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戲文嚴重歪曲了宋朝制度

包公戲是傳統戲曲文藝中最為流行的劇目之一，據說南宋的南戲中已有包公戲，但由於戲文佚失，我們已不知道具體劇情為何。可以確定的是，包公戲是在元朝興盛起來的，傳世的元雜劇至少有11個包公戲劇目：《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陳州糶米》、《包龍圖智勘後庭花》、《神奴兒大鬧開封府》、《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叮叮噹噹盆兒鬼》、《鯁直張千替殺妻》。

有文本流傳下來的明清傳奇之中，也有不少包公戲，如《胭脂記》、《桃符記》、《觀音魚籃記》、《袁文正還魂記》、《高文舉珍珠記》、《雙釘案》、《乾坤嘯》、《正昭陽》。清代京劇及地方戲中都有非常多的包公戲劇目。此外，明清時期還誕生了很多以包公審案為主要情節的說唱詞話、話本、擬話本、小說，著名的有明代公案小說集《京本通俗演義包龍圖百家公案全傳》、清代長編公案小說《三俠五義》。

坦率地說，站在一名宋史研究者的立場上，我非常不喜歡包公戲，所有的包公戲。因為民間草根文人創作的包公戲，對宋朝歷史的歪曲太嚴重了。我曾半開玩笑說過：「在所有的包公戲中，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

我舉幾個例子。

不管在京劇里，還是地方戲裡，包公的臉譜都是黑色的。電視劇《包青天》中的包拯相貌雖然不像舞台上的那麼誇張，但也是黑如奧巴馬，直讓人懷疑包拯是不是有非洲血統。但史料從未說過包拯面如黑炭。倒是清代有一位在包拯故里廬州當知州的學者，看了廬州包公祠供奉的包拯像，曾說：「公肖像滿天下，向時所見，皆稜角峭厲，使人汗駭僵走，不敢仰視。今奉命守廬，拜公於香花墩上，嶽嶽懷方，和藹溢於眉睫，無外間妄塑非常狀，甚矣人之好怪也！」可見包拯相貌並無「非常狀」。

小說《三俠五義》以及據此改編的包公戲，都提到包公坐鎮的開封府有「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三道鍘刀，龍頭鍘專殺貴族，虎頭鍘專殺官吏，狗頭鍘專殺平民。歷史上的開封府當然不可能有三道鍘刀，這其實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

看過電視劇《包青天》《少年包青天》之類的朋友都知道，包青天身邊有一個得力助手、幕僚，叫做公孫策。這個公孫策最早出自《三俠五義》，也是民間說書人幻想出來的，更準確地說，是文人根據清代刑名師爺角色塑造出來的文學人物，歷史上並不存在這一號人。別說公孫策這個人，就是公孫策所代表的師爺這一角色，宋朝也是沒有的。當然，包公的另一名得力助手展昭，以及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名衙役，通通都是虛構出來的人物。

你看，包公戲裡的包公容貌、身邊工作人員、刑具，全都是假的嘛。前面我說過，包公戲裡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其實我這說法還是太保守了，因為包公戲連包公的名字也會造假，比如在《靖江寶卷》、《聊齋俚曲集》、《三俠五義》、《呼家將》等明清戲曲與小說中，包拯被稱做「包文正」，這裡的「文正」是謚號，但包拯的謚號並不是「文正」，而是「孝肅」。

包公戲裡的包公還常常被稱為「包大人」，但宋朝百姓見官，或者下屬見上司，並無當面稱對方為「大人」的習慣，宋人若稱包拯為「包大人」，是會被人取笑的，因為按宋人用語習慣，「大人」只用來稱呼父親。見官稱「大人」之風，是從元朝開始的，明清相沿。

這些文藝性的編造或者說虛構，還可以接受，因為畢竟文藝作品不是歷史，虛構是免不了的。但包公戲與公案小說對宋代司法制度的歪曲，卻著實令我惱火，不能不站出來澄清。

包公戲、以包公為主角的公案小說，通常講的都是包公審案、斷案的故事，這就涉及對宋代司法制度的呈現。包括今人在內的無數中國人，都是通過「包公戲」了解傳統司法制度與司法文化的；甚至一些學者也以「包公戲」為樣本，煞有介事地分析傳統的「人治司法模式」。然而，一個尷尬的事實是，那些編寫包公戲、話本、小說的元明清民間文人（甚至包括今天的電視劇、電影編劇），對宋代的司法制度是非常陌生的，因為入元之後，宋朝司法制度還中斷了。他們也不可能受過史學訓練，沒讀過多少史書，編撰戲文的時候，只能按照自己的想像，頂多是根據自己接觸到的元明清司法制度，來再現包公審案、斷案的情景。

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京劇《赤桑鎮》、《鍘包勉》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為蕭山縣令，因貪贓枉法被人檢舉，奉旨出巡的包拯親審此案，查明真相後，下令鍘死親侄子。編寫劇本的文人大概是想用這個故事來表現包青天的執法如山、大義滅親。而今天的法學家一看，這很不對勁啊，包公親審侄兒，這不正是傳統司法缺乏迴避制、「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過程的正當性——程序正義」的體現嗎？但文人與法學家都弄錯了。因為宋代司法有著非常嚴格的迴避制，法律絕不允許法官與原告、被告之間存在親嫌關係，假如包公接到包勉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請迴避，而不是親審侄兒、大義滅親。

第二個例子：元雜劇《包待制智勘後庭花》有一個細節：罪人王慶等被帶到開封府審問，眾人跪下，王慶卻不跪，包公喝道：「王慶，兀那廝你怎麼不跪？」王慶說：「我無罪過。」包公說：「你無罪過，來俺這開封府里做甚麼？」王慶說：「我跪下便了也。」遂跪了下來。法律史研究者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那麼一名宋朝的平民被傳喚到公庭審訊，真的必須下跪叩首嗎？恰好我考據過這個問題，發現宋代其實並無要求訟者下跪的制度，原告、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審訊時，通常都是站著。跪著受審的制度，是在元朝之後才形成的。編寫「包公戲」的文人顯然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我們常說，貧窮限制了想像力。知識上的貧乏，更會限制想像力。河南墜子《關公辭曹》中有一段唱詞：「曹孟德在馬上一聲大叫：關二弟聽我說你且慢逃。在許都我待你哪點兒不好，頓頓飯包餃子又炸油條。你曹大嫂親自下廚燒鍋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熱汗不消。白面饃夾臘肉你吃膩了，又給你蒸一鍋馬齒菜包。搬蒜臼還把蒜汁搗，蘿蔔絲拌香油調了一瓢。」編寫戲文的底層文人囿於閱歷與眼界，所能想像到的王侯將相的奢華生活，無非是頓頓吃餃子油條、白面饃夾臘肉。他們對宋朝司法制度的想像，也是如此。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