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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宋人的大航海:宋朝海商將帆船開到非洲東海岸

說起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許多人立即會想到明初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鄭和下西洋」的光芒之下,宋朝海商的航海活動顯得默默無聞、平淡無奇,你甚至連一名宋朝航海家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但實際上,鄭和下西洋如曇花一現,而且,明朝實行海禁,只准鄭和下西洋,不準民間商船出海。宋朝才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

宋代海商不但規模大、人數多,而且足跡遍布東南亞與印度洋,遠達非洲東海岸。遠洋貿易需要有發達的造船術、航海術提供支撐,宋人的造船術放眼當時世界,堪稱首屈一指,多桅帆、平衡舵、水密艙等技術已廣泛應用,造出來的海船「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料,是宋人對船艦載重的計量單位,一料等於一宋石,相當於今天60公斤。宋代常見的大型航海商船,可載五千料,即載重300噸。

但「五千料」並不是宋代海船的最大裝載量。宋人還造出更巨大的航海帆船。北宋宣和年間,宋廷因為要派遣使團訪問高麗之需,詔令船塢製造了兩艘巨艦,名曰「神舟」。同時委託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六隻隨行。客舟「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二千斛等於二千料,即載重約120噸;那麼「康濟號」與「通濟號」神舟的裝載量呢?「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換言之,一艘神舟的裝載量至少是六千料,換算成今天的說法,載重達360噸,排水量可達1000噸以上。難怪宋人形容兩艘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

此時指南針技術亦已應用於航海。宋人說,「自入海門,便是海洋,茫無畔岸,其勢誠險。蓋神龍怪蜃之所宅,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屢見大商賈人,言此甚詳悉」 。南海之外,「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焉」 。從「針盤」、「毫釐不敢差誤」等語,可以知道:宋人航海所用的指南針,是一種有刻度的羅盤。

航海的羅盤產生之後,以「針盤」刻度為基準的航線記錄也隨之出現了,叫做「羅經針簿」。生活於宋末元初的周達觀便記錄了從溫州往真臘(今柬埔寨境內)的航線:「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 所謂「行丁未針」、「行坤申針」,是指按羅盤刻度「丁未」、「坤申」方位航行。

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海商將他們的商船開至南洋群島,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然後經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 ,再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駛入紅海,最終抵達非洲東海岸。19世紀以來,東南亞群島、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以及非洲的摩加迪沙、桑給巴爾島、基爾瓦港口、哥迪遺址,都曾經先後發掘出宋代銅錢,這些銅錢應該就是宋朝的遠洋商船帶來的。

宋人筆下的「弼琶羅」,即今之索馬利亞,「層拔國」即今之桑給巴爾,「蜜徐籬」即今之埃及,「木蘭皮」即今之摩洛哥。成書於南宋後期的趙汝適《諸蕃志》,辟有「弼琶羅」、「層拔國」等條目介紹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諸蕃志》還記錄了一條從泉州到埃及的航線:「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蕃舶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亞齊島)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東南亞古國)貿易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都號『蜜徐籬』,據諸蕃衝要。」

隨著宋朝海商的崛起,原來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線的印度洋,此時已成為大宋商船的天下,「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 元朝時訪問過杭州、廣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賓拔都他發現,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皆操之中國人之手。

美國作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也提到:「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可惜的是,《全球通史》又指出:「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跟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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