時的處理。事實上，從樂清姑娘被害事件來看，滴滴根本不是對用戶投訴處理不及時的問題，而是根本不願意處理的問題。對滴滴來說，處理或封停一個帳號，意味著滴滴要少一份收入，要知道，滴滴要從每份順風車交易上抽提10%以上的「苛捐雜稅」，而快車和專車的抽成更高。

當一家承擔類公眾服務的公司變成唯利是圖的「獨角獸」時，就只有獸性了，由公眾建立起來的司機徵信系統也就成了擺設，要靠一家唯利是圖的公司來承擔公眾出行中的安全，這種美好的願望基本是水中花鏡中月。

所以無論從國家生產安全的角度來考量還是從公眾出行安全訴求來看，滴滴都是做惡者的幫凶，不只是處理兩個小嘍啰，停運順風車系統就可以矇混過關的。

程維和柳青，你們需要出來走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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