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業英先生又栽大跟頭——三評《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

文史 09-07

原標題：曾業英先生又栽大跟頭——三評《蔡鍔一篇鮮為人知的軼文及其價值》

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2期

在前兩期中，筆者已經分別論證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曾業英曾先生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是蔡鍔作於「1914年1月30日」的觀點在時空上說不過，在情理上講不通。今天，筆者再從邏輯上來論證曾先生的上述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筆者認為，曾先生所謂《〈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為蔡鍔所作，在邏輯上至少有兩點是說不通的：

第一，從李根源與蔡鍔的關係來講不合邏輯。關於蔡、李之關係，曾先生在文中作了論述：「他們畢竟共同策劃、領導過辛亥雲南重九起義，因而在其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和其他許多方面上都還是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革命戰友。」為了證明這一點，曾先生在文中還特別指出：「1912 年7 月24日，袁世凱以與各省都督無『疏通意見之機關』為由，要求各省都督『切實遴選』『熟于軍事及內政各門』『而又為各省都督所信任』的三人，『迅即來京，以備諮詢』。蔡鍔認為李根源『於雲南現政情形頗為諳悉，堪以續派赴京充雲南代表』，因此遴選的三人中就有李根源，可見對李根源的確是信任的。」筆者以為，曾先生以上對於蔡、李之關係的描述基本符合史實。在此，筆者再適當補充若干。李根源雖然年長蔡鍔3歲，但蔡在日本士官學校為第三期，而李為第六期，蔡為李的學長。1911年春，蔡由廣西轉雲南任三十七協協統時，李為講武堂總辦，蔡為李的官長。雲南「重九」起義後，蔡為雲南軍政府都督，李為雲南軍政府軍政部總長，蔡為李的首長。所以，李根源對蔡鍔自始至終都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在蔡面前是畢恭畢敬，開口閉口以「蔡老前輩」相稱。對於「蔡老前輩」委派他前往滇西平亂的重任，李根源也是認真按照「蔡老前輩」的指示貫徹落實。既然如此，如果《〈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真是其恭請「蔡老前輩」所為，李根源為何於1932年又將其收錄於《曲石文錄》而據為己有呢？這豈不是對「彼此信任、相互合作的革命戰友」「蔡老前輩」的不義嗎？再者，護國戰爭後，蔡鍔已是名滿天下，連大名鼎鼎的梁啟超也要將其所編之《盾鼻集》送請蔡鍔為之作序，那麼，如果《〈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真是蔡鍔為李根源所作，即便如曾先生所言，1914年「在國內處於袁世凱高壓統治下，無論是作序人自己還是作為負有保護作序人責任的該書纂輯者李根源皆認為不便透露作者姓名」，那麼，到了1932年，蔡鍔已是萬民景仰的護國元勛，李根源還認為「不便透露作者姓名」嗎？如果《〈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真是蔡鍔為李根源所作，這個時候還原歷史的真實，無論是對李根源，還是對「蔡老前輩」，難道不是均有大利嗎？李根源為何又不樂而為之呢？親愛的曾先生，難道你不想一想，這些在邏輯上講得通嗎？你斷言《〈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是蔡鍔所作，豈不是置李根源對「蔡老前輩」不仁、不義之地嗎？

第二，從李根源歷來的為人原則上講也不合邏輯。李根源作為近代名士、中國國民黨元老，官至陝西省長、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及代總理，前來求序之人自然是踏破門檻，李根源既無法拒絕，又苦於難以應付，因而其中不少為請人代作。曾業英先生既然聲稱自己讀過李根源的《曲石文錄》，就一定會發現，李根源原來是一個非常誠實、誠懇的人，因為對於那些署以其名，實由他人代作的作品，李根源雖然均將其收入《曲石文錄》予以認可，但都又一一註明由某某代。請曾先生翻到《重刊中溪匯稿序》那一頁，李根源不是註明「昆明施少雲君汝欽代」嗎？再請曾先生翻到《刊南村詩集序》那一頁，李根源不是註明「施少雲君代」嗎？還請曾先生翻到《詩經原始序》那一頁，李根源不是註明「孫少元師代」嗎？（詳見附件之一、二、三）......。其實，李根源這樣做對三方都有交代，說明其慮事周到，為人誠實。這就充分表明，李根源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明確的「版權」意識，絕不會掠人之美，貪天功為己有。既然這樣，如果《中華民國憲法史案》一書之序確為蔡鍔所為，李根源會違背自己一貫的做人原則而將「蔡老前輩」的作品據為己有嗎？難道李根源會為了區區一篇《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的署名問題，就不惜違背自己的一生原則，自毀一世的英名？請別人為己代作之序，李根源尚且留字說明，請別人為自己的作品所作之序，李根源竟會據為己有，這在邏輯上說得通嗎？親愛的曾先生？

歷史也是來源於生活，不可能違背生活的邏輯。因此，對於以上問題，要在邏輯上說得通，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絕不是蔡鍔所作，而確為李根源本人所為。

所以，從邏輯上分析，蔡鍔也是絕不可能為《〈中華民國憲法史案〉總序》的作者。（周末休閑喝酒去，下周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