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九級浪》與趙一凡的「諾亞方舟」

今天雜誌四十周年專輯

只有讀完《九級浪》膠片的錄入文本後，我才深深嘆服趙一凡先生的遠見卓識，沒有他來保存這一作品，如《九級浪》這至今不能見容於「主流」文學的重要文獻，在當代文學史上只好流為傳說，後世的文學史家有理由對一個沒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緘默甚至質疑。

——鄂復明《畢汝諧《九級浪》與趙一凡的「諾亞方舟」》，收錄於《今天》第117期

畢汝諧先生在「文革」前期（1970年秋）創作的「地下文學」中篇小說《九級浪》，為當代文學作者和研究學者屢屢提及，泰半源自詩人多多寫於1988年可稱之為信史的《被埋葬的中國詩人》；多多在談到對那一代人的閱讀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的黃皮書等文學讀物時，將《九級浪》與新詩歌運動啟蒙者郭路生的名作《相信未來》和「太陽縱隊」成員甘恢理的《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並列且居其首。

然而數十年來。這一作品的文本竟付之闕如，致使研究者在論及時無從深入；僅有的情節梗概則多引自「文革」藝術史研究學者楊健的相關著述，1前不久我向楊健先生求證，他答覆：「……我是聽人講述的，我詢問過畢汝諧，他說，他也只有殘稿，送當代（應為『現代』）文學史館了。所以你這是唯一原稿了。如果可能請發我一份……」楊健先生當年曆盡艱辛，在全國範圍內搜尋「文革」文學史料，也終未獲得《九級浪》的文稿，可見其在當年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傳抄範圍極小且時間短暫，以致無從存世。

我近四十年後才介入《九級浪》文本的整理工作，緣於畢汝諧先生在2003年打越洋電話給昔日中宣部大院的鄰居劉自立，為「文革」期間去他家找他弟弟「尋釁」（畢先生坦承自己那年月「……闖下的禍事共計9999件」），向他鄭重道歉，甚至記得劉自立當年引用某先哲的話來斥責他們這種小孩子式的胡鬧：你們說的話「就像是在睡夢裡嚼樹皮」……我和劉自立是北京二十四中（當時在其分校「外交部街中學」）初中同學（同級不同班），2他（生於1952年）比同屆生要小上一兩歲，而被其稱為「小孩子」的畢先生（生於1950年）實際上還要長他兩歲。

但我遲至2009年才讀到劉自立接畢先生的越洋電話後，為他的《九級浪》撰寫的長文「教我如何來想他！——畢汝諧和他的《九級浪》」（《博覽群書》2003年05期），這是迄今為止我所讀到的有關《九級浪》最為獨到而又詳盡的評述，它與畢汝諧1999年6月發表在《黃河》月刊「關於《九級浪》的一段回憶」，在作品文本闕如的困境下，對於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這一空白，無疑是彌足珍貴而又可信的填充。

畢先生在文末籲求：亟願讀者諸君助我尋找一份完整的《九級浪》，定當深謝厚酬。受作者之託，劉自立也在一些知名網站為其廣而告之，但卻音訊全無，他以傷感的文字終結此文：

……

作為他的一個鄰居，我幫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網站上貼出了這個告示。

但是迄今無人響應。他們是否對《九級浪》感興趣呢？

他們是否還記得畢先生這個人呢？

他們看到我上述所言，又會做何觀感呢？

而對於我來說，有一句老話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來想他！

由於我的孤陋寡聞，本以為《九級浪》早應與它同一時代的「地下文學」如《第二次握手》等被坊間一版再版，甚或登臨影視的大雅（俗）之堂。而趙一凡先生1988年辭世後遺留下來的微縮膠片，在我的書櫃中靜置了二十餘年，其中就有《九級浪》手抄本的全稿（僅缺少第53頁）。為此，我深感自責。這一偶然的機緣才使我關注到趙一凡先生那原本只能留待後人去整飭的微縮膠片。至此，一凡在四十年前（1970—2010）潛心打造的「諾亞方舟」得以浮現。

北島曾在回憶「七十年代」的《斷章》一文中記述：他從趙一凡那裡取走自己的《波動》手稿，數日後誤闖一凡被捕後查封的小屋，在街道「小腳偵緝隊」的攔阻盤詰下逃離，想到房間地上立著那台「代表當時最先進複製技術的蘇制翻拍機」，深恐一凡會將文稿翻拍帶來不虞之患。在那以舉國之力恣意摧殘文化的癲狂時代，一凡用它來製作違禁書籍和文稿的微縮膠片（現經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盤點共計1013片），試圖以一己之力，營造救贖民族文化與記憶的「諾亞方舟」。

趙一凡先生20世紀70年代初翻拍的《九級浪》手抄本微縮膠片及其洗印樣張。（現藏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

每每觸及那盒很少翻檢的舊物，對一凡這「堂吉訶德」式的壯舉，心中泛起的僅僅是苦澀的記憶；只有讀完《九級浪》膠片的錄入文本後，我才深深嘆服趙一凡先生的遠見卓識，沒有他來保存這一作品，如《九級浪》這至今不能見容於「主流」文學的重要文獻，在當代文學史上只好流為傳說，後世的文學史家有理由對一個沒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緘默甚至質疑。

2010年前後，伴隨我二十餘載的《今天》資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收藏在即，我在有限的精力和時間內將《九級浪》微縮膠片掃描為電子文件。我與畢先生素昧平生，旋即通過《今天》的作者詩人田曉青，與其文友劉自立聯繫，請他轉告畢汝諧，商談《九級浪》膠片的電子文件移交（當然是無償的）事宜（為安全穩妥計，我已將原件隨同《今天》資料送館收藏）。3

畢先生很快給我打來越洋電話，但彼時他正羈絆於家庭瑣事糾葛，感覺到他的疲憊和倦怠，加之電話語音故障，竟無法交談，只好再通電子郵件。膠片文件將近800MB，當年的電郵傳輸極為緩慢，我打算使用網盤，但畢先生似乎不精於此道（大約以往諸事皆依賴秘書），遂安排我與他在國內的姐姐聯繫。後與畢蔚萱女士約在東郊世貿天階的一家餐館，將資料拷入她帶來的筆記本電腦。畢女士當時曾邀請我繼續來做《九級浪》膠片的後期整理工作，但我分身乏術，未敢應允。

至此，儘管在我心中卸下了一份重負，但膠片尚停滯在圖片文件階段，且翻拍時頁面曝光不均以及原件手抄字體的辨識困難，《九級浪》的內涵，對我依舊是個謎。遲至2015年初，記得在寫一篇文章時又提及《九級浪》，我不想再等待了，我決心利用春節期間亂糟糟的零散時間，來做這項繁瑣枯燥但極有意義的錄入工作。

隨著圖片上的象形文字逐個躍入電腦文檔組成篇章，復原了那個被刻意忽略並即將被忘卻的時代，我是這篇文學作品塵封近半個世紀後的第一個讀者，但我只能悄悄存入電腦，將這從未正式發表過的作品傳送給作者。其中尚有近千字的缺失等待他來填補。

《九級浪》創作於1970年秋，作者以「一場長達百日的青春熱病」，迎來自己的二十歲生日，在那「連夢囈時都不得造次的嚴酷年代。數月前《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被槍決，殺榜貼滿京都的大街小巷……」《九級浪》的內涵已遠遠超出一部文學作品的範疇，有文本在，有畢先生關於創作背景的詳盡文字，在此無須我的贅述。

轉瞬又是一年。當年「地下文學藝術沙龍」主人魯雙芹女士在做「70年代青春的記憶」回顧展時向我徵集史料，有關《九級浪》部分我給畢先生髮了電郵：

汝諧先生：近安！

北京「成蹊當代藝術中心」近期將舉辦《70年代——關於青春記憶》圖片展，鑒於您的著作《九級浪》的寫作及傳抄，是那一時期重要的文學活動，策展人通過魯雙芹女士向我尋求有關史料。我的本意原是：從現存「中國現代文學館」您的原稿「殘骸」、到趙一凡先生保存的手抄本微縮膠片，以及該書至今未能出版的現狀，組成一條完整的史料鏈，用以告誡和警示後人：我們這一代人當年是如何閱讀和寫作的。由於展期倉促和缺少您的授權，我僅能向他們提供幾頁微縮膠片的掃描文件。

但我仍盼望能早日看到由您校訂的完整版本，藉助網路這一強大的信息工具，來完成這一夙願。

畢先生回復：

復明君：你好！

承蒙抬愛，幸甚！

我一直努力尋找「九級浪」全稿，未果，很遺憾。謹此授權你做有關「九級浪」的任何事宜。多謝！

他在郵件中還講：「半年來，迭遭不幸；家母仙逝，五內俱焚」……我已從畢先生的文集中悉知：他為自由故，早年隱名埋姓，在外獨自打拚，尊前不能盡孝。值此非常時期，不便打擾。儘管畢汝諧先生授權我來處置《九級浪》文稿事宜，但我所做的也僅限於為完善館藏及供學者研究，在資料層面略盡綿薄之力。凡有關翻印、出版事宜均需與作者商談。

根據趙一凡先生微縮膠片復原的手抄本文稿，儘管缺失的第53頁中某些重要情節可能永遠無從填補，但這對於讀者尤其是研究者已是彌足珍貴了。讓作者去復原久遠年代的作品，恐怕也是勉為其難，歷經近半個世紀，《九級浪》失而復得，如此殘缺，不也正是時代的痕迹！

據畢先生回憶：他的《九級浪》手稿在七十年代中期為規避風險埋藏在頤和園一孤島，過後「……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漚爛大部分，只剩殘篇」，遂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我聯繫到故友史鐵生的夫人陳希米，請她轉託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陳建功先生，希望能得到這一「殘骸」的照片，以為本史料增色。

恰值建功先生出差在外，他的夫人隋麗君很快幫助發來館藏文稿的三幅照片。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謂「殘骸」，竟然已被現代文學館修復得如此清晰可辨。以我「得隴望蜀」的貪婪心理，請陳希米女士再度斡旋，希冀得到殘稿的全部掃描圖片，藉以參照校訂我的手抄本錄入文檔。

此後月余，在現代文學館「徵集編目部」計蕾和「信息部」劉魯燕二位工作人員的大力協助下，遵照規定，在取得畢汝諧先生的「委託書」後，簽署「協議書」，得以使用殘稿共計120幀的掃描圖片。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九級浪》殘稿，是作者抄寫在20×18規格紅方格稿紙上的手稿，學者王堯先生曾撰文《覆舟之後的「玩主」》中稱其為「頤和園」本。4現存殘稿頁碼標至第132頁止，其間缺少第9、10和第15至24頁，共計12頁。實存120頁。再經與手抄本文稿對照，發現第132頁之後至文尾約缺失4頁，故手稿全文應為136頁。如此斷續缺失多達16頁（約佔全文12％）的文稿，其可讀性可想而知，這也是包括作者本人要去繼續尋找手抄本的動因。

《九級浪》殘稿資料

值得慶幸的是：我根據手抄本微縮膠片錄入的文本，其中大量的缺失和謬誤，經與手稿殘稿互為參照，得到近乎完美的填補與校訂，以至於我的手抄本錄入文檔在下一步的校訂工作中，退而降至框架層次。手抄本微縮膠片原缺失的「第53頁」，也從殘稿中得到完整補缺，僅此項就增添約520餘字。

我的錄入文本中，因微縮膠片翻拍時曝光不均，造成邊角處部分字體無從辨識甚至「消失」，以及原件的抄寫疏漏，零散缺字共約300有餘。這些缺字的90％從殘稿中得到修正，剩下的主要集中在手稿殘稿缺失部分的最後四頁，由於無從參照，只好存疑。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九級浪》殘稿

至此，我已得到缺失僅為34個字的《九級浪》文本。

我甚至還存有一線希望：我猜測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修復這一藏品時，可能還保存著那些剩餘的殘片，從中得以進一步的修正。

手稿殘稿較之手抄本在文辭上做了相當多的修正和潤色。尤其是結構助詞「的、得、地」以及標點符號的精準運用，在最初校訂時我甚至懷疑這部最終定稿曾假以他人之手改訂，但通讀後徹底打消了我的疑慮：全篇不存在絲毫「XX式的」低級謄寫錯誤。與之大相徑庭的卻是手抄本中的謬誤百出。

《九級浪》殘稿首頁

畢汝諧先生雖是「老三屆」的初中肄業生（由於「文革」爆發被中止了畢業升學考試），但曾在「景山學校」等名校受過完整規範的中等教育，加之主動避開「文革」浪潮的自修及苦讀，文字功底是毋庸置疑的。

《九級浪》手抄本（抄寫人佚名），由趙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微縮膠片。原件為135膠片負片，頁碼標註為1—85，原缺第53頁，共計84張，現存於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今天》文學資料特藏」。

根據包裝紙袋上註明「缺少第53頁」，推斷此手抄本是趙一凡向他人借閱後翻拍，而非個人收藏。在趙一凡平反後公安部門全部發還的「查抄物品清單」上也未見有《九級浪》手抄本原件的登錄。

趙一凡先生辭世已逾二十八載，謹以此些微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2016.8

1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楊健著朝華出版社1993年《九級浪》故事梗概見劉自立「教我如何來想他！——畢汝諧和他的《九級浪》」（《博覽群書》2003年05期）文內引文。

2 「文革」初期，1966年8月6日，劉自立的父親劉克林先生（老《大公報》主筆、中蘇論戰「九評」系列主要起草人之一），在被審查期間，從中宣部辦公樓頂層墜亡，年僅四十二歲。父親去世時，母親尚在遙遠的寧夏「幹校」勞動，家中主事的只有還在上高中的姐姐，連骨灰也沒敢要。1952年出生的劉自立那時不滿十五歲，三個弟妹還要更小些。

自立性格狷介，頗具乃父文風，我們這三、四十人的小團體（名稱為「井岡山」），在近兩千名師生的學校中獨樹一幟，由劉自立執筆發表多篇文章，為後來被判處死刑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的觀點辯護，並幼稚地以馬恩經典理論，質疑「文革」期間主政的校「革委會」和軍訓團的權力，因此深遭嫉恨，必欲除之。涉世不深如我輩，災禍臨頭只在早晚之間。

1967年夏初，失學近一年我們依舊按時到校，但從不參與主政者安排的「說教」課程，而是自由地學習和探討我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來校路上，西鄰原外交部機關高牆外一條半人高的標語「打倒劉自立的狗爹！」赫然在目，我們對此習以為常，在很漫長的一個時代里，自殺本身就是「自絕於X自絕於XX」罪，並且殃及子女。稍後劉自立也到校，他微笑著拈起一張白色大字報紙，對摺裁開，再對摺，再裁開，在兩幅4開大小的紙張上，以他那洒脫的字體伏案疾書，一張決定他一生命運也間接影響到我們今後去向的大字報一揮而就。由於曾擔任過數學課代表及偏好，我對這不足百字的大字報中嚴謹而又簡約的數學式推理（甚至還使用了數學符號）印象極為深刻，故至今記憶猶新：

打倒馬、恩、列、毛的狗爹！

∵馬克思的父親——反動律師

恩格斯的父親——反動資本家

列寧的父親——反動官吏

毛主席的父親——反動富農

∴打倒馬、恩、列、毛的狗爹！

∴打倒劉自立的狗爹！

四位偉人父親因其階級成分，依例被冠之為「反動」，斯大林的父親是鞋匠，屬於勞苦階層，故排除在外。這是「文革」期間通行的荒謬的「血統論」法則，所不同處，是劉自立將之與偉人共享。這顯然是一位反「血統論」鬥士的遊戲之作，很多年之後，我從畢汝諧的回憶文中得知：當年中宣部大院的「黑幫」子女們，髫齡年紀，即懂得唾面自乾，他們貼大字報，即稱自己被打倒的父親為「狗爹」。自立書生氣十足，為一條標語，險些招致殺身之禍。大字報貼在教學樓東側告示牌上，舉校嘩然，愕然，隨即，千餘人的校園內又如死一般沉寂。

兩三天後，一位身著藍制服的人帶相機來拍照後離開。一周後，校「革委會」發布公告：劉自立「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機關」（這也是那個時代拘捕公民的方式之一），同時，劉自立被抄沒的日記本以其內容反動在校園張貼示眾，其中有他悼念父親的十數首格律詩，對父親生前教誨思念之情溢於言表。年代久遠，我僅記得兩句：「克林升九霄，蒼天也歡笑……」

習慣於劉自立式的思維慣性，我們已難分清面臨的是「批判的武器還是武器的批判」，劉自立被關押數月杳無音訊。在無從逃避的「上山下鄉」浪潮到來之前，有一個自願報名去內蒙草原的機會，1967年11月我們一行五人，隨同數百人的車隊，輾轉十數日，自我放逐到內蒙東北部邊陲牧區插隊落戶。轉年夏季，在蒙古包里收到劉自立來信：他與四十三名青少年被「偉大領袖」欽批：少年狂熱分子，一律釋放。但「死罪已免，活罪難饒」，劉自立旋即被押送到吉林省扶余縣一貧困地區，苦度半勞改式的生涯。

他父親的冤案歷經兩次追悼會才得到徹底「平反」，兩次擺放的都是沒有骨灰的「空欞」始終也沒搞清是自殺還是他殺。劉克林先生生前曾供職的《大公報》成為「文革」停刊後唯一一家至今尚未在大陸復刊的報紙；劉自立隨知青返城後，進入以《大公報》舊部成員為主組建的「經濟日報」，主持國際部，也算是子承父業吧。八十年代初，劉自立是《今天》雜誌主要作者。劉自立不改初衷筆耕不輟，時有文筆犀利的史論與時評見諸媒體網路，進入本世紀初，曾被評選為「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

3 文革初期（1967）我即赴內蒙牧區插隊，其間短暫而有限的五次探親假期，只偶然讀到兩、三本黃（灰）皮書籍（我甚至抄寫過《新階級》全書），但我對京城的文學活動所知卻近乎於零。十二年後（1979年初）返城，《今天》雜誌已經在油印第二期，我極為偶然地與《今天》萍水相逢於草莽，卻有幸接觸到新詩歌運動的核心部分；《今天》觸犯天條，被打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我謹遵承諾與之廝守。1988年趙一凡先生辭世，我承接他的有關《今天》的全部資料，歷經二十餘載後，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以「《今天》文學資料特藏」完整收存。

4 《覆舟之後的「玩主」》作者：王堯，來自《讀書》2010.11。

作者：鄂復明

題圖：Untitled，Esteban Vicente 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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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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