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帶燈》這本小說帶來了什麼

我跟老賈是同事，他是主編，我們做了21年同事了。藝術審美是需要拉開點距離的，我們距離近，辦公室緊挨著。太近了，許多東西就看不清了，屬於燈下黑吧。我參加過他太多次研討會，但基本不說話，只是幫忙做些會務。今天因為是這個形式，要是上午的形式我還不準備說。現在這個氣氛有點兒像我們《美文》編輯部開會，就事說事，實話實說。我說三點，因為是燈下黑，我就瞎說。

第一點，我先說說他怎麼寫人，怎麼寫事情。

老賈的寫作是用中國人的腦子寫中國人。我們的當代文學，學習外國文學太投入，都不太像中國人的文學了。天真或者逼真地模仿外國人寫作，不叫國際化，也很難達到超一流水平，叫「影子文學」還差不多。世界上強大的民族，都是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思考事情和做事情的。文學是人學，老賈是這麼寫人的。當然，他還寫得不夠好，至少離我覺得他應該達到的標準還有點距離。但他這些年，寫的這些書，都儘力地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創作著中國人的文學作品。老賈寫事情，是放在變化中去寫，放在越來越複雜了的社會狀態中去寫。在他的長篇小說中，只有《浮躁》這一本單純一些，以後的那麼多本，都是越寫越複雜。

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中國社會有多複雜呢？我舉幾個細節，比較著，也分析著去看。

先看大的方面。我們現在是世界經濟的老二了，經濟上挺強大。我們開了奧運會，世博會，還有大閱兵。有那麼多開發區，有深圳速度。有珠三角經濟區，海峽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關天經濟區，以及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等。我們用三十年時間，摘掉了貧窮落後的帽子，揚眉吐氣地做中國人了，這是很了不起的。這些是大的方面。

我再舉幾個小例子，對應著去看。

在今天的農村，有那麼多無依無靠的孩子，叫留守兒童。有那麼多無助的老人，叫留守老人。不僅僅落後的村子有這種情況，中度發展的村子這種情景更多。而且這不是個別現象，不是小數字，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群體。一個時代被叫作太平盛世，有一個底線標準，就是老有所養，少有所教。比這種情況更值得深思的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人在哪裡呢？在城市，學名叫農民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農民工，現代漢語詞典里應該收入這三個詞，但該怎麼注釋呢？該怎麼向我們的後代解釋這件事呢。據相關資料統計，城市農民工的數字大約二億六千萬，差不多有半個歐盟，十個台灣那麼多。這些人口是流動的，是我們當前社會裡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秦朝是怎麼滅亡的？在暴政苛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流民問題。秦國政府為了鼓勵老百姓生兒子，制定了土地獎勵政策，生兒子獎土地，生閨女什麼也沒有，後來沒這麼多土地了，這個政策就作廢了。這是秦朝流民問題的成因。今天的農民工，以及留守兒童，留守老人，人口更多，情況也更複雜。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大眼珠子，少看幾眼GDP，扭頭看看這邊吧。

再說說河流。有一份調查資料說，在我國經濟發達及半發達地區，有接近50%的地下水資源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地下水是和土壤、農林植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就可以解釋湖南多個地方收穫的「有毒大米」事件了。三十年的時間，地下水被污染了，要想恢復過來，恐怕需要九十年。地下水是這個樣子，地上水又怎麼樣呢？1949年建國以來，我們的政府在兩件事上下手有點過重，其中之一就是對大江大河的治理。黃河上修了那麼多水庫、水電站，其中的功與過已經不需要後人評說了。黃河如今是經常斷流呢。在黃河下游，河北、河南和山西一些相鄰的村子經常為爭水集體鬥毆拚命呢。長江這方面的話題也有點沉重，具體的不太方便說，但長江沿線的一些湖泊這些年已經不斷發出警示訊號。在大江大河上大動手腳，是會導致重大生態變化的。我們下手過重的另一件事是祖墳挖的多。是從明十三陵定陵開始的吧，帝王的，大臣的，各方著名人物的，我們以保護的名義做著太多的破壞工作。所謂的「曹操墓」鬧了多大的笑話，這是開先人的玩笑呢。有一年我在新疆一個小博物館，見玻璃罩子里躺著幾個乾屍，就感慨地想，這幾位當年究竟犯了什麼天條，以至於一千年之後在這裡暴屍。老祖宗留下的遺產，是給子孫萬代的，不是只給我們這一代的。現在有一個時髦詞，叫「可持續發展」，我覺得說得太輕描淡寫了，地下水，地上水弄成這樣子，讓我們的後人怎麼生存？又在不遺餘力的挖祖宗留下的東西。我們這一代人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實際問題，如何給我們的後人做個好一點的祖先。

還有我們的人文生態問題。

有一出老戲叫《除三害》，主人公周處本事大，能力強，卻是個村霸，橫行鄉里。他上山斬惡虎，下水除蛟龍，為民除了兩害，卻不知道自己是第三害，後來受高人點撥，進山悟道去了。如今周處這樣的人在社會上比較多，有的還挺受尊重，進了政協或人大。什麼是人文生態呢？在以前的村子裡，對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基本是有共識的，做壞事當惡人是被多數人不齒的。如今這個底線遇到了挑戰，今天有「販毒村」，「販賣人口村」，「偷盜倒賣自行車村」，還有「洗腳按摩村」，差不多一個村子就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這些「問題村子」的出現暴露著一個大問題，在利益驅動下，是與非的界限沒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線斷裂了。

人文生態的惡化對我們社會進步的威脅是極大的，我們再來對比著看一個現實，我們現在經濟上強大了，世界經濟排名老二，但中國人行為做事的信譽度排名是老二嗎？我看排進前二十名都危險。我們用怎樣的眼光看身邊暴富又行為不端的「煤老闆」「油老闆」呢？

蓋房子是重視打地基的。社會這所大房子，地基就是人文生態。人們的行為要守一個基本準則。「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害處是把中國人傳統行為準則破壞了，那些年有一個口號叫「破四舊」，是指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舊中國被尊稱「禮儀之邦」，我們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規矩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鄰里往來，都有規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規。把這些東西都廢除了，有更好的東西替代它嗎？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上取得了大成就，但中國人傳統性格里善良淳厚的東西隨風飄逝了多少呢？我們的經濟大廈這麼宏偉，但支撐它的地基是什麼呢？我們如今有「學雷鋒」「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這些東西好是好，就是有點簡陋。現在很多人都在講「信仰缺失」，我看倒不是信仰缺失，中國人幾千年以來一直都沒有主體宗教，而是「以禮入教」，禮就是規矩，我們如今是規矩缺失。

我們如今的社會形態就是這麼個現實，輝煌著，偉大著，我們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讓大多數人過上了相對好的日子，這是非常偉大的。但同時存在著這麼突出的隱患、隱憂和隱痛。社會現實就這麼複雜，一個作家，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作家，應該對歷史負責任地抒寫我們的時代。

《帶燈》這本書，不僅僅是在批判現實這個層面上，老賈是在沉著冷靜地呈現著當前現實狀態。這是一本血淋淋的書，只不過老賈的文風厚實，語言生動，一白遮百丑，看起來才不那麼血腥。

第二點，我說說對今天的文學標準的看法。

一百年前，也在「五四」之前，新文化思潮啟蒙的初期，張之洞提出一個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以說，這是對未來中國文化結構的思想設計，這個設計非常了不起。一百年後的今天，這個思想設計完成得怎麼樣呢？

我覺著，好像把這個設計弄擰巴了，很多東西，成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甚至在認識領域，提到「新思維」，就成了西方的代名詞。

我們今天的經濟在世界排名老二，這個排名的標準是西方的。不僅僅經濟標準，太多的領域我們都在聽命於人，工業指標、農業指標、科技、環保、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現在的大學教授，嘴裡說不出幾個洋人名字，會被視為沒水平。「地溝油」是廚房垃圾，它的危害我們已經認識到了。但大學的講堂上，來自國外的「學術地溝油」正在熱火地煎炒烹炸呢。太多一知半解的，模稜兩可的，七零八落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東西成了我們教授的掌中寶。大學，是出標準的地方，大學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學領域，是關乎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的。「五四」大學生走上街頭幹嘛？是反對賣國，是為了不做洋奴。

我們今天的文學標準又怎麼樣呢？有一個事實不能被忽視，沒有向外國文學的學習，就沒有中國現當代文學。這種學習不僅僅是寫作方法，也有思維層面的東西，比如「小說」這個概念。中國的舊文學稱為「小說」，是基於思維方式的命名，這種文學形式不是走在社會大路上，是羊腸小道，不承擔社會重大責任，基本是娛情娛樂，佔個「小」字。中國的舊文人，寫詩寫散文，署自己真實姓名，寫小說，多數用化名，因為在以前，寫小說不被認為是文化才能。今天的小說，能走在反思社會進步與倒退的主航道上，是學習西方文學的結果。但現在還有另一個事實，如果把西方的文學標準拿掉，我們有建立在現代漢語基礎上的中國文學標準嗎？如果真的把西方文論丟開，可能有些評論家就不太會說話，也不太會寫批評文章了吧。

西北大學有一位碩士生，畢業論文寫賈平凹，核心談賈平凹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來找我，說是聽聽我的看法。我先讓他說說「知識分子」這個概念。這個學生挺認真，「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梳理得挺清楚。我又讓他說說漢語中「士」和「文人」這兩個概念，他說得不太清。我告訴他，中國傳統文化人有個標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知識分子是外來詞，也有一個基本原則，不管達或不達，都要有社會關心。中國的文人與西方的知識分子，在這一點的認知上是有差別的。當代中國的文化突出人物，有對中國傳統反思與揚棄的一面，也有學習借鑒西方的一面。但你敢肯定他們會沿著西方標識的知識分子路標往下走嗎？這位學生說，那這個文章寫不成了。我說你要寫，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這也是賈平凹寫作里有大魅力的一面，可以從賈平凹筆下的人物與「知識分子」形象的差異寫起。

秦國和秦朝，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建立標準。「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統一曆法，「顓頊歷」雖然不太合適，但中國地大物博，曆法都凌亂著，有夏曆，周曆，殷歷等六種，每年的正月都不一樣，這還叫統一的國家嗎？「書同文」，統一文字書寫。「行同倫」，這件事做得差勁，「焚書坑儒」，人的思想意識能統一嗎？一張紙把星星之火包起來，是痴心妄想呢。

一個國家，如果不打算什麼事都跟在別人屁股後邊跑，那麼在有些領域，可以遵循國際標準，而在有些領域，必須有自己國家的標準。前幾天看過一個消息，說2015年人民幣可以實行自由兌換。人民幣自由兌換，意味著我們快有自己的金融標準了。也不知道我們中國的文學，什麼時候有自己的批評標準。

第三點，我給老賈提個建議。

《帶燈》這本書里，有二十幾封信，是帶燈寫給自己意念中的意中人的。中國舊文學講「寫境」，也講「意境」，「意境」顯示著境界和深度，也顯示著寫作人的審美高度。舊小說里有那麼多舊體詩，那是用來顯示才能的。一本《紅樓夢》產生了「紅學」，是因為這本書里既有文學才華，還有文化才能。老賈在文章中多次說過，小說僅有故事是不夠的，小說不能寫得太像小說，這是他的文學觀。帶燈的這些信與小說里講的故事是互不干涉的兩條線。在我看來正是用來實現意境的，類似的方法他以前的小說也用過，比如《廢都》里人和那頭奶牛的對話，《土門》里主人公的靈魂出竅。老賈重視這一點是他區別於其他當代作家的地方，是與眾不同，也是過人之處。但我覺得，這些信，這些信里談的東西，太美好，太乾淨。裡邊的那種善也不是中國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種，不原生態，不混沌。可能這正是寫作者的用意，帶燈就是一盞美好的，乾淨的燈。我覺著有點理想化，這些信的力量壓不住那裡邊的故事。「紅學」的魅力在於追究故事之外的那些東西。或許《帶燈》這本小說的故事太有力了，既複雜又清晰，既殘酷又婉轉。有的地方叫人掉眼淚，有的地方又令人莞爾。而且故事裡的這些人物，幾乎每一個都真真切切，是「解體了」的人。「解體了」是什麼意思呢？文革中，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整個中國，只有他一個人是清晰的，下邊的上百萬人是個群像，每個人都是模糊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這個群像解體了，成為了真實的個體。《帶燈》這本書的亮度之一，就是這些清晰生動的個體。這僅僅是個建議，說出來，供主編參考。

今天我的話長，以後再填表格時，遇到「有何特長」一欄，我就填今天這次發言。

摘自穆濤《先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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