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奈良免遭美軍轟炸，不是梁思成的功勞
文 | 諶旭彬
長期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二戰期間，日本的歷史名城京都、奈良未被美軍空襲摧毀，是梁思成向美軍建言的結果，是梁思成拯救了這兩座日本歷史文化名城。
可惜的是，這種傳說並非事實。
那些不可信的回憶材料
梁思成建議美軍不要轟炸摧毀京都、奈良之說，其核心材料，是羅哲文、宿白、林洙三人的回憶文字。
這些材料，略作分析，即可知其疑點重重。
（1）羅哲文的回憶
此說流傳開來，與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的一篇回憶文章，有很大關係。
這篇文章寫於1986年，寫作的名義，是紀念梁思成誕辰85周年，故流傳甚廣。
羅在文章中寫道：
「1985年我和鄭孝燮同志應日本奈良縣的邀請，參加由上田繁潔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好文物古迹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們在日本大阪一下飛機，接待我們的日本朋友、奈良縣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學術部主任菅谷文則先生就很熱情地詢問我：『太平洋戰爭後期，美軍反攻日本進行轟炸時，東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慘重的轟炸，惟獨保存古建築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於難。據前年訪問日本的中國北京大學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說，是梁思成先生建議的結果。不知您是否能證實這件事？』
「他這一問，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個夏天。那天思成老師要我和他一起去重慶，幫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慶，我們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樓里，專門給了我一個單獨的房間。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佔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詳細去區分，但是日本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為什麼要畫在日本地圖上呢？我沒有多問，因為我覺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慶是我平生首次進大城市。有兩個事從未領略過的，一是我初次與電話打交道，開始真把耳機拿反了；二是先生請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還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結合宿白同志所說的，我才真正把這件事肯定下來。先生確實做了一件保護人類共同文化財富的大事。」
按羅哲文的說法：先是日本友人菅谷文則從北大教授宿白那裡聽說「梁思成曾建議美軍不要轟炸京都和奈良」，於是向羅哲文求證。羅於是回憶往事，記起梁思成曾經做過在「日本佔領區」（即淪陷區）的地圖上標註「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這樣一個工作。至於梁思成有沒有建議美軍不要轟炸京都和奈良，羅哲文「沒有多問」，實際上就是並不知情。以上整段回憶，僅足以顯示：作為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在主觀上傾向於相信梁思成做了這件事。
接下里，再來看宿白的說法。
（2）宿白的回憶
據羅哲文的說法，最早提出「梁思成拯救奈良和京都」這一說法的，是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
宿白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據記者王軍稱：
「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1995年8月在接受我採訪時回憶道，1947年梁思成在北京大學給博物館專修科的學生講授古代建築，一次課後閑聊，與他提起此事。梁思成說，當時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圖上標明，看來這個圖起作用了，因為這些地方沒有遭到戰爭破壞。」
按這段記載，梁思成曾告訴宿白，自己當年在一份地圖上標註過京都和奈良。宿白據此推測，京都和奈良未遭美軍轟炸，是梁思成的功勞。
顯然，這個推測也只是一種「主觀上傾向於相信」。美軍不轟炸京都和奈良的決策，與梁思成在地圖上的標註，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並無史料支撐。
圖：建築學家梁思成
（3）梁思成自己的「交代」
1968年，梁思成曾就擔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一事，做出過情況說明，亦即「交代」。
梁在「說明材料」中寫道：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製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或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庄，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圖：梁思成1968年11月5日就擔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一事所寫的情況說明
梁的這份材料，與羅哲文的回憶，存在不少分歧。
比如：
（1）羅將時間說成是1944年夏天，並謂「先生請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還是第一次，印象很深」；梁思成卻說時間是在「1945年春」。
梁思成「1945年春」的說法才是準確的。
據查，教育部奉到行政院的命令邀請社會熱心人士參與戰區文物保護工作，是在1945年1曰22日；「中國保存戰區美術及古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945年3月17日，此次會議擬定了委員會的人員名單，梁思成被選為副主任委員。至1945年5月，梁思成編出32開鉛印本、中英文並列的《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
也就是說，儘管羅哲文為增強自己的回憶文字的可信度，特彆強調「先生請我去吃冰淇凌，大夏天吃冰冷食品還是第一次，印象很深」，但梁思成在「日本佔領區」的地圖上標註「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這個工作，實際上始於1945年初。
梁思成不會在冬末春初請羅哲文吃冰激凌，羅哲文所謂的「印象很深」，未必可信。
再如：
（2）羅哲文回憶稱，自己和梁思成一起參加了標記古建築物的工作。梁思成列出了此項工作的參與者，當中並無羅哲文。
梁思成說得很明白，當時「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二人工作」，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羅哲文卻說自己不但參與了梁思成標記古建築物的工作，而且做的工作很核心，「按他（梁思成）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
或許有人會說，梁思成不提羅哲文，是為了保護羅哲文，畢竟梁思成當時是在寫「交代材料」。
這種解釋很難成立。
一者，梁思成這個材料，並非罪行供述，而是事實說明，儘可能地列舉見證者，對梁是有好處的。1968年底的羅哲文，並無政治問題，梁思成也不必擔憂提羅會有什麼負面效應。
二者，按「保護羅哲文」的邏輯，梁為什麼又要提及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呢？梁不想保護吳良鏞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這份「說明材料」形成的時間，遠早於羅哲文的回憶文章，但「說明材料」披露的時間，卻晚於羅哲文的回憶文章。這是羅哲文敢於虛構自己參與了梁思成標記古建築物工作的一點小背景。
與羅哲文的回憶相反，真正參與了梁思成標記古建築物工作的吳良鏞，他的說法卻是：「並不清楚梁思成建議保護京都、奈良之事。」
據記者王軍在《城記》日文版序言中稱：
「吳良鏞現為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我向他求證當時的情況，他說並不清楚梁思成建議保護京都、奈良之事。」
（4）林洙的所謂「回憶」
林徽因去世後，梁思成與林洙結為夫妻。
林洙的回憶，也經常被拿來作為「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的證據。
其實，稍作梳理，就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林洙的所謂回憶，毫無史料價值，甚至於連史料都算不上。
1991年，林洙出版《大匠的困惑 我與梁思成》一書。
1997年,又出版《建築師梁思成》一書。
這兩本書，在敘述梁思成受命編寫淪陷區古建築資料時，均無隻字提及「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
2004年，林洙出版《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一書。
書中稱，文革期間，梁思成曾告訴林洙，自己在1945年擔任過「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該書仍無一字言及「梁思成拯救東京、奈良」。
直到2010年，林洙的「回憶」中，才出現「梁思成拯救東京、奈良」的說法。
該年，經羅哲文等人多年的宣傳，及一些日本友人的運作推動，奈良縣一度擬於十月底的「平城遷都1300周年紀念」式典上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
此事被國內媒體視為中日外交的一次盛事。日本媒體也甚感興趣。但經採訪挖掘後，輿論出現了質疑之聲，認為「僅有口述史而沒有書面證明梁思成曾提出保護京都和奈良的建議」。銅像安置計劃最終被擱置。
奈良縣知事荒井正吾於該年8月3日在記者會上解釋：
「現在無法確認是否是因為梁氏的勸告，奈良免遭轟炸，因此包括安置場所在內，我們要重新考慮。」
也是在該年，林洙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首次聲稱：梁思成在家中曾對自己說過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免炸奈良和京都一事，但對外一直秘而不宣。
2011年初，林洙再版《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一書，特別增入了這樣一段內容：
「晚上我看他就『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寫了一份交代材料。第二天交給工宣隊。他對我說：『因為給我的任務範圍僅限於我國大陸，不包括日本，所以我提出的保護名單，不涉及日本本土。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向史克門建議美軍不要轟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這兩座歷史文化名城。』」
為了增強上述文字的可信度，林洙還聲稱：
「1987年我應費正清夫婦的邀請去他家做客，我們曾談到思成當年對美軍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林洙提交過一份會議論文《梁思成與〈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其中也提到了1987年前往波士頓拜訪費正清夫婦之事，但並無一字言及梁思成建議美軍不要轟炸京都、奈良。
費慰梅（費正清夫人，2002年去世）的《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對此事也無隻字描述。2011年，費正清夫婦俱早已去世，林洙增入這段文字，可算死無對證。
簡言之，從1991年到2004年，林洙留下了許多與梁思成有關的回憶文字，但從未提及「梁思成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免炸奈良和京都」。直到2010年中日兩國媒體因此事造成風波，林洙才開始聲稱，自己親耳聽梁思成說過「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免炸奈良和京都」。
這種變遷軌跡，是令人生疑的。
圖：2010年國內媒體曾熱烈報道「奈良將為梁思成樹立銅像」
拯救京都者，並非梁思成
下面，我們來客觀梳理一下京都、奈良免遭美軍轟炸的真實原因。
（1）美方建議中國編製淪陷區文物建築地圖
抗戰末期，梁思成確曾擔任過「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這個委員會，是美國國務院向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出照會，建議國民政府成立的。
美方認為，中國方面應該仿照美、英等國的做法，設置「保存戰區美術及歷史古迹委員會」，以利於盟國之間就戰爭期間的文物保存事宜開展合作。
外交部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報告後，呈請行政院處理。行政院再將戰區文物保護事宜交由教育部主持辦理。
1945年3月17日，「中國保存戰區美術及古迹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梁思成被推舉為建築組主任，負責設計繪製文物地圖，供盟軍反攻時參考，以減少因作戰造成的文物損失。
同時，美方來函電稱，將派專員來華與中方合作。4月1日，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正式辦公。
所謂效法美、英等國的做法，指的是：經羅斯福總統的批准和支持，美國於1943年成立了「美國保護與拯救戰區藝術遺物和歷史遺物委員會」（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
這個委員會，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羅伯茨（Justice Owen J. Roberts）擔任委員會主席，故又被稱作「羅伯茨委員會」（The Roberts Commission）。
其首要工作，是將需要保護的文物遺址編列成表，繪製出文物遺址地圖，交給軍方使用，以便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參考，減少文物損失。
二戰期間，該委員會至少向盟軍提供了700幅以上的包括歐洲、亞洲在內的文物古迹地圖。
梁思成在1945年春，受命參與編製日佔區（主要是中國境內的淪陷區）文物古迹目錄和地圖，實際上是美國方面向國民政府建議的結果。
沒有美方的建議，國民政府（包括梁思成在內），當時並未意識到需要做出細緻的文物地圖，使淪陷區的文物建築在盟軍反攻時免遭轟炸。
（2）梁思成編製的，是中國淪陷區的文物建築地圖
據梁思成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他製成日佔區文物古迹目錄和地圖後，即送交美國在華空軍：
「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史克門，即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圖：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
此人193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藝術專業，師從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
二戰期間，史克門服務於第十四航空隊，擔任文物古迹方面的情報官員。
其師華爾納於1943年初與諸多哈佛校友發起成立「American Defense – Harvard Group」（美國保護-哈佛團體），致力於保護戰火中的文物古迹，該組織即「羅伯茨委員會」的前身。
華爾納後來在「羅伯茨委員會」中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日本、朝鮮、暹羅地區的特別顧問，史克門是他的重要幫手。
美方建議中國成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梁思成與史克門對接，這些事情，實際上是「羅伯茨委員會」的文物古迹保護活動，在中國的延伸。
也就是說，早在梁思成開始編製淪陷區文物建築地圖之前，美國方面已經在文物建築保護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並非梁思成提醒美方注意保護文物建築，而是美方將梁思成吸納到了他們的文物建築保護活動之中。
此外，據梁思成的「交代材料」：
（1）目錄及地圖並非由他親自交至史克門之手，坊間流行的「梁思成跑去重慶美軍總部要求他們不要轟炸京都、奈良」之類的情節，是後世文人向壁虛構。
（2）梁思成當年製作的《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目前尚存，目錄限於中國境內，並無日本京都、奈良。
圖：梁思成編製的淪陷區文物建築地圖
（3）日本人感恩華爾納保全了京都和奈良
鑒於華爾納在「羅伯茨委員會」中所擔任的職務，戰後，矢代幸雄等日本學者將其視為拯救京都、奈良免遭戰火摧毀的最大功臣。
1945-1946年間，華爾納作為駐日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高級顧問，曾前往東京工作，負責藝術與文物古迹的保護。每到一處，都受到日本民眾的隆重歡迎。
但華爾納本人始終否認自己有這樣的功績。在1946年給秘書的一封書信中，他如此寫道：
「一批又一批的人闖進辦公室來，找喬治·斯托特談話，或者找我談話，一般情況下是找我們兩個人談話．每一個人都要談好長時間，每一個人都要提起那個老掉牙的『救星神話』(連我現在都對這個神話堅信不疑了)。那個神話是：我一個人將京都和奈良從轟炸中拯救了出來。我的程式化答覆套語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麥克阿瑟將軍執行，任何文職人員個人都沒有責任。』可是那些人總是要將一切事情都推到某個人的身上。」
儘管華爾納一再否認是自己拯救了京都和奈良，將之評價為「老掉牙的救星神話」，當他於1955年去世後，日本人仍自發為他在奈良法隆寺建起五輪塔作為紀念。
圖：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為華爾納所建五輪塔
（4）直接決策、使京都免遭轟炸者，是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
華爾納的否認，並非謙虛。
京都在二戰末期是否能夠免遭美軍轟炸摧毀，確非一、二學者即可以決定（奈良屬於小城市，規模與京都相差較大，故未被美軍列入轟炸範圍）。
1945年美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可分為常規轟炸（炸彈和燃燒彈）和原子彈轟炸兩種。常規轟炸曾把東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多數街道夷為平地；原子彈轟炸則徹底摧毀了廣島與長崎。
據美國總統杜魯門回憶，京都之所以免遭原子彈轟炸，與陸軍部長史汀生的主張有關：
「史汀生的參謀部準備了一個可以被作為轟炸目標的日本城市的名單。雖然阿諾德將軍主張投在京都，因為它是軍事活動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長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聖地，因而我們就把它勾掉了。」(11)
另據主管美國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L.R.Groves）將軍在回憶錄中披露，1945年春，他們曾就原子彈的轟炸目標的選擇，制定了一些標準，並為此特地成立了一個「目標委員會」。 格羅夫斯制定的標準是：
「在那裡，轟炸將使日本人民對繼續作戰產生反感。此外，這些地方應該是具有軍事性質的，包括有重要的指揮部，或一些軍隊的集中點，以及軍事裝備的供應和生產中心。同時，為了使我們能夠精確地估計原子彈的效力，這些目標應該是以前沒有遭受過空襲破壞的。我們也期望第一個目標地區的大小可使原子彈的破壞作用局限於它的範圍之內，這樣我們能更加確切地斷定原子彈的威力。」(12)
經過多次會議，目標委員會最終選定了廣島、小倉、新瀉、京都四座城市。
選擇京都的特別理由是：「一個約有一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它是日本的故都，當時由於別的城市受到破壞，很多人和工業都往這裡遷移。這個城市很大，足以保證原子彈的破壞地區不會超出城市的範圍，這就可使我們能夠確切地了解原子彈的破壞力。」
據格羅夫斯回憶，陸軍部長史汀生獲悉該報告的內容後，「他立刻反對把京都列入目標，並說，他絕不會批准它」，「他反對的理由是，京都是日本的故鄉，是一個歷史名城，而且對日本人民來說，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在他任菲律賓總督時，曾訪問過京都，京都的悠久文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於京都「面積很大，足以使我們得到關於一枚原子彈的威力的全部知識」等深具誘惑力的原因，格羅夫斯一再試圖說服史汀生，但未能如願：
「史汀生先生堅決不允許。甚至在他到達波茨坦（1945年7月）以後，哈里森曾打電報給他，說我仍然認為京都應作為轟炸目標。他回電說，仍不贊成。而且第二天又來電，說他已經同杜魯門總統討論過此事，總統同意了他的意見。」(13)
京都在1945年免遭常規轟炸，也與其曾被列入原子彈的轟炸目標有關。
早期，美軍集中轟炸東京、大阪、名古屋、神戶、橫濱等重工業大城市，京都未被列入重點轟炸對象；1945年6月，美軍決定將轟炸目標落達至中小城市，京都則因擬供投擲原子彈之用而被保留。
據格羅夫斯披露：
「當轟炸的目標城市第一次選定的時候，關島的陸軍航空隊就得到了一項命令，命令說，沒有陸軍部特別授權，不準轟炸這些城市。……假使我們沒有建議把京都作為原子彈的轟炸目標，這個城市當然不會被保存下來，在戰爭結束之前，即使它沒有遭到毀滅，也很可能遭到嚴重的破壞。」(14)
圖：美國總統杜魯門（左）與陸軍部長史汀生（右）
綜上，略言之：
（1）「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之說，缺乏史料支撐。羅哲文、林洙等人的回憶不可輕信。
（2）是否轟炸京都，最後決策權在美國軍方高層。即便梁思成有所建議，其建議也難以上達杜魯門、史汀生，進而對他們產生影響。
（3）當年的真實情況是：並非梁思成提醒美方要注意保護文物建築，而是美方提醒、建議國民政府編製淪陷區文物建築地圖，以減少戰爭對中國的文化損失。
（4）梁思成在文物古迹保護領域（尤其是古建築）貢獻甚大，但「拯救京都、奈良」這種傳言，並非事實。
注釋
羅哲文，《憶我與梁思成老師十事》，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總113期》，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王軍，《北京再造―古都の命運と建築家梁思成》（《城記》日文版）序言，見作者博客。http://cityeye.blog.163.com/blog/static/202970151200931211350305/
林洙，《梁思成與〈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收錄於《建築史論文集 第12輯》。
林洙，《大匠的困惑 我與梁思成》，作家出版社，1991，P159。林洙，《建築師梁思成》，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P183-184。兩書相關文字一模一樣。具體表述：「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為了政府軍大規模反攻的需要，他曾緊張地工作了兩個月，任務是編寫一份淪陷區文物建築的名單。除按照地區列出文物建築的名稱外，並對每個建築的建造年代、特點、價值作簡單地介紹，還附上照片。為了與盟軍配合作戰的需要，全部資料均採用漢英對照的版本。」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P267。原文：「關於『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他說：『1944年冬，為了反擊日本侵略軍，並在盟軍對日本佔領區空襲時避免轟炸文物建築，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設置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杭立武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惟一的工作就是編製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出位置。當時為了和盟軍配合作戰，全部資料用英漢對照兩種文字。這份資料我還托費慰梅轉交給周總理一份，除此以外沒有做任何工作。』」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P373-422。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holocaust/finding-aid/civilian/rg-239.html
賀金林，《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複員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P169-174。
http://www.monumentsmenfoundation.org/the-heroes/the-monuments-men/sickman-maj.-laurence
（美）蘭登·華爾納，《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P387。
(11)（美）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 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P319。
(12)（美）格羅夫斯（L.R.Groves）/著、鍾毅等/譯，《現在可以說了》，原子能出版社，1978，P224。
(13)同上，P229-231。
(14)同上，P231。
TAG:短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