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 | 周俊：八年抗戰 or 十四年抗戰？

原標題：抗戰 | 周俊：八年抗戰 or 十四年抗戰？

周俊，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國際關係學博士在讀，專攻中國政治史，中日關係史。　

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都可邏輯自洽

2017年12月，中國教育部要求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取代以往八年抗戰的稱呼。這則消息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戰爭名稱的選定不僅為歷史敘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與範圍，更體現了歷史敘事背後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因此可謂意義重大。同時，這種變化的影響還可能延伸至對外關係層面，特別是在歷史問題上存在爭議的中日關係。　　

關於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的爭議在國內的學術界已存在多年。八年抗戰史觀將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定義為抗戰起點，十四年抗戰史觀將1931年9月18日的柳條湖事變（一般稱為九一八事變）定義為抗戰起點。抗戰到底起於何時？理解這個爭議的首先要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在展開局部抗戰的同時，也通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局部的和平，或者稱為局部的妥協。當時的國民政府稱之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在實質上進入了全面戰爭。但是，中日兩國各自基於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主要是考慮第三方國家的介入與軍事援助問題，雙方都沒有發布國際法意義上的宣戰布告，中方正式對日宣戰是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的1941年12月9日。這種複雜的局面自然就給後世的歷史學者留下了一定的討論空間。僅就學術意義上而言，八年抗戰史觀與十四年抗戰史觀都有足夠的史料作為支撐，在邏輯上也都可以自洽。換而言之，歷史事實是一成不變的，但對史實的認識、解釋、評價卻是處在變化之中的。同一史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解釋就會不同。同一史實，從不同的時代背景出發，解釋也會不同。

日本在史觀上複雜與多元

反觀日本對這場戰爭的稱呼與認識，則顯得異常地複雜與多元。一方面，這是思想市場與言論空間較為廣闊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條件），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的各種史觀處於一種相互說服的競爭狀態，也可稱做混亂狀態。日本在史觀上的複雜與多元狀態不僅會反映在日本的對外思想上，也會以歷史問題的形式直接影響日本的對外關係。因此，在討論中國抗戰史觀變化的同時，觀察日本視角下的戰爭認識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關於戰爭的稱呼問題，日本政府基本採用「之前的大戰」、「過去的戰爭」等說法，這在歷次內閣總理大臣的戰後周年談話中都有體現，包括2015年安倍晉三的戰後70周年談話。日本天皇則主要使用「之前的大戰」、「不幸的戰爭」等說法。也就是說，日本的官方主要採用一種模稜兩可的方式對戰爭進行定義，以獲取政治上的平衡。　　

在日本的輿論媒體界與學界，根據政治立場與歷史觀的不同，對戰爭名稱的認識差距非常顯著。按地域劃分主要有大東亞戰爭、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等。按時間段劃分主要有十五年戰爭、五十年戰爭、七十年戰爭、百年戰爭、昭和戰爭等。另外受歐美影響，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戰爭、日美英戰爭、遠東戰爭等稱呼。

各種戰爭名稱的內涵與問題

總體而言，日本的輿論媒體界與學界使用太平洋戰爭的頻率最高，歷史教科書也主要採用這一名稱。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的使用主要來自美國影響，起源於駐日盟軍司令部（GHQ）從1945年12月8日開始在日本各大新聞上連載的《太平洋戰爭史》。駐日盟軍司令部試圖通過太平洋戰爭史觀的歷史敘事，以獲得日本社會對處理戰犯問題以及民主改革問題上的支持，在當時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但是，這一稱呼在日本國內也受到了批評。主要問題有，一，戰場主要定義在太平洋，忽視了中國戰場與東南亞戰場的問題。二，戰爭對象主要定義為美國，忽視了中、蘇、英等其他交戰國的意義。也就是說，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幾乎就是美日戰爭的同義詞。這將導致中日戰爭與美日戰爭之間的因果關係被忽視，同時，中日戰爭中日本的加害者角色也會被美日戰爭中日本的受害者角色所取代，戰爭責任會因此而模糊。實際上，這正是日本在歷史問題上頻頻犯錯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愛使用大東亞戰爭這一名稱，試圖對戰爭進行美化、正當化的處理。大東亞戰爭這一稱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營會議與閣議中首次確定，聲稱日本為了解放亞洲而驅逐歐美勢力，通過聖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1945年日本投降後，駐日盟軍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但在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後，該命令失效，同時，日本政府至今也沒有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因此這個稱呼獲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間。近年，也有日本學者從學術意義上主張採用大東亞戰爭一詞，主要的強調歷史研究的同時代性，認為大東亞戰爭是歷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戰爭名稱，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名詞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於大東亞戰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美化戰爭的特質，容易被曲解與「添油加醋」，所以相對客觀中立的日本媒體與學者基本上會避免使用大東亞戰爭的說法。　　

相反，日本的進步派主要採用十五年戰爭這一名稱，這與中國新近確立的十四年抗戰的框架基本一致，雙方都將戰爭起點定義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只是在時間計算上，日方採用了1931年至1945年經歷了15個年頭的演算法，因此稱作十五年戰爭。1956年，鶴見俊輔首次提出十五年戰爭的概念，之後不僅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明仁天皇也在2015年的新年感想中明確表示戰爭始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也就是說，明仁天皇是十五年戰爭史觀的支持者。十五年戰爭史觀的中心論點在於強調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美日開戰之間的連續性，認為九一八事變帶來的滿洲國的問題是中日、美日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便退出國際聯盟，外交上陷入孤立），所以中國問題才是戰爭的核心問題。但是，十五年戰爭同樣受到了一定的質疑。主要是，一，將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1941年日美開戰放在一個連續性的邏輯中進行理解，意味著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戰爭爆發不可逆轉的時間點，這可能導致過低評價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後的和平時期（1935年中日兩國還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提升為大使級），以及英日和談、美日和談等一系列外交和平工作。二，十五年戰爭沒有涵蓋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的行為，韓國及朝鮮方面無法接受這一稱呼。三，即使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計算，戰爭時間約為13年11個月，因此稱十四年戰爭更為恰當。　　

另外，使用較為廣泛的稱呼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亞洲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稱來源於歐美，並不含有特殊的政治立場與歷史觀。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基本被定義為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這就無法涵括1939年之前以及爆發的中日戰爭，因此也受到質疑。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稱呼大約在1985年開始出現，主要是為了補充太平洋戰爭史觀中忽視東亞、東南亞戰場的缺陷，強調應該全面分析東亞、東南亞、太平洋各戰場的情況。但實際上亞洲太平洋戰爭史觀的內在邏輯也是十五年戰爭史觀的一種延長，因為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一提法，事實上將作為亞洲主戰場的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之間的關係解釋為一種具有連續性的關係。目前，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因為相對較為客觀，日本社會中出版的相關書籍開始逐漸採用這一說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非主流的稱呼也同時存在。例如主張以天皇年號命名的昭和戰爭、以西方中心視角而命名的遠東戰爭、以1895年甲午戰爭作為戰爭起點的五十年戰爭、以1874年台灣牡丹社事件作為戰爭起點的七十年戰爭、以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抵達日本作為戰爭起點的百年戰爭等說法。但都因為缺乏客觀性與史料支撐，在日本社會中屬於少數派。　　

史觀複雜與多元的背景——戰爭的多面性與長期性

如上所述，從戰爭名稱的複雜與多元狀態即可看出，日本人對於戰爭的認識並不存在一種普遍的共識。那麼，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何在？首先，現實政治的影響當然至關重要。戰後的冷戰格局之下，美國沿用了戰前日本的官僚階層對日本實施間接性管理，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日本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堅實盟友。在這種現實政治的利害關係之中，日本的戰爭責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算，更可以說失去了清算的歷史時機。這給各種不同的歷史觀，包括保守派右翼的歷史觀提供了事實上的生存空間，因此，日本人的戰爭認識至今「蓋棺而沒有定論」。　　

除了現實政治的影響之外，也應注意到日本視角下戰爭的多面性與長期性這一客觀存在的背景。就戰爭的多面性而言，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直接的交戰國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因此歷史敘事的邏輯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歸納。相反，日本直接的交戰對象除了包括中、美、蘇、英等主要交戰國之外，還包括西方國家的自治領地（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東南亞各國等。與複數國家同時進行交戰就導致戰場的分散，不同的戰場又可能衍生不同的戰爭認識。例如，在中國、東南亞戰場上，日軍的殘酷暴行令人髮指的同時，與美、蘇交戰的過程中，日本本土被美軍空襲並受到原子彈攻擊，數以萬計的日本人被蘇聯強制拘留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進行苦力勞動，因此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歷史認識在日本人身上就會重疊。另一方面，日本在東北亞戰場上吞併韓國、扶植滿洲國、分割華北，毫無置疑地展現出侵略者的面孔，但是，在東南亞戰場上，日本又和東南亞各國試圖抵抗歐美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團體聯手作戰，搖身一變為「解放者」（這也是東南亞反日情緒相對低於中韓的歷史背景）。日本到底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是侵略者還是解放者？戰爭的多面性給這一系列問題留下了爭論的空間。　　

另外，就戰爭的長期性而言，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跨時較長，吞併琉球、台灣、韓國都發生在1910年代以前。因此，單純以時間概念定義日本的對外戰爭，難免要追溯到1910年代之前。但是，1910年代前被納入日本帝國體系的琉球（今日本沖繩縣）、台灣、韓國的民眾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間接或直接地作為日本人參與了後來爆發的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使得歷史記憶變得錯綜複雜。　　

中日歷史共識的起點問題

日本社會中雖然存在多種歷史認識，但是從實證史學的角度而言，十五年戰爭史觀仍然具有足夠的生命力。因為九一八事變帶來的滿洲國的問題實際上是中日、美日交涉中最大的爭論點。事實上1941年美日開戰之前，雙方緊鑼密鼓地經過了不下50次的談判，美國的妥協底線之一就是要求日本從中國撤兵。換而言之，就是要求中日兩國退回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間的狀態。　　

中國新近提出的十四年抗戰史觀與日本的十五年戰爭史觀基本框架一致，以此作為討論的起點，或許在兩國間的歷史問題上可以尋得新一步的共識。實際上，從2010年出版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來看，雙方在這一問題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但是，正如日方所指出的，十五年戰爭史觀或許會導致人們忽視歷史進程中尋求和平交涉的可能性，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歷史的情境與今天的現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歷史的十字路口總是存在各種選擇，從歷史的選擇中獲取有意義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不可忽視的。面對中日兩國今日的衝突與矛盾，如何通過對話方式建立管控危機的機制，以更為理性的方式實現共贏，這對於今天的中日關係仍然具有參考意義。

轉自，愛思想網。

雯雯：國共敵後武裝與日軍的情報作戰

抗戰文獻數據平台網址：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

我們此前曾在《日軍眼中的八路軍——<關於剿匪與警備的指針>介紹》一文中介紹了抗戰初期日軍眼中的華北敵後武裝與日軍的相應對策，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所介紹的史料主要都是日軍泛泛而談，而沒有太多具體案例。本期將介紹的《崑崙關殲敵鹵獲密件輯要（第六種）》（http://t.cn/RuhGNk7）一書，同樣也可以展現出抗戰初期日軍眼中的敵後武裝，其中涉及的對象並包括東北抗日聯軍。更重要的是，本書同時並包含了相關案例，除了一些較平常或者是我們此前已經介紹的以外，尤以情報工作為重，從日軍對蘇到對國共敵後武裝的情報工作，均有涉及，下面我們將進行介紹。　　

顧名思義，《崑崙關殲敵鹵獲密件輯要》系列書籍系翻譯自崑崙關戰役中國軍繳獲的日軍文件，本文介紹的其中的第六種乃至於其他各種均是由國軍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崑崙關戰役中國軍主力）翻譯、編印於1940年1、2月間，此時崑崙關戰役尚未結束。整套書就筆者所見，至少出版了12種，本平台上存有其中的大部分（http://t.cn/RmFU9uh）。黃旭初後來回憶稱，國軍將崑崙關戰役中鹵獲的各種文件，整理編印並呈送國民政府並分贈全國國軍。這一說法確屬實在，《崑崙關殲敵鹵獲密件輯要》這套書不惟被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所翻印，甚至遠至陝西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亦翻印了這套書。當《崑崙關殲敵鹵獲密件輯要》前四種印發時，蔣介石即在參謀長會議上強調其重要性。

本文介紹的這一種本來是日軍獨立步兵第20大隊編印於1939年的《對義勇軍戰鬥講話案》。當時日語語境中的「義勇軍」當指區別於正規軍的各類武裝，如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日語譯本中的「民兵」即被譯作「義勇軍」，東北淪陷以後，日本更有「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的設置。具體這本書中所說的「義勇軍」，則自然不獨指東北義勇軍，而是泛指各類敵後抗日武裝。

日軍獨立步兵第20大隊並未參加崑崙關戰役（可見此役繳獲史料的豐富），自編成後長期駐紮在山東，而其編成擔任部隊日軍步兵第2聯隊此前則曾參與「討伐」東北抗日武裝，故而這本書中有相當的東北、山東等地的作戰內容，就不奇怪了。

本書一開端即強調情報的重要性。講話人稱自己初到一地時，「所感最困難之問題，即為情報蒐集」，並舉例說明日軍可以通過招納降敵、四處交遊等方式招募密探。不過，作者繼而強調布置密探僅僅是搜索敵情的輔助手段，「至於根本辦法，仍靠軍隊本身積極出動以行搜索為較緊要，此等密探，若不以積極出動搜剿之威力使其感服，則工作一停，而固定密探（至少一周間要連絡一次）亦隨之消滅。」這一觀點反映了日軍儘管早已意識到了招降納叛的重要性，但是此時對培植漢奸等方面工作仍然不夠信任，自然作用有限，而旨在主要依靠軍隊維繫統治。

搜索敵情，語言障礙自然是一大難題，作者繼而談到翻譯（為中國人）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現狀之下，誠不易得到一優秀之翻譯」，若有有價值的翻譯，「對伊予以一百至二百元高薪待遇，亦屬值得」。因此，此時日軍濟南特務機關已經著手翻譯教育了。

此處談到的日軍翻譯人才的缺乏自然是發生在一定層級以下的，就該部來說，大概是中隊一級一度缺乏翻譯人才：「現在中隊中所用之翻譯，均系去年此時派來，當其初來之際，程度上極為膚淺，能否稱職，殊屬疑問，後經安田中尉與櫻井少尉，加以適當教育，現已能相當使用，並能獨立工作，單就檢舉潛伏敵人一項而言，已有十七八件（單手槍方面已獲有廿枝），對於投誠工作，亦頗能發揮其手腕，甚至有以自己收入，激勵密探而作情報搜集者，其活躍狀態，方諸去年，實有隔世之感。」

即可看出，作者所指的翻譯並不是「僅作翻譯使用」，而是要使之「為情報將校之助手，或搜索情報，或調製審問口供，或活用於特種檢舉隊」。換句話來說，作者對於翻譯所期待的，並非只是在純粹技術層面上輔助日軍，而是要在內心等各個層面支持日軍的侵略。

日軍與楊靖宇作戰（其中部隊番號當有誤）

之後，作者的強調也值得注意。他指出，無論是東北四省還是哪裡人，對於他們，不能止於恩威並濟，而要恩三分威七分，因為中國人「對於有權威與能給金錢及享以吃飯之人，絕對表示服從，並不如日本人有為知己而死之觀念」。易言之，則是「對於密探翻譯，不問其有如何成績，決不能開口褒獎，如其真正努力，可以暗送金錢，若予以誇獎，則反令其懈怠。」作者並多次將這類觀念與行動上升至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觀察，由此可見當時日軍對於中國人的看法。

在給密探、翻譯的薪酬方面，作者對中國人的看法更暴露無遺。作者指出：「欲與以十元，切不可竟以十元給之，於談話之間，示以二三百元鈔票，然後於其中抽出十元給之，如此可使其非常感激，在日本人心理上，如此一定很不喜歡，以為為人輕視，但此亦即國民性差別之點……彼等於看到大錢時，眼光特別起敬，又同是給錢時，而於公眾前給之，則覺面子好看，或於數人中給以差別之金錢，則尤能觸其發憤之動機。關於面子二字，為統馭中國人最要緊之事」。所謂的「國民性批判」，在當時十分流行，對中國人的這一刻板印象，多少也為日軍侵華推波助瀾。在此，筆者無意於指出這一看法的是非曲直，畢竟，日軍侵華後來的結果也是大家實所共鑒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要求警備部隊在警備區域內要達到不用使用地圖的水平，因為「昭和十二年七月參謀本部所發行之十萬分一地圖，其中地形地名，均不精確。又縣公署發行之地圖，其地名雖略一致，然梯尺不正，因亦不能適用」。於是，警備部隊需要在警備區域內長期駐留，以熟悉地形、路線，進而布置情報網，加強對各機關的聯繫。

對於我軍的情報工作，本書亦有大量的描述，作者指出：「吾人周圍受有敵之密探包圍集中攻擊」，「敵人之密探網，其布置極為巧妙，使吾人幾不能不佩服之。」並列舉可能被敵後武裝發展為固定密探的人員如下：

一、日軍所信任之村長、區長、鎮長等。

二、火車站的職員。

三、警察署署長、署員。

四、興國會、新民會人員。

五、縣公署內職員等。

日軍與八路軍交戰

其中記錄了日軍警察署長的「通敵」

至於敵後武裝發展的遊動密探，亦值得注意。作者提到，日軍曾於1938年7月在南流鎮（今屬濰坊安丘）捕獲國軍厲文禮（時任山東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保安司令）部的情報班長，發現「其採取我軍之情報，誠巧妙之至。彼收買分遣隊使用之兒童及維持會之苦力以之確實偵察列車轉運之次數，輸送汽車與兵器之數目，及分遣隊之兵力、裝備。一月之間，曾與在安邱之厲文禮連絡達十七次之多。其他如牽騾馬之農夫，與兵營四周之乞丐，均極為可疑。且有時尚有使用女子者，故於女教員、女宣撫官、女警察等，決不可輕易信任。」作者同時舉例稱，自己此前任職地（可能指東北）的日軍所用的苦力，即受蘇聯領事館收買，由垃圾中檢取帶有「秘」字的紙張送交蘇聯領事館，即可受獎五元。

日軍與國軍楊秀峰部作戰

「當時岞山方面『通敵』者甚多」

1938年4月，作者在岞山（今屬濰坊）任職時，宣撫班班長曾告訴他，岞山維持會會長王某「為一非常有學問之親日派」，因此自己對他也特別信任。但是，此時，即便日軍的情報網已經過整備，但是日軍出動的情報仍然始終為我軍所偵知，而對於我軍的情報，日軍則毫無所得。於是，一個月後，經過作者調查發現，王某是挪用膠濟鐵路公款的「著名不良份子」，此時他不惟一方面向我軍通報日軍行動，同時扣押下邊密探上報的情報。

在保密方面，作者指出，滿鐵的總機室內，絕對不可用中國人（包括膠濟鐵路在內的華北鐵路，自淪陷後，一度由滿鐵直接經營，即便作為滿鐵關係會社的「中國公司」華北交通會社於1939年成立以後，實質上，華北交通會社也與滿鐵統一經營華北鐵路，華北交通會社也是滿鐵的延長）。目前縣電話局內，則常有「通敵」之事發生，每至晚上，即有我軍密探攜帶電話機，懸掛於路上的軍用電話線上進行竊聽。同時，日軍士兵常有在出發前一天，在酒館、飯店內開懷暢飲，每至酩酊大醉，而信口胡說進而泄露出發消息，至於在平時閑談、私人信函中泄露軍機的，則不可勝數。

在泄密的反面，則是運用反間、佯動、佯攻以欺騙我軍。作者指出：「敵人似易中我陽言與反宣傳之計。」同時，打聽道路亦須打聽數方面的道路，使我軍不能偵知日軍的目的。以上便是本書關於情報鬥爭的內容，相較其他史料或是單純在技術上泛泛而談，或是出於宣傳、市場需要而未可盡信，本書在實例與理論上兼而有之，同時作為對內教材，自然有其獨到價值。此外，本書尚有其他敵後國共武裝與日軍鬥爭的具體內容，如前所述，本書記載的部分細節或與今日所知有一定出入，本文也暫時無法就此進一步辨正與拓展，不過歡迎大家來平台查閱、使用這本書，並與其他史料比勘、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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