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去世父親萎靡 攝影師花5年記錄鄉村孩子找回童年

Hannah和Alena是一對姐妹，住在奧地利Waldviertel的一個農村。她們在河裡游泳，在草叢打鬧，有時在家庭農場中幫忙。2012年，攝影師Carla Kogelman受委託去拍攝Waldviertel。在那裡，她遇見了兩姐妹。接下來的每年夏天，Carla都會回訪，用相機記錄下她們的成長。

2018年，第61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俗稱」荷賽「）公布獲獎名單，Carla Kogelman憑藉《我是Waldviertel（Ich Bin Waldviertel）》獲得長期項目一等獎。在過去動蕩的一年中，荷賽的提名作品揭開了世界的各種傷口，難民危機、恐怖主義、毒品走私、性別歧視、政治暴亂……而Carla Kogelman的作品如同帶有人文關懷的鎮痛劑，向我們展示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日常生活中的美好。

在Carla開始攝影工作之前，從事過很多不同的領域。大學社工專業畢業後，她轉向戲劇領域工作二十多年。2007年，阿姆斯特丹攝影學院的課程讓她對攝影產生興趣，並留在那裡繼續學習到2011年。

她的攝影主要圍繞「後台」生活和孩子。起初Carla拍攝舞台上演員們的光鮮模樣，但事實上，最吸引她的還是記錄後台演員們忘我的瞬間——他們或排練或沉思，最赤裸地展現著自己。

很快，她以「隱身觀察者」的方式將重心轉向孩子，用充滿敘事張力的黑白照片捕捉孩子們夢幻、天真不羈的模樣。很多人因此把她比作荷蘭Sally Mann。Sally Mann拍攝的主角幾乎都是自己的孩子，Carla則通過不做干預地觀察，長時間與拍攝對象相處，融入對方家庭，直到孩子們對她產生信任。

「五年，她們讓我重新度過童年」

穀雨：社工和戲劇工作後，你是如何開始攝影的？攝影與你之前的經歷有什麼樣的聯繫？

Carla Kogelman（後簡稱CK）：做社工讓我和人的關係變得親密；25年戲劇舞台經理人期間，我把視覺故事搬上舞台，也藉此環遊世界。這兩個工作都與人有關。

我一直都在拍照，但2008年去了阿姆斯特丹攝影學院（Foto Academie Amsterdam）後才正式開始學習攝影。在那裡，我學會了更多技巧，專註於我認為最重要的內容上。攝影師這個職業讓我將世界和作品融合了。

穀雨：2012年你受Szene Bunte W?hne（一個奧地利的青少年戲劇節）委託開始創作Waldviertel項目。最初接觸這個項目時有何感受？

CK：我在荷蘭的一個小鄉村長大。我曾經回到這個鄉村，但已無法找到童年的影子。當我遇到Waldviertel的孩子時，我感覺自己重新度過了童年。

穀雨：你的童年是怎麼樣的？

CK：我在一個非傳統的家庭長大。兩歲時，父親和姐姐經歷車禍，姐姐去世，之後父親的精神出現很大問題——像個小孩，暴躁、易怒且帶有虐待傾向。他沒有盡到父親的職責，我幾乎是自己把自己帶大的。也正因如此，我養成了旁觀的習慣。童年對人的一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我成為社工後，主要處理兒童案件。

穀雨：你是如何選擇拍攝對象的？在她們身上看到了什麼？

CK：我和Hannah 、Alena以及她們的母親是在她們家門口的池塘邊遇到的，她們請我去她們的農場看看。她們坦誠、充滿好奇心。我非常喜歡記錄她們的日常生活，有一種自然的美。

穀雨：是什麼讓你決定持續五年不斷記錄她們的生活？

CK：拍了一年後，我意識到這個故事值得繼續拍下去。我跟蹤她們的時間越長，能探索的東西就越深入。剛開始的兩年，每次回去我都嘗試和孩子們走得更近一些。好奇心讓我不斷回訪，並逐漸成了她們的朋友。每年我回去探望她們，都好像是開啟了新的篇章。

穀雨：這五年中，你覺得孩子們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你個人最大的改變又是什麼？

CK：孩子們慢慢長大，我也慢慢變老。但在記錄的過程中，孩子們讓我保持年輕。

「成年人可以從孩子身上學到很多」

穀雨：你的照片帶著強烈的親密感。我們能看出你和你的拍攝對象相處了很長時間，她們非常習慣你的存在。你如何處理攝影師和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

CK：從物理距離來說，我從來不擔心靠得太近。我不覺得我們之間存在距離。我必須得靠近，才能拍到我想拍的圖像。有時候我也會退後一步，拍攝一些環境照，但最吸引我的還是那些靠得近的。

從心理距離來說，孩子們一直知道我是個攝影師，這是我最重要的職責，其次才是她們的朋友。這與我和我侄子Sam和Tim的關係不同。從他們出生開始我就一直參與他們的成長，對於他們來說我首先是姑姑，其次才是攝影師。這也和別人對我的定位和期待值有關。

穀雨：長時間拍攝一個項目，會有一些時刻覺得在重複自己嗎？

CK：在那個農場，有一些我特別喜歡的場景和光線，人們的活動也都恰到好處。有一次，我試圖重現我第一年為Hannah拍攝的一張肖像。但這非常困難，因為感覺和情境都變了。當這個項目成為一個長期項目後，我會花更多心思去挖掘人物在時間洗滌後的成長，去思考圖片之間的節奏，這在編輯中顯得尤為重要。

穀雨：還遇到了什麼挑戰？你是如何處理的？

CK：每次重新回到農場的第一天總是很困難，因為我們已經一年沒有見過彼此了。最難拍攝的東西是無所事事。夏天好像永無止盡，有時候非常無聊。但是最美的畫面也許就在你眼前。

這也讓我意識到，人不可能24小時不停地創作。有一張照片是孩子們在看電視，Hannah在中間被別人的手臂、腿腳包圍。那個瞬間在那個時刻非常自然，但平時看那個畫面就挺奇怪。我有時候需要一個空檔期，重啟自己，重新獲得創造力。

穀雨：這組系列中，你最喜歡哪些照片？

CK：我最喜歡的是那些與水有關的照片。它們充滿戲劇性。我會和孩子們相處好幾個小時，就為了一張照片。我非常喜歡孩子們的創意。有時，和她們在一起會讓我回到童年。

穀雨：你還準備再回訪嗎？

CK：是的，我下個夏天還會再去兩次。只要孩子們和村裡的人們願意，我會不斷回訪。

穀雨：如果十年後，你拍攝的這些孩子長大了看到你的作品，你希望他們從你的作品中讀出什麼？

CK：我希望他們有一個豐富多彩的童年，並且能意識到他們需要為自己的人生做主。

穀雨：你很多項目都和孩子有關，為什麼？

CK：童年也許是人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期。我們如何對待孩子也就是我們如何對待自己。孩子純真無雜質，極具創造力，成年人可以從孩子身上學到很多。我想表現人類的多樣性。我自己沒有小孩，但是我和孩子可以走得很近。

「我選擇不展示難言之隱」

穀雨：你在「我是South Africa」（「Ich Bin South Africa」）這個項目中記錄了南非東開普省的科薩人小孩。什麼契機把你帶到了南非？

CK：1999年，我跟隨一個戲劇團去約翰內斯堡參加ArtsAlive戲劇節。那時候我留金髮，講德語，白人身份非常明顯。2015年，我陪同一個荷蘭的青年戲劇團去東開普省的鄉村地區演出，當時演出的主題是青少年與他們家庭的關係。我對當地的表演文化產生了興趣。那時我住在鄉下的一個小旅館，老闆是校車司機，他建議我去看看周圍的學校。

穀雨：在接受採訪時，你曾說想要探索年輕科薩人的生活狀態，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種族隔離之後的人。那麼當地居民對你作為一個荷蘭白人女性有何看法？

CK：其實我對當地居民的一些行為有些失望。他們沒有努力改善生活環境，而是置之不顧。比如在一個社區藝術度假村內有一個社區蔬菜花園。度假村關閉後，花園也關了。沒人再打理蔬菜園了，人們就在那休息。

穀雨：今年荷賽被提名的長期項目，除了你的項目是關注孩子的成長，其他兩個項目關注的主題都更加都更加激烈，關於暴力、毒品、環境等問題。你的項目風格獨特，靜謐又親密。在當下的新聞攝影界，有些攝影師習慣性地去追逐一些特別戲劇性的瞬間，對此你怎麼想？

CK：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和興趣。有時你需要一個安靜的空間去忘記那些暴力和殘忍。我的童年很艱苦，Hannah和Alena的生活讓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去年她們的父母離婚了，有很多難言之隱，但我選擇不展示那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願意看到的現實。

穀雨：你的作品近年來多次獲獎，你是如何看待攝影比賽的？

CK：2014年我憑藉12張照片獲得了荷賽的觀察肖像類一等獎。今年，這個系列有30張。我對這些獎項充滿感恩。這是個自掏錢包的項目，別人喜歡這些照片對我來說很重要。

穀雨：你對想要參加攝影比賽的攝影師們有什麼建議？

CK：聆聽自己的初心，創作屬於自己的項目。

註：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是1948年到1994年間南非共和國在南非國民黨執政時期實行的一種種族隔離制度，大幅度限制當時占多數的黑人包括集會、結社的各項權利，維持歐洲移民的阿非利卡人的少數統治。

攝影 | Carla Kogelman 撰文 | 曹夢雯 編輯 | 張琳悅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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