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為了忘卻的紀念」：電影里的西班牙內戰

盛夏的一天，在開車將我順到西班牙北部海港桑坦德的途中，沙發主房東Javi總算有時間跟我聊上幾句，「這幾天忙著照顧女友的孩子，都沒跟你說上幾句，看你跑了那麼多電影節，一定知道巴斯克導演胡里奧·密譚吧。我以前做電影製片人時，還和他有過短暫合作。不過人們可能只記住這個天才在劇情片里的色情表達，但他最優秀甚至當代西班牙最優秀的電影絕對是紀錄片《巴斯克球》！甚至可以說埃塔問題的解決就得益於此片，我甚至認為西班牙學校應該把它拿來當教材。」

Javi遲遲才暴露的「前職業身份」勾起了我的興趣，不知怎麼的，在短短半小時車程中，就從加泰羅尼亞鬧獨立聊到巴斯克地區之前的亂局，再說到那些表現西班牙內戰的電影。「在我看來，《巴斯克球》是西班牙當代最優秀的電影，而關於內戰最棒的作品，應該是一部英語大概可以翻作『蝴蝶舌頭』的電影。」他說。

這番對話，引起我對西班牙內戰題材電影的興趣，搜索一番後，我也確認了Javi所言最棒的內戰電影，正是《蝴蝶的舌頭》（La lengua de las mariposas）。

在人們的長期印象以及西班牙本國電影的呈現中，這個國度的人物和故事總是飽含著強烈的情感濃度，宛如瀟洒的鬥牛士，在愛情世界裡不斷挑逗、勾引、衝刺、躲閃，不小心就會落個遍體鱗傷甚至死亡。或許因為強烈的情感讓生活已經足夠精彩，也因為佛朗哥獨裁統治讓電影人錯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藝術電影的黃金時代。因此，在世界百年影史上，西班牙並沒為自己從風格到潮流上留下任何一座豐碑。

「1977年起，西班牙再次開始了民主正常化過程，它是搖擺不定卻也是不可逆轉的。電影審查寬鬆的結果，是社會迅速出現了消除所有佛朗哥主義的符號的浪潮，這催生了巨大而又自由的創作力」（卡斯米諾·托雷伊諾，《從後佛朗哥時期到民主主義》（1968-1982），選自《西班牙電影史》）。

作為歐洲大陸最後一個極權法西斯政府垮台的國度，西班牙的電影歷史勢必也更受政治氛圍的影響。在佛朗哥專制時期，電影的自由度徹底被控制了，而且是從政治到社會甚至喜劇類型的全面控制。當然，與高壓下的東歐曾經湧現出的監獄電影相仿，在法西斯帶來的壓抑中，西班牙也有那種極富突破性的藝術作品和更旺盛的創造力，甚至於佛朗哥本人還參與過編劇工作，比如1942年的《家族》。

佛朗哥死後，直至上世紀80年代，才規模化地出現針對內戰反思的電影，重要的包括海梅·查瓦里的《夏天的自行車》（1984）、貝爾蘭加的《小牛》（1985）、海梅·卡米諾的《迅龍》（1986）、卡洛斯·紹拉的《卡美娜萬歲》（1990）。21世紀以來，除去每年都有的內戰題材作品外，墨西哥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的《潘神的迷宮》（2006）和德·拉·伊格萊西亞的《傷心小號曲》（2010）等電影，更將視野放到內戰的持續影響，且通過國際發行和傳播，更為全球觀眾所熟悉。不過，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名導佩德羅·阿莫多瓦，卻聲明自己對內戰和佛朗哥時代的創傷毫無興趣，轉而專註塑造堅韌女性或性少數人群形象。

遺憾的是，上世紀諸多沒有披著大師光環的內戰題材電影，除了偶然能在塞萬提斯學院或電影資料館排片看到外，迄今沒有特別容易的觀看渠道。以下所推薦的，都是較為容易找到的。

孩童視野的背叛與裂變

全球範圍內，以兒童視角去旁觀、思考、誤解大人們戰爭的電影數量之多，幾乎可以成為一種單獨類型。純真與殘忍合在一起，也就滿足了「將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的悲劇定義。其中，西班牙內戰因其鄰里相殘、師生反目的荒誕性，更成為電影題材的沃土。

《蝴蝶的舌頭》（1999）

這部坎塔布里亞製片人心中最棒的內戰題材電影，講述一個孩子在夏日裡的成長和「變質」的故事。1936年內戰前夕，內向的8歲孩子莫曹第一天上學就尿了褲子，在同學的鬨堂嘲笑中，唯獨得到無神論校長的安撫和呵護。莫曹迅速適應了新環境，變得調皮搗蛋起來。夏日陽光美極了，女生們在河水裡嬉戲，男生們開始偷看哥哥姐姐們躲著人做的那些事兒，老校長帶著小莫曹捕捉蝴蝶，了解大自然的奧妙，「死後的地獄是不存在的，殘忍和仇恨才是地獄，有時我們自己就是地獄。」

太陽還高懸在河岸上，夏天遠沒涼快下來前，地獄就來臨了。人們不得不非左即右地站隊，家長在孩子面前變得懦弱不堪，他們得在進城的長槍黨面前，決然表現出與無神論者和赤色分子不共戴天的仇恨。就連單純的孩子，也得在一瞬間醜陋地長大，追著載走老師的軍車，流著熱淚，抄起石頭……

電影攝製於內戰伊始就被叛軍拿下的加利西亞大區奧倫賽省，穿過省會奧倫賽的米尼奧河有著愜意的溫泉，電影中的女生們正是在那兒沐浴著戰前最後的優美時光。

《卡洛爾的旅程》（2002）

內戰期間，12歲的小女孩卡洛爾，跟著重病將逝的母親，離開紐約回到故土西班牙，一座看似與戰火不會沾邊的小鎮。而她那信仰共產主義的美國爸爸，偏偏加入了反佛朗哥的國際縱隊，成為捍衛共和國為數不多的戰機飛行員。勝利的天平迅速傾斜了，法西斯愈發得勢，替左翼游擊隊送信的當地男孩唐·米切，與卡洛爾那兩小無猜的關係眼看就要走向盡頭。

電影從穿過隧道的火車開始，以駛往遠洋碼頭的馬車收尾，將故事徹底框於本該與世無爭的寧靜小鎮。女孩的親戚和街坊們過著還算不錯的生活，卻也散發著緊張的氣息。除了爺爺會在一幅大地圖上標識戰局，並為共和國憂心忡忡外，其他人都盡量不表露出政治觀點，以便審時度勢地選擇對最後的立場。

《死亡萬歲》（1971）

奉行超現實主義的導演費爾南多·阿拉巴爾，一直是電影人里的異數，一切作品都荒誕、兇殘和帶有色情影像，讓觀眾震驚甚至憤怒。《死亡萬歲》於1971年上映，而佛朗哥4年後才去世。顯然以法語對白的此片，乾脆徹底避開了西班牙，與前輩名導路易斯·布努埃爾的選擇如出一轍。

電影以一首朗朗上口的童謠，伴隨著中世紀花樣繁多的酷刑插圖開場。窮鄉僻壤中的小男孩，在尋找自己被捕的父親，漸漸發現正是妖冶風騷的母親出賣了包括父親在內的一眾左翼分子。於是，在童謠中，他不斷幻想著父親所遭受的酷刑，以及母親所遭受的懲罰。片中的一切殘忍和色情畫面，均通過膠片沖印的奇異效果呈現。觀眾最終也沒能得到這個孩子的意識形態選擇，只是不斷被其對死亡的無畏認知而煩擾。「無神論者會殺死耶穌，而紅軍會燒毀教堂」，「天堂是誰發明的？死亡呢？媽媽死後我會把你的肚皮當鼓來敲打。」

魔幻現實的荒誕與創痛

下面這三部電影，同樣是以兒童視角旁觀和理解內戰。不同之處在於，這部分中的孩子們或多或少成了參與或影響事件的主角，而不只是旁觀者，更重要的，他們都置身與神怪傳說息息相關的魔幻場景中，並以此對照出那個紛亂的現實。

《潘神的迷宮》(2006)

吉爾莫·德爾·托羅的國際聲譽，讓此片成為內戰題材中最為世人熟知的一部。自始至終陪伴小女孩奧菲麗婭的半人半馬農牧神，以及蟋蟀小精靈，向世人進一步告知這位墨西哥籍導演的怪獸趣味。黑暗童話的那頭，地下王國的公主得在人間完成三個任務，以重回自己的世界與地下君王父親團聚；現實紛亂的這頭，女孩奧菲麗婭去到繼父維達指揮的營地，在等待弟弟出世的日子裡，看著法西斯軍人如何殘酷虐殺山裡的游擊隊員。而連接上下兩個世界的出入口，在營地旁的一座廢棄迷宮中。

故事發生於內戰結束後的1944年，法西斯軍政府早已全面控制西班牙，名義上保持著中立，沒有捲入二戰，背地裡卻援助希特勒入侵蘇聯。而山裡依然還有著不願放棄共和國理想的左翼游擊隊。德爾·托羅為了構建最終能走向光明的黑暗童話，聰明地讓現實攻防戰與童話通關任務兩條線彼此交織。雖然從悲喜劇結局上看，兩個世界的彼此影響只在奧菲麗婭命運中體現，但成人的廝殺和孩童的尋寶都表現得讓人信服。

《鬼童院》（2001）

又是一部德爾·托羅的西班牙電影。場景置於1939年內戰結束前，遙遠荒漠中的一座「共和派子弟孤兒院」。男孩卡洛斯自從到來後，一直被一個血霧中模糊的鬼魂及其足跡所煩擾，帶著恐懼感和好奇心，他發現自己所睡的12號床，曾經屬於一位離奇死去的孩子山迪。院子中央插著的那枚空投炸彈，不知是否穩定，而法西斯軍隊就要來到了。

電影中既有越來越具象的鬼童，也有心底有鬼的諸多成年人，而他們無論立場左右，似都有自己的無奈。全片沉浸於琥珀色之中，開頭和結尾也在這種基調下，呼應地自問自答著：「鬼是什麼？是註定會重演的悲劇？又或是一時的痛苦？是死了的東西，但有時好像還活著；是停駐於時間中的情感；就像模糊的照片，抑或被困在琥珀中的昆蟲」。

《蜂巢幽靈》（1973）

剛剛結束內戰的1940年，卡斯蒂利亞的荒蕪村莊中駛來了一輛放映車，《科學怪人》驚擾到了安娜和伊莎貝爾姐妹倆。父親著迷於自己精心打造的蜂房，母親在書信間似乎有著心外幽情，姐妹倆對田間地頭一棟磚房產生探險的興趣。一位受傷軍人逃了進來，得到安娜幫助不久，就被打死了。

電影的光影、節奏和寓意都堪稱精湛，也跟隨上世紀70年代全歐藝術片的潮流，在很多場景中布局著考究的鏡像，並將其幻化為成人不可及的兒童想像空間。在其間，《科學怪人》的默片讓孩子提心弔膽難以入眠，並在隨後好奇心驅使的探險下，以獨到視角發現內戰的創痛。

國際縱隊的理想與現實

內戰期間，眾多國家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大義凜然地遠赴西班牙，為反對佛朗哥和保護共和國而戰，其中也包括100多名旅居歐美的華人青年。雖然共和派自己因為「內戰里的內戰」，結局非常令人失望，但在後代青年心中，「當世界年輕時」，理想主義曾經美麗綻放。

《土地與自由》（1995）

這部英國老左肯·洛奇的傑作，才是我心中內戰題材的第一名。《土地與自由》比他的其他作品有著更高昂和飽滿的情緒，從一開始孫女在整理爺爺大衛遺物開始，就將觀眾帶入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氛圍中。內戰期間，失業的英國共產黨員大衛獨自來到西班牙，跟最早認識的朋友，直接加入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民兵武裝。訓練、戀愛，與敵營對罵，日子一天天乏味地過去。到巴塞羅那養傷時，風向卻變了，斯大林主義分子主導了共和軍，並要一一收編左派各力量，各派別在無謂的巷戰，戀人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別。喬治·奧威爾所言的「內戰中的內戰」，最終讓左派徹底失敗。

電影最特別之處在於，年輕人們的革命熱情自始至終都是高漲的，卻像一個個擰緊發條卻沒有眼睛的玩偶，四處亂撞。當然，肯·洛奇是非常肯定這種熱血青春的，在結尾處祭悼了理想主義，算是與喬治·奧威爾一道，「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西班牙土地》（1937）

從軍事和政治上，共和派雖然都是徹底的失敗方，但因為在內戰期間，得到如海明威、奧威爾、羅伯特·卡帕、畢加索等大批著名自由知識分子的支持，而在歷史意義上，獲得了某種悲壯的「藝術勝利」。

飛翔的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這部紀錄片名作，拍攝於內戰初期，腳本和解說都由海明威完成。至少在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們對共和國的勝利充滿著希望，鏡頭深情撫摸著捍衛馬德里的軍民以及腳下的熱土。深挖洞、廣積糧、高築牆，戰時建設和禦敵的熱情，讓這兩位最著名的「編導」，沒有去全面的思考複雜局勢。

藝術家的「詩眼」與「牛眼」

不是只有兒童能被戰亂迅速催熟，成年人也得聽從自己無法掌控的時局和命運安排，要麼初心堅定著成為某位烈士，要麼騎著牆等待最關鍵的站隊選擇。

《少許灰燼》（2008）

片名來自著名詩人加西亞·洛爾迦的一首詩，也是達利的一幅畫。這部英國同性題材電影，將洛爾迦與薩爾瓦多·達利配成一對恩怨糾纏的戀人，也讓他們成為「直男癌」路易斯·布努艾爾的同學。1922年，這批有才華的西班牙青年躁動極了，布努艾爾急切於逃離家鄉，去巴黎參與藝術革命，改變世界；達利自信自己是不可一世的明星，不該被一切現有的流派標籤，巴黎才是他的天堂。只有安靜的洛爾迦，不會法語，離不開給他詩情的安達盧西亞土壤。

當年的一眾英國和西班牙小鮮肉們，炫耀著自己漂亮的外形輪廓，把整個電影雕塑得美極了。為了表現這些通過達利回憶錄而來的時代野史，導演有些刻意地塑造出反差極大的角色性格，布努艾爾衝動直率，達利瘋瘋癲癲不問政治，洛爾迦敏感又偉岸。

《牛的見證》（1992）

胡里奧·密譚這部電影處女作，拉扯出1875到1936這段歷史期間的兩個巴斯克家族史，並在一大批講述左翼故事的電影中，難能可貴的以魔幻筆法，些許勾勒了一些右派輪廓。當然，電影幾乎全部時間，都著墨於北部山村裡兩個家族間的友誼、翻臉、對抗、通婚和競爭，尤其是大段伐木競賽，充滿著讓人時刻擔心利斧會劈到腳丫。

密譚通過農場的牛眼，觀看和講述巴斯克故事。到了內戰開始，從美國歸鄉的左翼攝影師，卻因祖上是保皇的卡洛斯派，而被鄰居後代的法西斯長槍黨指揮官饒過一命。

文| 張海律

本文刊載於2018年08月31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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