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形象在近代的變遷（中）

原標題：林則徐形象在近代的變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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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國民政府禁煙運動時期的林則徐形象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28年設立全國禁煙委員會,開展了具有全國性質的禁煙運動。國府宣稱這場運動為「打倒破壞煙禁之軍閥,本總理拒毒之遺教,外以雪八十年來之奇恥,內以為民生主義之造端,毅然痛革『寓禁於徵』之秕政」。不難看出這場運動兼具「鞏固政權合法性」與「反帝」的雙重意向。鑒於林則徐禁煙與抗英事迹的特殊性,在外交官王景岐的建議下,國府開始在社會上大力推崇林則徐的名字及其事迹,以此號召起民眾的禁煙與反帝熱情。

林則徐塑像

禁煙運動前,上海已有名為「中華路少年宣講團」的民間團體在宣傳禁煙的過程中排演了「林則徐鴉片之役」的劇目。在1926年該團的一次演出中,500多名觀眾「聚精會神」地觀看了表演,該劇也得到了觀眾的一致稱讚。雖然處在國民革命時期反帝鬥爭的高潮階段,但從《申報》的報道來看,這種民間團體的演出所能引起的反響十分有限。

1929年,有人指出林則徐的事迹因年代久遠,已經不能盡人皆知了。當年1月,時任駐比利時公使的王景岐向國府提出修鑄林則徐銅像的建議,理由是：「鑄像立碑,以志不朽,國中亦可乘此崇德報功之舉,集合民心,景仰哲人,同除外害,道德循執,精神革新,萬國聞聲,必生敬警。」隨後,王又請示要「褒揚林則徐」。王景岐曾在北京政府時期的對德和約談判中有突出表現,他此時的這項建議立即得到了國府響應。當月,禁煙會開始籌劃林則徐禁煙90周年的紀念活動,內容包括了「刊發林則徐專號、調查林公家族、發刊林則徐演講短章、發刊中英鴉片戰爭演講短章、徵求林公事迹、搜集林公遺著、徵求專刊題詞發起組織建造銅像委會」等事宜。由此,林則徐的形象開始被重新塑造。

王景岐

至1929年3月,國府在廣東虎門海濱修建了林則徐紀念碑,用以表彰和宣傳林則徐的焚煙功績。鑄造了「林則徐紀念章」,其形製為「銀質金色盾形」,上方繪有「黨旗國旗」,中間鑲嵌「林先生遺像」。紀念章正面寫有「禁煙先哲林先生則徐」「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贈」;背面為「林先生則徐焚毀鴉片九十周年紀念」的字樣。紀念章綬帶採用「青白紅三色」,並贈予「中外人士對於禁煙著有勞績者」。在4月上海舉辦的全國巡迴拒毒展大會上,會場正中擺放了美術家張聿光製作的「林文忠公金色塑像」。這座塑像後來還在9月的西湖博覽會上展出。

1929年5月,禁煙委員會規定每年的6月3日即「林則徐虎門銷煙日」為全國性的禁煙紀念日。從這一刻起,「林則徐」開始成為紅極一時的「禁煙英雄」與「反帝英雄」。當年的6月3日,南京、上海、北平、哈爾濱、濟南、青島、杭州、無錫、福州等地相繼舉行了林則徐禁煙紀念大會。在紀念日典禮上,林則徐的曾孫、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林翔還被專門邀請來向觀眾講述林則徐的禁煙事迹。下午在公共體育場仿效虎門銷煙的場景,銷毀了江寧法院收繳上來的兩千多件毒品。在浙江省政府舉行的紀念會儀式上甚至還設立了「林先生神位」。此外,禁煙會規定歷史教科書中有關鴉片戰爭的章節要加入「林則徐之奮鬥情形」的內容。林則徐的拒毒遺訓,即「鴉片之毒,甚於洪水猛獸,天下萬世之人,斷無有以鴉片為不必禁……此禍不除,十年後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鴉片流毒內地,如癰疽流毒人身,癰疽生則漸以成膿,鴉片來則漸以致寇……必須將鴉片煙銷除凈盡,乃為杜絕病根」也陸續在各地報刊中登載。《林則徐年譜》開始編修。對於林的稱謂,更有「拒毒先覺」「拒毒運動的急先鋒」等。

《林則徐年譜》

伴隨著1929年所推動的一系列紀念活動,林則徐的名字與禁煙事迹開始風靡全國。至20世紀30年代,這股熱潮仍未減退。在1930年6月3日的禁煙日紀念活動中,《申報》刊登了徵集「林則徐留與吾人之教訓」的《六三徵文比賽條例》。一位名叫王維藩的作者撰文指出「孔子誕辰」與「林則徐禁煙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兩天。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則是籌劃建立林則徐紀念堂。禁煙會組建了包括「王景岐、張群、李登輝、林翔、馬相伯、鄭毓秀、張之江」等15位政學界名人在內的「籌建上海林則徐紀念堂籌備委員會」,計劃選址於上海並且三年完工。紀念堂內計劃設有專門展示古今中外與禁毒有關書籍的圖書館,周圍設有「拒毒藝術館」「麻醉毒品治療研究所」以及「模範戒煙醫院」等。雖然上海市這座紀念堂的修建計劃最後不知所終,但至抗戰前,陝西鳳翔還是落成了一座林則徐紀念堂。

從外媒報道來看,《字林西報》相繼報道了1929-1933年的林則徐紀念新聞。1929年6月4日的《字林西報》還稱紀念林則徐焚煙90周年體現了中國人急於禁止鴉片的迫切心情。

綜上可見,南京國民政府為了讓禁煙運動能在全國範圍內產生更大影響,故而對林則徐的事迹進行了有力宣傳。在禁煙委員會成立的1928年,各種大會儀式上並未有紀念林則徐的相關活動安排。王景岐的建議提出後,林則徐的名字與事迹正好迎合了當局「禁煙」與「反帝」的雙重需求。於是,隨著各種紀念活動的展開,「林則徐」變成了一位在社會上極具影響力的公眾歷史人物。

《申報》

三、20世紀30年代有關林則徐故事的書寫糾葛

20世紀30年代,受禁煙運動影響,各類著作都開始突出林則徐的禁煙與反帝事迹,希望以此提振民眾的自信心。「林則徐故事」也由此開始了一個重新書寫與詮釋的過程,一個濃縮了歷史與現實意味的「林則徐故事」由此誕生,並成為後人書寫時參考的範本。

1931年,署名「王去病」的作者寫了一篇名為《記林則徐禁煙事》的文章。文中除了為林則徐「昧於世界潮流」開脫外,稱讚林「對於滿清竭盡愚忠,這是時代的關係,不能苛責」,而「道光皇帝怕穆彰阿以及其他一班宵小。穆彰阿以及其他一切宵小,又怕英國人。英國人主張中國無須禁煙,中國人遂不禁煙,而則徐遂被遣戍」。這篇富有代表性的文章表達了四點意思:其一,沿用先前的書寫模式,繼續抬高林則徐在禁煙運動中的聲譽,如稱林為「禁煙健將」「救國的仁人志士」,他的名字將「洋大人的膽,已是夠嚇破的了」,等等;其二,淡化了林則徐禁煙與戰爭爆發間的關係,即《南京條約》的簽訂與林則徐禁煙沒有必然聯繫;其三,先前稱林則徐禁煙運動的失敗及被罷黜只是被穆彰阿等「忌者中傷」,而此時「王去病」已將失敗的主要責任直接歸咎於道光帝;其四,該文稱林則徐「生平是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可見林的禁煙事迹開始與現實情形緊密相連。

《南京條約》簽訂現場

此外,一部中學話劇演繹了林則徐遭構陷後,其親兵勸其謀反卻遭拒絕與斥責的劇情。親兵怨道光「不明事理」,勸林則徐舉兵,但林堅持皇帝是遭「小人進讒」,並呵斥其「亂說」。當得知被發配新疆後,親兵大哭替林喊冤,要林「趕緊調集大兵,殺到京師」;另一親兵勸林逃走,並願「誓死跟隨,一路保護」。林則徐感嘆:「食君之祿,聽君之名,君命不可違」。另一篇名為《林則徐的名字》的文章,記述了林則徐幼年因姓氏「林」和「徐」引發紛爭,道光帝親自出面定名字為「林則徐」,「則」為就是,即「『林就是徐』,兩字平等,不分高下」。上述兩例所涉情節為虛構無疑,但不難看出,為了達到最佳敘事效果,「林則徐故事」的內容更加豐富,時代感也更鮮明。「王去病」的文章、中學話劇以及《林則徐的名字》等作品絕非偶然,隨著禁煙運動的持續展開,時人開始更多地將個人願景加入故事當中。每個人都以歷史素材為基礎,刻畫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林則徐形象。遍覽禁煙運動興起後的報刊文章,林則徐的英雄形象無不躍然紙上。

道光皇帝

在解釋「林則徐與戰爭爆發」的關係時,有人指責:「獨怪清廷君臣,乃以萬人之事,以責一人。」還有人寫道:「倘當時清代皇室,能明世界大勢,以全力抵抗之,或不致有屈辱之事。」在關於「林則徐是否熟稔外情」方面,有人認為林則徐的視野格局「與庚子時代之頑固大臣,迥不相同」;更有人褒揚:「那時滿清政府,像林則徐那樣膽大心細的人是少得很。」在突出林則徐形象的同時,其為人與性格也一併得到了讚譽:對於秉性,有人稱其「遇事明察,待人以誠」,算得上「民族英雄,個人模範」;對於學識,有人讚賞其「於歷朝掌故,用人行政的得失,也瞭然胸中,非常熟悉」;至於為官作風,有人表揚他的廉潔,稱其在虎門銷煙時,「主持銷毀價值數百萬元的毒物,是一個人的操守的試金石,林氏辦得光明磊落,正由於他以耿介自矢不於額外妄取一文錢。這便是林則徐過人的地方」。此外,更有人總結出林則徐「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種考察「人」「物」「事」「理」的方法,稱讚《中庸》里提到的這些優點「二千餘年來有多少人能像林氏五者具備」？該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列舉出沈葆楨、張亮基、胡林翼皆為林則徐拔擢重用,說明其善於發現人才的特質「較歷代任何大政治家沒有遜色」。此外,許多人還借「林則徐」來抒發各自的「現實關懷」。有人借褒揚林則徐來鼓舞民眾的反帝士氣,如「對林公之褒揚正所以鼓起國民的勇氣」,以及「對日排貨要有林則徐燒鴉片的決心」。有人則諷今:「可知林則徐因禁煙而不顧宣戰的利害,今日的當道深知宣戰的利害,眼見偏(遍)地煙毒而不敢言拒禁。林固愚,吾輩未免太聰明了!」更有人激勵當局執政者:「(蔣委員長)拿了最大的決心,繼續林則徐先生禁煙的精神實行禁煙的政令,我想光明的中華民國,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在我們的眼前實現的。」

沈葆楨

可見,包含了新舊元素的「林則徐故事」在禁煙運動中開始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出現和流傳。「林則徐」不僅成為具有完全正面形象的時代英雄,更彷彿成為那個年代的「正義化身」。

值得一提的是,蔣廷黻、陳恭祿等學者仍堅稱林則徐性格急躁,不諳外情,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1931年,蔣廷黻發表《琦善與鴉片戰爭》,顯現出替琦善「翻案」意味。蔣稱琦善為「中國近九十年大變局中的第一任外交總長」；與琦善相比,林則徐「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同時,蔣還認為林則徐「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葉名琛相等。且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且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在《中國近代史大綱》中,蔣尖銳地指出林則徐實則分為「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和「真正的林則徐」。真正的林則徐「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而最後病死在赴任途中使得其「名譽藉此保存了」。陳恭祿在《中國近代史》中也認為戰爭失敗的原因在於林則徐「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

蔣廷黻

可見,蔣、陳堅持清末民初對於林則徐「功過兩分」的評價體系,既稱頌林則徐禁煙態度的堅決,也指責林則徐不諳外情致使鴉片戰爭擴大。李懷印認為蔣、陳對於林的貶謫是出於二人的「現代化情結」;蔡樂蘇則指出蔣廷黻當時不得不面對日本入侵的緊張感,而「琦善」實則指代「願意犧牲自己的名譽去換得國家民族的利益」的汪精衛。蔣廷黻也曾在回憶錄里寫道:「當我在雜誌上發表我的見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太偏向滿清,有人說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可見蔣或許是出於所謂還原史實的考量,才決定重新評價琦善。而他也坦承,在反帝情緒高漲的年代,這種研究取向一方面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如後世所見,為他自己招來了批評之聲。

陳恭祿

禁煙運動前,指摘林則徐的學者並未受到過攻訐。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蔣、陳的觀點卻遭到了其時學界同仁的尖銳聲討。1935年,曾多次撰文褒揚林則徐的陶元珍向蔣廷黻發難,發表《讀「琦善與鴉片戰爭」》。陶在文中首先用大段內容逐條駁斥蔣廷黻關於論述琦善是近代「第一外交總長」的結論,並稱琦善根本不能與林則徐相提並論。史學專業出身的陶元珍在同年曾發表多篇讚賞林則徐的文章,其情感未免有偏頗之嫌。但其敢於質疑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該年冬蔣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觀點,可見其時「林則徐英雄形象」不容置喙的態勢。陶在文中更稱林是清代「自強運動的鼻祖」,左宗棠、沈葆楨在洋務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皆是繼承了林的「衣缽」。

左宗棠

此外,1939年一篇批駁陳恭祿觀點的文章《林則徐禁煙百周年》發表。文中寫道:「到現在還有些大學教授們(例如陳恭祿)在那裡公然指斥林則徐不諳夷情,輕肇事端(例如陳氏所著中國近代史,就是這樣說。陳著名為大學叢書,然內容淺陋,見解謬誤,取材尤不謹嚴,早已有人批評過了)……把鴉片戰爭失敗的責任,推諉於林則徐的孟浪操切,輕肇事端,這是看不清歷史背景者的昏妄之談。」該篇文章確認林則徐的言行已經與戰爭的爆發沒有關係,如果再有人置疑林則徐,只能證明是其學術水準失衡。

從這次有關林則徐形象的書寫糾葛中不難看出,蔣廷黻等人指摘林則徐之處與前人並無二致,但回擊他們的觀點已經更系統嚴密,甚至超出了所謂「史實」對話的平台。社會輿論對於林則徐形象的認可程度已經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

後來有關「林則徐故事」的許多撰述模式基本都受到了禁煙運動風潮的影響,構成林則徐英雄形象的許多新舊元素也開始不斷地與時代背景糾纏在一起。沈松僑討論晚清「民族英雄系譜」的歷史書寫時力圖說明,「透過『神話』的營造,把過去的歷史人物,扯出具體的時空脈絡,轉化為近代中國國族認同賴以存立的文化符號」。同理,這一時期的「林則徐故事」也摻入了書寫者更多的現實關懷。抑或說, 史實中的林則徐已經成為故事底本或基本素材,其形象能否抒發書寫者個人情懷、服務於現實和滿足眾人期待與憧憬,則成了書寫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來源：微信公眾號「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葛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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