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e in USA：怎麼就成了戰略技術的「落伍者」

美國製造

美國政府打出重振製造業、再工業化的口號已經多年，但效果並不盡如人意。美國製造在全球的受歡迎度仍不如德國製造，其衰落的步伐並未被完全制住。美國製造到底怎麼了？問題的根源在哪？《美國事務》雜誌2018年夏季刊刊載了經濟研究者、《金融時報》撰稿人大衛·阿德勒（David Adler）的評論文章「The American Way of Innovation and Its Deficiencies」，深入分析了美國製造衰落的根源及其解決之道。

原文 ：《美國製造的創新之路》

劉麗坤/編譯

圖片 |網路

去工業化的迷思

蘋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微軟、亞馬遜和Facebook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從多方面來看，美國也是大學基礎科學研究的領先者。但眾所周知，蘋果公司是在國外生產產品。事實上，製造業所需的供應商體系和知識集中於亞洲，美國似乎不再具備在國內製造許多高科技設備的技術實力。在應用研究和流程創新方面，美國似乎已落後於其競爭對手。

這種衰落的原因較為複雜。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於思想認知：長期以來經濟學的共識是，發達國家應該專註於先進技術的研發，將製造業外包給他國。金融短期主義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一些失敗則是技術和制度上的。曾進行研發並將突破性技術商業化的企業研究實驗室已被淘汰。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與德國、日本或韓國不同，美國缺乏專註於應用研究和創新的關鍵機構。在其他國家，這些機構能幫助企業將科學和技術的新理念轉化為製造業的實際應用。

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下降了30％。去工業化在20世紀80年代集中於美國東北和中西部的重工業部門，2000年後移至南部地區。隨著美國工廠的關閉，製造業的生產場所轉移到了亞洲。製造業目前約佔美國GDP的12％，而瑞士則為18％，德國為22％。工資差異並不能解釋這種差異，即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實際收入低於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工人：美國為每小時35美元，而德國為每小時47美元，瑞士則為每小時60美元。

對美國製造業就業下降的傳統解釋並不是美國在應用研究和流程創新方面失去了方向。情況正好相反：美國工廠的狀況太好了。人工智慧和自動化導致了邊際、低價值工作崗位的減少，而產出仍然強勁。但事實上，美國製造業產出的擴張都發生在一個部門，即計算機和電子產品，而其他部門正在收縮。該部門的增長部分取決於政府統計機構計算產出的方式：隨著計算機生產的增長，計算能力也得以提高。因此，物理計算機生產的增長是虛假的。 一旦調整了這種統計方法，美國整體製造業的產出實際上在2000年後與就業就一起下降了。

美國製造業轉型的故事也無法解釋為什麼與瑞士或德國相比，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例如此之低。一種觀點認為，留在美國本土的製造業仍然是世界領先的。美國在將低價值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的同時保留了高價值業務。然而，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人們會期望美國工業製造外國工廠所使用的高價值機器。但實際上，美國幾乎沒有機床工業可言。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最多的是電機，其次是通用機械。而它向中國出口最多的則是：穀物、種子和水果。

美國不僅削減了低技能崗位，而且還削減了高技能崗位。馬塞爾·蒂莫等經濟學家發現，在製造業全球價值鏈中，中低技能製造業崗位在西方國家普遍減少，高技能工作崗位在日本和歐洲都有所增加。但在美國，高技能工作崗位自1995年來一直在下降。它描繪了一種跡象，即在應用研究和製造業創新的前沿，美國或許已經落伍。

企業實驗室的消失

企業實驗室曾經是美國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實驗室由大型、垂直一體化的公司維護，它們實現了科學突破，並找到了應用和商業化創新的方法。企業實驗室的缺失阻礙了美國製造業的復興。無線電研究院前主任亨利·克雷塞爾在《美國事務》雜誌2017年冬季刊上權威性地描述了企業研究實驗室的歷史。他指出，無線電研究院發明了彩色電視中使用的核心技術以及必要的製造方法。無線電研究院也推動了許多其他科學突破，如液晶平板顯示器、大功率硅晶體管和半導體激光器。克雷塞爾本人為這些激光器研發了一種高效的製造技術，使它們在短短在兩年內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但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公司停止了這些長期研究項目，致使很多重要的實驗室消失，包括為平板顯示器創造了基礎技術的西屋電氣研究實驗室、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和無線電研究院。企業實驗室的消失與流程創新的衰退都與金融短期主義相關。隨著金融市場開始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短期市場壓力和對「股東價值」的追求推動公司外包製造業並削減企業研發，而不管其長期後果如何。

激進投資者則在剩餘的企業研究實驗室的消亡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其中一個主要的激進主義策略是要求拆除大型垂直一體化的公司。由於綜合性大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已經不合時宜，它們的業務部門作為獨立的實體所實現的價值要大於作為整體的一部分。當金融市場更看重綜合性大企業的分支機構時，企業則會被拆散，從而為股東釋放價值。

隨著大型垂直一體化公司和企業集團被拆散，以及企業研究實驗室被淘汰，企業以前的內部工藝流程越來越多地被外部供應商接管。但是，將生產活動外包給供應鏈對製造業創新來說是毀滅性的。供應商缺乏資源來彌補以前由企業研究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中小型製造供應商通常不進行正式研究，也沒有資源利用大學研究，更不用說找到商業化和應用它的方法。

此外，美國企業一直在成本上打壓供應商，而不是與其合作研發新的製造工藝。中央研究實驗室的功能尚未在這個新的、分散的系統中被重建。

支持「創新中介」

美國的決策者們似乎難以解釋去工業化，更別說遏制它了。教育是常被提及的解決方案，但卻含糊不清。如果美國製造業的薄弱之處與應用研究和創新中的制度缺陷相關，那麼這些替代方案都不是合理的解決方案。相反，這種制度性的失敗需要制度上的補救：創新中介。

「創新中介」是一個將學界、工業界和政府聚集在一起促進應用研究的機構。其目標是將大學或政府實驗室的先進研發轉化為可在工廠中使用的實際流程。這些機構還可以幫助提高工人使用新技術的技能，他們可以與中小製造供應商分享技術進步。最終，這些機構可以克服美國創新體系中的關鍵缺陷：缺乏應用研發。

雖然創新中介聽起來像是一個理論構造，但實際上這些組織已是其他國家製造業生態系統的核心部分，如德國有弗勞恩霍夫研究院。它雖然接受企業和政府的資助，但卻獨立於企業和政府。弗勞恩霍夫研究院對於將基礎研究轉化為商業產品至關重要。它將先進的研發轉化為實際的工藝流程，因此它是德國創新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工業化國家也有類似的機構，如日本的產業技術綜合研究院。

創新中介確實存在於美國，但仍處於試點階段。起源於柯林頓政府的製造拓展夥伴計劃將目標群體定位在中小型企業，為其提供應用技術的建議。最近，「製造業美國」已建立創新中心，專註於開發3D列印、光子學和輕質材料製造業所需的商業應用新技術。但這些創新中介的規模與其他國家不成正比。首先，它們的預算很少：2009年製造拓展夥伴計劃為1.1億美元。而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院的年度預算為23億歐元。此外，資助美國創新中介的聯邦資金仍不確定。在特朗普政府的初步預算提案中，製造拓展夥伴計劃的資金幾乎完全被砍掉。美國創新中介可能不得不在聯邦政府之外尋找資金來源，以支持後期的應用研究。

建立像創新中介這樣的新機構很難，在美國應用德國、日本或韓國的模式則更難。但美國在以前也遭遇過技術挑戰，並成功地把它們解決掉。美國不應該放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和其他研究機構在基礎研發中獲得的優勢。現在美國需要新的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集中於流程創新中的增量式進步。在製造上，美國需要成為戰略技術突破的發起者，而不是落伍者。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2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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