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因《岳陽樓記》走紅，做了三大好事，留下一個把柄至今被黑

滕子京之所以後世留名，不少人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應該說，這話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考量滕子京一生的所作所為，似乎這樣說又有點委屈了他。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平庸的官員，他的人生足跡有不少閃光點。

滕子京（991-1047），名宗諒，北宋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陽東）人，與范仲淹同為大中祥符進士。不幸的是，滕子京當官不久就因「經濟問題」而官司不斷，後世甚至還有人說他是個貪官，根據是司馬光《涑水記聞》中的兩段記載。一是「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為台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二是「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於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那麼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先說第一個問題。中央派去的調查組給出的結論是：滕子京在涇陽有16萬貫錢違規使用，他剛到涇陽上任的時候，按慣例把這些錢犒賞給「諸部屬羌」，間或也饋贈予「游士故人」。御史劾奏後，滕擔心連累其他人，就焚燒了賬本和名冊。

這裡的問題是，滕子京為什麼要犒賞「諸部屬羌」和饋贈「游士故人」？

這就不能不涉及涇陽地域的特殊性。眾所周知，涇陽是和西夏交界的邊疆地區。據《宋史·范仲淹傳》記載：「元昊反，陰誘屬羌（酋長）為助。」元昊者，乃西夏皇帝，他自立為帝，不斷拉攏、誘使當地的少數民族酋長們做他的羽翼。就是說，「諸部屬羌」是宋和西夏「統戰」爭取的對象。誰爭取到了這些人，誰就多了一些朋友，少了一些敵人。

至於「游士故人」同樣不容疏忽和怠慢。據洪邁《容齋三筆》記載：「曩霄（即西夏國王元昊）之叛，其謀出於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友善。嘗薄游塞上，有經略西鄙意。」當時，韓琦、范仲淹為邊帥，曾召見過張、吳等人，雖有爭取他們為國效忠之意，但沒有及時安排、使用他們，致使張、吳等人投奔西夏。張、吳為敵所用以後，駐守在邊防的將帥才開始善待知識分子。由此可見，滕子京「挪用公款」招待、饋贈士人的動機也都是為國家留住人才，自己並未從中牟取私利。據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鑒》，滕宗諒的所謂「經濟問題」，最先是禮部侍郎鄭戩揭發其「枉費公用錢」，接著監察御史梁堅彈劾。然後朝廷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勘鞫此案，燕度勘鞫的結果是滕子京並沒有貪污行為。

此事皆范仲淹親歷，他曾兩上奏章為滕辯誣：「梁堅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勞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兵敗後，向西州官員驚憂，計無所出……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葛懷敏兵敗定川寨直接導致渭、延、鎮戎三地失守，沿邊各郡震驚。滕子京鎮守的涇州離定川僅百餘里，滕卻臨危不亂，一面招募數千百姓戎服守城，一面選派偵探深入敵後搜集情報，並親書簡檄，分送各郡以為防備。范仲淹帶領一萬五千兵馬來援，卻又遇上陰雨連綿，不能到達。故而士兵憂沮，軍心渙散。面對此情形，滕子京先是隆重祭奠定川之役中死難的將士，並以重金優撫其親屬；接著大擺酒宴犒勞士卒，「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此外，他還「厚撫羌族」。范仲淹正是看到了滕子京治邊有方，是可用之才，才 「薦以自代，擢（滕子京）天章閣待制，知慶州」。

可是，梁堅等人卻抓住滕子京在危難時刻的權宜之計大做文章，確實令捨身為國者寒心。故而范仲淹在《天章閣待制滕公墓志銘》中云：「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16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餉並而言之，誣其數爾。」由此不難看出，梁堅純屬移花接木，栽贓誣陷。

再說第二個問題。不言而喻，滕子京是拖著尾巴到岳州去的。

滕子京在岳州做了三件大事：承前制修岳陽樓，崇教化建岳州學宮，治水患築偃虹堤。毫無疑問，修堤建學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有預算，只要不違規使用，不會出什麼問題。可修岳陽樓與國計民生扯不上多大關係，因此國家財政絕對不能負擔。那如何籌資呢？滕子京想到了獨特的辦法：幫助老百姓催舊賬、呆賬、爛賬、死賬，催來的錢捐獻給官府。

但是，滕子京還是給詆毀他的人留下了一個把柄。他沒有設「會計」、「出納」和建賬立冊，而是自己大包大攬，收錢、出錢一個人說了算。這就是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說他「自入者亦不鮮焉」的原因。也許有人會問，如果說滕子京不是貪財的人，為何干這種蠢事？

這裡有三個原因：一是源於他的性格，「倜儻自任」，過於自信；二是他對當時的吏治非常了解，小吏們極為貪婪，凡掌管錢財者多有貪墨行為；三是古時並沒有如今的財務管理制度。

應該說，《宋史·滕子京傳》的結語「及卒，無餘財」，已經把問題說明白了。但由於有「自入者亦不鮮焉」的記錄，人們還是寧肯信其有，不肯信其無，所以有必要揭開《涑水記聞》的面紗。

《涑水記聞》一書，史學界一致公認是司馬光隨手記錄的雜記，是他為撰寫《資治通鑒後紀》採擇或「考異」準備的素材，準備編書時取捨，絕大部分內容是未經過認真核實的傳聞，故而其中部分內容並「不足信」，甚至有「捕風捉影」的成分；有的只記了個大概，內容雖基本符合事實，卻語焉不詳。《辭海》說它「也有一些得之於傳聞，內容不盡屬實」。歷史學家鄧廣銘指出：「在《涑水記聞》的全書中，司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見到處可見，有時且竟不惜把變法派的人物加以醜化，這就會使《記聞》的說服力要大受損害了。」《涑水記聞》關於岳陽樓募捐一事，就屬於傳聞。既有「自入者亦不鮮焉」的「莫須有」指控，又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的讚頌。特別是滕子京屬於范仲淹的改革集團成員，拿滕子京的傳聞說事，既表明滕子京在那場政治鬥爭中做了犧牲品，又表明，岳陽樓募捐風波乃至《岳陽樓記》的成文，都是當時政治鬥爭的產物。

由此可見，滕子京是個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而又有著廉潔操守的人。歐陽修稱滕子京：「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儘管他一生坎坷，但難能可貴的是，始終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良好心態，不僅是范仲淹引為同道的「斯人」，也成為一代為政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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