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辯論引發的革命

1915年，年輕的胡適在美國首舉義旗，喊出「文學革命」的主張，文學革命由此而開端和發展。當文學革命蔚為大觀，以後成為輝煌的歷史時，胡適沒有忘記他的好友、留美學生梅光迪，他說：「梅君與我為文學改革引起了一場辯論；也就是因為他對我的改革觀念的強烈反對，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時時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譴責

胡適的文學改革的最初動議，應該說多半出自於偶然事件的誘發，這種誘發來自社會改革的熱心人鍾文鰲。此公在華盛頓的清華學生監督處工作，他的工作是每月將月票放進郵件中，再投寄給留美各地的中國學生。這位熱心人乘便印了許多小傳單，然後，一張張地夾放在信封內，傳單的內容各不一樣，大凡寫的都是「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多種樹種樹有益」等。

留學生全憑月票維繫生計和學業，每到固定的日子都在翹首企盼。當花花綠綠的傳單從信封中抽出時，這些走出國門的天之驕子心中好不耐煩。他們大多抽出月票後，看也不看就將小傳單投進廢紙簍。胡適所接到的傳單內容是：「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胡適非但厭煩，而且認為鍾文鰲已是強加於人，濫用職權。少年氣盛的他立即寫信批評說：「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功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

信發出後，胡適非常不安，不免又要譴責自己的驕傲和魯莽，他為嚴重地傷害一個人的社會改革的自尊心而深深不安。他想挽回所造成的影響，幾乎每天都在等待鍾文鰲的複信，可是，自此往後，既看不到傳單，更等不到複信，越是這樣，他便越是懊惱，及至到了晚年，在談及此事時，還是那樣的負有內疚感：「這張小字條寄出之後，我心中又甚為懊悔。覺得我不應該對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國社會風俗和語言文字的人這樣不禮貌。所以我也就時時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譴責，並想在（文字改革）這方面盡點力。」

恰當此年，中國留學生成立一個「文學與科學研究部」，他被推選為文學股委員，負責年會分組討論的論題。於是，他有機會用心用功研究、檢討語言文字的問題。他和同期留學的趙元任商量，決定本年度文學組的論題為「中國文字的問題」。他所作的論文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1915年夏，他在留學生年會上宣讀論文，首次提出古文之弊，他設問：「漢字究竟可為傳授教育之利器否」？此言一出，聞者嘩然，難道中國人不正是藉助漢字，創造了令世界嘆為觀止的華夏文明嗎？

他認為，中國文字的教授方法，以為熟讀背誦可得其竅，其實是費時費力，誤人子弟。教授者全然不知「漢字乃半死之文字」。

他由鍾文鰲的傳單而費盡思量，以為中國文字確實到了改良的時候，但是，他又覺得「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實行的」，「還沒有想到白話可以替代文言」。此時，他只是提出一些教授文言的改良方法，諸如講解古書、學習字源、研究文法、試用標點符號等。他的一些更為激進思想的形成，是1915年夏天以後的事。

最守舊的是梅覲庄

胡適和梅光迪在上海讀書時，經胡適的宗兄胡紹庭介紹而相識，並成為志趣相同的朋友。後來，他們又先後赴美國留學。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梅光迪在西北大學。

胡適是個好熱鬧的人，到美國後到處演說，以至引起物議。梅光迪卻支持胡適，並且讚歎道：「幸有適之時時登台，發彼聾聵，彼亦當不謂秦無人矣。」他由衷地佩服胡適的才華，稱之為「東方托爾斯泰」、「稼軒、同甫之流」，甚至懷有良好預期：「他日在世界學人中佔有一位置，為祖國吐氣」，「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學畢業，往哈佛大學師從文學批評家白璧德。轉學前，他來到康乃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同胡適、任叔永、楊杏佛等留學生共度暑假。他們一起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胡適回憶說：「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庄，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學。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

梅光迪離開綺色佳時，胡適作《送梅覲庄往哈佛大學》長詩，詩中有著十分大膽的宣言：「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進入新世紀。」

文學革命可謂是一鳴驚人，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多認為匪夷所思，荒誕不經。這時，梅光迪剛到哈佛，諸事纏身，沒有及時作出反應。他們的好友任叔永倒沉不住氣了，寫了一首贈詩，將外國人名連綴起來，嘲笑胡適的文學革命：「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適初讀此詩時，不明其中的真義，當日，他在日記中疑惑地寫道：「叔永戲贈詩，知我乎？罪我乎？」隔了幾日，他終於明白個中三昧，於是，又寫了一首很莊重的詩，以回應朋友們對文學革命的質疑：「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他極願得到留美同學的理解乃至支持，可是，沒想到正是「詩國革命」、「作詩如作文」，惹來諸多「官司」。梅光迪首先發難，堅持「詩文截然兩途」，根本不能混同。又說：「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

胡適的膽子並不大，所設計的「詩界革命」僅僅是不避「文之文字」，以使詩更真實更隨意而已。可是，梅光迪對於這點初級的要求卻如骨鯁在喉，渾身的不舒服，一次一次的發難，明確表示反對的態度，他致信胡適說：「文學革命，竊以為吾輩及身決不能見」，所謂「創造新文學」，只能是一個夢，我們應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胡適沒有放棄，反而集中時間和精力，以至擠占撰寫學位論文的時間，認真研究文學和文學史，以小心求證文學革命的合理性。1916年春，他終於有了新的發現，那就是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革命：「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

而到了元代以後，詞、曲、散文、劇本、小說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其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為它「皆以俚語為之」，是「活文學」。胡適將自己的考察心得，及時地向梅光迪陳說，以期得到朋友們的理解和支持。他不願獨闖天下，真誠地希望能和朋友們共同探討和實踐文學革命。他堅信熟諳西洋文學史的梅光迪不會悖於學理，說出違背真理的話。果然不出所料，梅光迪來信說：「驟言俚俗文學，必有舊派文學家訕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攻擊耳。」

胡適喜出望外，連梅光迪也自稱「我輩」，他還有什麼可以顧慮的呢？他更堅信文學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一種為之前驅、捨我其誰的躁動，《沁園春·誓詩》中所抒發的正是這種氣沖霄漢的豪情：「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弛。」

老梅上戰場

1916年6月中旬，胡適前往克利夫蘭城的途中，又和他的朋友們討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他大膽提出要「用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朋友們對此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的鑽牛角尖了，他們中還有人寫了幾首白話詩送給他，任叔永還決定在科學社的年會上，首次改用白話進行演說。

可是，時隔不久，圍繞任叔永的一首詩的爭論，又將他們的分歧引入莫此為甚的境地。胡適回憶說：「我回到紐約之後不久，綺色佳的朋友們遇著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產生了一首詩，引起了一場筆戰，竟把我逼上了決心試做白話詩的路上去。」暑期的一天，綺色佳的朋友們泛舟凱約嘉湖，舟行湖中，便起波浪，他們立即向岸邊划去，手忙腳忙之中，船在靠岸時弄翻。任叔永為記此趣事，作《泛湖即事詩》寄予胡適，詩為四言古體：「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鼉掣鯨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

他看後認為，「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讀者方疑為巨洋大海，否則亦當是鄱陽、洞庭」。任叔永卻不以為然，仍然以為所寫覆舟一段為「全詩中堅」。他再致信任叔永，一改舒緩溫和的語氣，不客氣地批評說：「詩中寫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大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彩。」並指出詩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為人憨厚的任叔永面對如此尖銳的「全盤否定」，再也不為偶得佳句而沾沾自喜，很誠懇地給胡適致信說：「頃讀來書，極喜足下能攻吾之短。」有此胸襟和氣量，本是文字遊戲的一首小詩，總不會再另出枝節吧。

這封信偏偏讓梅光迪看到，他覺得胡適太自以為是了，便去封長信，很是數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謂古字皆死、白話皆活的觀點，認為中國古詩文「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而詩乃「高文美藝」之境者，是詩人和美術家的專利，如依「活文字」之言，那麼「村農傖父皆足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梅光迪真的動氣了，胡適卻樂了，並有意和他開開玩笑，你不是說白話不可以做詩嗎？我偏要寫一首給你看看。7月22日，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景下，中國的第一首白話詩誕生了，全詩一百零六行，近千字，謹摘錄如下：「『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正要求今日文學大家，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這首白話詩，多半是少年朋友的遊戲，沒想到卻「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用胡適自己的話說：「竟闖下了一場大禍，開下了一場戰爭。」

熟讀唐詩宋詞的梅光迪，如何能容得此等不倫不類的怪東西，讀罷此詩便勃然變色，發函興師問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這一次，梅光迪再也不顧及什麼學理和風度，而是排斥所有文學革命的試驗，甚至批評胡適好名邀譽，「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眾，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他還危言聳聽地說：「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適「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這些所謂「最後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場，胡適的白話詩一時間成為笑談。

中國是詩的王國，胡適欲從「詩」突破，以開啟文學革命的局面，確有知難而進的膽略。誰曾想到，他的努力沒有得到絲毫的回應，環顧左右，真有一種孤軍荷戟的悲壯和蒼涼。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吾志決矣。吾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我對他們只有感激

歷史竟會如此的巧合，胡適在大洋彼岸作詩：「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陳獨秀則在大洋此岸的上海創辦《新青年》，鼓吹和發動新文化運動。不久，也就是胡適處境最孤寂的時候，他的朋友、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向他介紹陳獨秀，並受陳獨秀之託向他索稿，心情之迫切溢於言表：「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他們由此開始書信交往，胡適讚賞陳獨秀的「寫實主義」的文學主張，並且具體提出文學革命八項主張，稱之為「精神上之革命也」。陳獨秀對八項主張，除有個別的些微修訂外，全都予以理解和接受。僅隔四天，陳獨秀又去一信，語氣更為肯定，斷言「文學革命，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

胡適受到鼓舞，開始構思文學革命的文章。文章寫成後，在郵寄《新青年》時，又將文章標題改為《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對此有過這樣的解釋，因為受到朋友們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幟」。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不多日，便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陳獨秀極力推薦胡適任學長，去信摧促其早早回國。胡適早已萌生歸國之意，因為他在綺色佳的朋友圈中太孤寂了。他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實施自己的文學革命的抱負。這天，他挑戰似地寫下《伊利亞特》的一句詩：「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5月29日，他告別迷茫和失望，開始為歸國作準備。行前，他又作一首小詩，以表明其矢志不渝的決心：「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誓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回到北大，他遇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新文學創作於是異彩紛呈，蓬勃發展，文學革命終於形成氣候。而更重要的是，白話文逐漸為國民所接受和使用，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尊重國民意識。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頒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用白話文。接著，大中小學教材全都改用白話文。文學革命已宣告勝利。

胡適在北大甚得人望，且因文學革命成為聞名國中的風雲人物，可謂是今非昔比。他是個重情感的知識者，雖是功成名就，依然不忘故人，曾托友人約請梅光迪歸國後到北大執教，可是，梅光迪因對新文化運動的成見而一口拒絕。1922年1月，梅光迪參與創辦《學衡》，最先在創刊上發表《評提倡新文學者》，不指名地批評胡適「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仿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

面對如此尖銳的批評，胡適無意去糾纏，只是淡淡說：「東南大學梅光迪等出的《學衡》，幾乎專是攻擊我的。」這已經不是「什麼《學衡》」，而是「一本《學罵》」。不久，胡適辦《努力周報》，發表「好人政府」的主張，這次，他難得一次地受到梅光迪的贊同：「兄談政治，不趨極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會。較之談白話文與實驗主義勝萬萬矣。」

他們之間學理不通，爭執不休，但是，卻始終無礙相互之間的友誼。1920年，梅光迪執教南開時經濟困難，向胡適求助，胡適二話沒說，慷慨解囊。胡適只要到天津，必去看望梅光迪。1927年，梅光迪赴美執教，胡適由歐赴美，特意相約，重敘舊誼。抗戰時期，胡適任戰時駐美大使，梅光迪隨浙江大學避戰亂來到貴州遵義，於1945年病死遵義。抗戰勝利後，胡適受友人及梅氏家屬的重託，答應為梅光迪作一傳記，只是由於時局迭變，傳記一直沒有寫成。

胡適乃雍容大度的學者，每每談起這段荊棘之旅時，總是那麼的溫柔敦厚，心平氣和：「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歷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只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來源：《書屋》2012年第3期 文/張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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