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民：貿易衝擊下，維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對策應該如何選擇？
來源：陸家嘴金融圈
導讀：
中美貿易戰對中美雙方都不利，但對我們而言損失可能會更大。原因就在於貿易順差國通常都會敗給逆差國。對於逆差國而言，貿易戰的最壞結果是恢復貿易平衡。但是對於順差國來講，則會造成產能過剩與增長下降。再從中國是發展中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角度來看，縮減或者中斷與美國的貿易，靜態會失去比較優勢，動態會失去學習的機會。
8月31日晚，由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上海市基金同業公會、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上海上市公司協會、上海國際股權投資基金協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共同舉辦，鉅派投資集團、有魚普惠聯合主辦的「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第十六期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舉行。本期以「貿易衝擊與經濟增長」為主題，特邀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民作主題報告。
活動現場圖片
致辭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總裁助理潘恆寧致辭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總裁助理潘恆寧介紹，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是新華社直屬機構，是新華社和上海市政府戰略合作項目，服務於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服務於新華社打造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戰略目標。「陸家嘴資本夜話」是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聯合眾多權威機構搭建的平台之一，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15期，逐漸成為上海財經領域重要的信息平台、知識平台，也成為金融白領思想交流的重要場所。
潘恆寧表示，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正式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4月4日，中國發布對美國的關稅反制措施，中國對原產於美國106項商品加征關稅。4月5日，中國就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啟動爭端解決程序。8月23日，美方決定對16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對關稅的同時，中方決定對160億美元自美進口產品加征25%的關稅，並與美方同步實施。
中美貿易戰史一場遭遇戰，也是一場持久戰，現在處於戰略對峙階段。在此期間，我們資本夜話邀請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先生，清華大學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教授，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先生圍繞貿易戰的緣起、與匯率趨勢、貨幣政策的聯動關係，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等各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引起了市場的廣泛關注。出口、消費和投資是中國經濟的三大增長動力。
如何從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推動作用的角度，去思考這場中美貿易戰，將是今天晚上華民教授給我們的新視角，他也將講述自己對於當前貿易衝擊的最優解：對內改革、對外貿易自由化。
主旨演講：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民做主題演講
華民簡介：
原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6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兼任國家發改委「十三五」規劃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家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市場監督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等社會工作。主要教學與研究領域為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
演講實錄：
今天從五個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最新的研究心得和體會：一、貿易與增長。二、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三、貿易衝擊的類型與效應。四、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衝擊。五、我們應該如何正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一、貿易與增長
參照上圖，根據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裡面的敘述，大概可以建立這麼一個分析框架。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變數有四個：第一個是軟條件，如：文化、道德和制度等。市場裡面交易的產品實際上是市場參與人的道德和文化水平的體現，制度上是否自由也會影響到市場效率。美國有兩類人非常偉大：第一類風險資本家，不為金錢，而是為追求價值，為實現人生意義去成就一家偉大的企業；第二類企業家，他們參與市場活動，把科學家的研發成果做成偉大的產品賣給全世界所有人。
剩下的變數都是技術型的：第二個是分工，分工帶來專業化，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分工的範圍取決於市場，市場越大，分工可以到各個工序。如果市場太小，就只能做獨立的產品。今天是全球化產業鏈分工，所以分工可以做到各個工序。第三個是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可以帶來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今天我們中國就是缺資本積累，所以勞動生產率提不高。今天我們錯就錯在優先發展服務業，於是沒有資本積累，因為服務業是資本淺化的，那麼多的資本沒有地方去，只能跑到金融，跑到互聯網等產業或間接領域。第四個變數，從封閉經濟體走向開放經濟體，就是要做貿易，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所以我今天所要講的主題就落在了貿易上。
貿易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的興衰。我們看上圖，主流文明基本上都發源於歐亞舊大陸。大家看一下主流文明裡面靠俄羅斯那塊地方，沒有出海口的那塊地方，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產生偉大的國家，原因何在？它沒有貿易機會，偉大的國家都出現在有貿易機會的地方。從古代說起，有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阿拉伯人開闢的一條貿易通道。阿拉伯用駱駝將貨物販運到了歐洲，所以阿拉伯人賺取了暴利。但後來它被歐洲人取代了，因為歐洲人開始走向海洋貿易，於是絲綢之路衰敗了。
走向海洋貿易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是1453年奧斯曼帝國佔領了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博斯布魯斯海峽，在失去競爭對手的情況下，開始對往返歐亞大陸的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奧斯曼帝國的這種「抽租」行為使得陸路貿易變的無利可圖，因此就有了地中海貿易。地中海貿易繁榮了義大利。但是，1495年的遠洋讓地中海貿易失去了價值，然而率先開始遠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並未富起來，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遠洋，但卻沒有貿易。隨之而來的香料貿易使得荷蘭迅速崛起，荷蘭人壟斷了香料貿易，香料貿易成就了阿姆斯特丹。因為遠洋貿易既跨國有跨期，於是就需要套期保值、保險、貨幣兌換等，於是金融業就在阿姆斯特丹發展起來了。繼荷蘭之後的英國人把貿易做到了全世界，而且他的貿易是做加工製造，本土生產出口，於是英國很快就成為日不落帝國，24小時都有英國商人在世界各地進行交易。英國人又是怎樣走進亞洲市場的呢？他們通過打開五扇「大門」找到了通向亞洲市場的、運輸成本最低的航路：控制多佛港佔據英吉利海峽；控制直布羅陀，進入地中海；拿下亞歷山大港，開拓蘇伊士進入紅海；佔領亞丁灣，進入印度洋；控制馬六甲進入太平洋和南中國海。通過這樣一條海上通道，英國人把貿易做到了印度和中國。
要促進貿易，我想從上圖這些案例告訴大家正確的貿易是怎麼做的。首先需要基礎設施，並不是像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只是簡單的互通有無，在現實生活中，貿易需要複雜的基礎設施，大概涉及到三類：第一類物質方面的基礎設施，比如運輸、物流、通訊等。大西洋海底電纜一建立，歐美之間的貿易成本就急劇下降了。技術創新就是兩個向量，第一個向量是能源，你用什麼能源，用煤炭還是用石油還是用電。第二個向量是通訊，你是烽火或者用電報還是用電話還是用今天的互聯網。能源指向動力，信息指向合成，這是貿易包括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基本物質條件。第二類是制度方面的基礎設施，那就是信任、法律、合同等。中國人做生意為什麼要搞人脈，要喝酒？因為我們缺乏信任，沒有信任就需要關係，沒有信任就需要知道你是誰。第三類是國際關聯方面的基礎設施，包括雙邊的和多變的自由貿易體系等。
我們來看一下國別經驗，英國貿易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主要是兩個東西，第一是自由貿易，第二是金本位。自由貿易體系可以降低制度上產生的貿易成本，金本位相當於固定匯率，可以降低貿易商的匯率風險。凡是一個依靠貿易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國家，一定要選擇固定匯率，不能選擇浮動匯率。我們在2005年過早把固定匯率制度變成了浮動匯率制度，讓我們的貿易受到了重創，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阿拉伯為什麼會被歐洲替代，到公元七世紀的時候，阿拉伯控制了全球貿易，歐洲人打敗阿拉伯人，主要靠兩個武器，第一更低的運輸成本，海洋之舟替代了沙漠之舟駱駝。第二是更強大的經濟組織，法人公司取代了自然人家族。
威尼斯和熱那亞為何衰弱？因為他們失去了貿易機會。它們兩個都是內海城市，自從西班牙、葡萄牙人開始遠洋，便迅速降低了地中海的地位，遠洋貿易替代了內海貿易，從此地中海走向衰弱。這個案例對我們中國也頗具啟示意義。天津為什麼難以崛起？因為它是內海，不在國際主航線上，故而缺乏貿易機會。同樣的道理也決定了東北的命運，東北雖有大連和營口等海港，但因為與天津一樣痛楚渤海灣，故而也就難以振興。這樣也就很容易理解以下事實，只要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非長三角和珠三角莫屬，原因就在於在於這些地區有貿易機會，因為它們都處於國際主航線上，具有大規模參與國際貿易的機會。
在促進貿易方面，美國的貢獻是，二戰之後建立了自由貿易體系和穩定的貨幣體系，並且通過多個回合的談判將關貿總協定改造成為更具有開放性和契約性的WTO，而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則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清算提供了便利。
我們可從上圖來看一下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演變，為什麼今天美元成為穩定的貨幣體系？從1495年開始，凡是擔當了世界歷史貨幣的，基本上都和它們的基本面有關係。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貨幣，他們通過1495年遠洋貿易成了儲備貨幣。接著是荷蘭，荷蘭通過大宗商品香料的遠洋貿易給荷蘭人帶來了巨額的財富。最初的一船胡椒粉達到歐洲時幾乎相當於一船黃金的價值，極其昂貴。荷蘭走向衰弱之後，法國的貨幣靠著戰爭在短期內成為了世界貨幣，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之後，法郎失去了國際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英鎊成為世界貨幣，但是隨著英國在二戰中的實力消耗，二戰結束之後英鎊再也沒有能力恢復國際貨幣的地位，於是便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元開始替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但是，在美國的黃金儲備跟不上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情況下，發生了全球性的通貨收縮，為了突破通縮收縮帶來的瓶頸，金本位必須廢除，於是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今天的美元拿什麼來擔保？應該是科技創新與美國企業的強大創新能力。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國際化，不取決於戰略，而是取決於實力，取決於國際經濟當中的地位。只有經濟在經濟實力得到提升之後，其貨幣才有可能世界貨幣。
接下來，我們看看東亞的崛起。東亞成功運用了劉易斯增長模型。主要是這麼幾個方法：第一動員國內儲蓄用於投資。今天中國劉易斯增長停止了，為什麼？我們動員國內投資用於買房。儲蓄變成買房了，資金不去實業，完全錯配了。第二為了解決儲蓄不足的問題，引進外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增加就業和產能。第三出口導向，因為農民佔比特別高，國內缺少消費，產能一旦釋放，一定過剩，所以靠出口來平衡。第四選擇正確的貨幣錨，以順差市場國家作為貨幣錨，東亞國家的主要市場順差在美國，當然以美元作為貨幣錨。第五，適當低估匯率，低估匯率對以出口推動型的國家是有利的，所以匯率不能升值，一旦匯率升值東南亞國家就面臨出口下降的風險，一旦沒有出口就沒有增長，沒有增長就沒有投資，長期經濟增長就會趨於下行。
當然，除了出口之外，導致東亞國家和經濟體經濟下行的原因還在於它們無法突破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對於經濟起飛國家而言，通常可以採用兩個方法來推動經濟增長：政府推動；釋放人口紅利。但是，這樣的方法在經過一、二十年的快速增長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便會遭遇瓶頸。因為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問題就產生了，勞動成本肯定是要上升的，所以需要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沖工資成本的上升，但這麼做的話，政府推動的出口導向的市場經濟就必須轉變成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所以就需要做兩件事情：一、經濟要高度自由化，走向真正的市場化；二，發展教育，突破人力資本瓶頸。但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東亞國家未能突破這樣的瓶頸，以致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走上了經濟增長停滯的道路。
東亞國家的興衰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們現在也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我們也同樣面臨以上兩大問題，這兩個問題不能突破，就可能會重蹈東亞的覆轍。
二、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依據下面的圖示，我們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軌跡，從總量來講，在公元到1到20世紀當中，中國有19個世紀產量世界第一。中國有兩個偉大的歷史時期，唐朝和宋朝。唐朝通過和親貿易成為盛世。宋朝則是從內陸貿易走向海上貿易實現了繁榮。然而明朝則一改對外開放的姿態，實施禁海，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清襲明制，閉關自守，最終出局。直到1979年改革開放，才讓中國重新得以崛起。
上圖數據中顯示，公元0000年的時候，印度的產量全球第一，中國第二。到1500年的時候，歐洲開始強大了，但是總量沒有超過中國。到了1900年的時候，也就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歐洲不僅變得強大了，而且就連總量也超過了中國。與此同時，美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總量也迅速變大了，但中國的總量變小了，人均收入則變的更低。到什麼時候改變了這種狀況呢？1979年改革開放，發展到了2015年，中國的GDP已經很不錯了，離美國也就一步之遙。
上圖源於麥迪森的數據，就像哈佛大學彭莫蘭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在1495年歐洲遠洋之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流。這種分流的本質應當是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分流。對184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下行又應當怎麼敘述呢？怎麼理解這一百年很重要。這當然是外部入侵的100年，但假如當初的中國能夠開放對外貿易，結果又會如何呢？
1979年中國開始創造奇蹟，對外開放，突破需求約束，對內改革，突破供給約束，農民都可以成為企業家。於是中國經濟被迅速拉起，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合規進入國際市場，中國經濟幾乎可以用「飛起來」三字來形容，所以說貿易對於經濟增長是極端重要的。
那麼貿易在當代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又是怎樣的呢？1979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農民。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既有優勢，又有劣勢。從技術層面來說，中國的要素稟賦是有競爭力的，從而具有後發性優勢；但從制度層面來說，中國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屬於不完全的市場經濟，資源經常會錯配，要素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從而具有後發性劣勢。
二元經濟國家的基本特徵是缺乏需求，需求不足的根源在於農村人口佔比太高。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的時候，農村人口佔比剛好是79%，2010年是51%，當下在42%左右，2020年爭取降到40%。如果用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中國農村的務農人口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自我僱傭的勞動者三分之一不到，工資勞動者也就三分之一多點。在這三部分勞動人口中，哪部分勞動者會更有消費能力呢？當然是工資勞動者。只要工資勞動者不佔多數，那麼就會存在內需不足的問題。
下面我們可以用上圖中給出的那段時間的統計數據來分析一下中國經濟增的基本邏輯。上圖中藍色的曲線是消費品零售總額，相當於統計分析中的消費。這條藍色的曲線是穩定的，它告訴我們消費是一個常數，因為它取決於恆久性收入。恆久性收入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工資，二是房租。中國有租金收入的居民不會過億，大部分人口是靠工資，因此，恆久性收入主要來源於工資。工資在一般情況下是剛性的，短期內不會出現急劇的變動，因此消費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常數。所以增長可以有奇蹟，但消費不會有奇蹟。
在界定了消費之後，上圖中的紅色曲線便是投資，由圖可見，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主要是投資的波動，只要投資超過消費，就會產生所謂的「過剩產能」。對待過剩產能可以有兩種處理辦法：去產能，這會導致投資下降，經濟衰退；通過出口來平衡過剩產能，便能維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這就叫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據此，我們便可得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出口決定投資，投資創造就業，就業帶來收入，收入才能轉化為消費。一旦沒有了出口貿易，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有可能偏離正常的軌道。
如果用更加學術的語言來表述以上的邏輯關係：那麼出口是投資的函數，投資是就業的函數，就業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消費的函數。出口與消費、投資不是統計學上所說的替代關係，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因果關係。因此，貿易、特別是出口，對於中國來說真的很重要。以至於可以這樣說，沒有貿易，沒有出口就沒有經濟增長。這是我要講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
出口是如此重要，那麼我們如何促進出口呢？從1981年開始，我們採取了三大舉措：1981年我們開始實施雙重匯率制度，出口部門的匯率大幅貶值；1994年匯率並軌，官方貶值；2001年加入WTO，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前兩個舉措，也就是1981年和1994年的匯率貶值提升了競爭力，後一個舉措，2001年加入WTO，降低了貿易成本。但是這麼好的貿易局面，因為2005年的匯改（變固定匯率為浮動匯率）導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開始下行。現在看來，2005年匯改錯誤評判了我們的基本面，我們是做製造和貿易的，搞浮動匯率，明顯是不匹配的，於是導致了匯率升值，出口下降。
為什麼說2005年的匯改是不合適的呢？不妨讓我們來看一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2001年加入WTO以後，我們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一路攀升，從38.5%上升到66.2%。假如進口是用於消費，那麼進口與出口對經濟增長就有對沖性。假如進口是為了出口，那麼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帶來的增長效應也就會變得越大。中國的實際情況恰好是屬於後者，即進口也是出口的函數，因為中國進口的是中間品原材料，最終是為了出口。所以，中國60%以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對於經濟增長來講就會變得無比重要。2005年匯改導致匯率升值、降低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由此導致出口和進口雙雙下降，於是，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急劇下降，從而拖累了經濟增長。截至今日，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降低到了30%以下，結果經濟增長也隨之降低到了7%以下。此後果再次證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貿易依存度和出口高度正相關，沒有貿易經濟增長就會下行。
三、貿易衝擊的類型與效應
貿易衝擊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正面的，後面兩種都是負面的。正面的衝擊是貿易自由化帶來的衝擊，比如加入WTO，降低了貿易的成本，可以帶來「貿易創造「效應。後面兩種的貿易衝擊都是負面的，一種是經濟與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減少了總需求，出口沒有了，內需又補不上，經濟增長就會下行。第三種是貿易戰或貿易摩擦帶來的衝擊，也是負面的，它不是減少總需求，總需求還在，它增加了貿易成本，剛好和加入WTO倒過來，只要打貿易戰，兩敗俱傷，大家的貿易成本都會上升。
上圖所示，中國已經經歷了三次貿易衝擊。第一次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於是1998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44.4%下降到了15%左右，完全是負面的衝擊。作為一個農村人口佔比較高、沒有內需的國家，當時的政府制定了什麼政策呢？就是刺激內需，買房買車。1999年又推出房地產新政，取消福利分房，走上了房地產商品化道路。
第二次衝擊發生在2001年。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WTO，這個衝擊是正面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負13%變成正4.6%，隨後一路上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1999年房改以後房地產沒有走上泡沫化的道路呢？原因就在於中國加入WTO之後，出口推動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又回到了健康的軌道。
第三次衝擊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又是一次負面的衝擊。面對這次特大的貿易衝擊，我們又該如何應對呢？面對出口下降造成的投資和消費下降，只能重啟房地產，並實施大基建，於是有了五高：高鐵、高速公路、高壓網、高科技和高樓大廈。這些基本上都是非貿易品，而且大部分是屬於資源錯配，從而帶來了巨高無比的負債。
2008年以後，中國遭受的負面衝擊力量太大，致使出口增長下降了15%。通過政府的干預，雖然維持了短期的經濟增長，但長期的經濟增長偏離了軌道。發展到今天，政府成為投資主體，市場力量受到壓制，資源錯配，經濟泡沫，負債高高掛起。這三次衝擊告訴大家，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依靠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經濟體來說，負面的貿易衝擊是承受不起的。在2008年貿易衝擊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偏離正常的軌道，如果還要再打一場沒有勝算的貿易戰，再來一次負面的貿易衝擊，不知還有什麼力量可以來對沖這樣的衝擊？
四、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衝擊
前面提到，我們已經經歷過三次衝擊，兩次是負面的，一次是正面的。今天我們很可能由於中美貿易摩擦又帶來一次衝擊，究其根源，貿易失衡的原因是一個國家異質的問題：中國和美國，中國出口美國5000多億，美國出口中國3000多億。中美兩國為什麼一個會成為世界最大的逆差國，一個會成為世界最大的順差國？自從進入全球產業鏈分工以來，美國就專業化做研發，因此有了美國獨特的增長模式，讓它成為全球最大的逆差國。美國是資本最多的國家，居然還在進口資本，為什麼？因為他的專業化分工研發。研發特別花錢，以致美國雖然是一個資本要素密集的國家，但是仍然需要進口資本來滿足研發投資的需要。
我們先用上圖來做一個簡單的分析。根據經典的貿易理論，凡是資本勞動比高的國家做產品包A，例如汽車，處在在上圖45度線（資本勞動比）的上方；凡是資本勞動比低的國家，在45度線的下方，做勞動密集要素的產品，就是產品包B，例如服裝鞋子。原來美國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汽車，中國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服裝，兩國之間的貿易屬於一般均衡的內點解。但自從有了中間品生產的標準化與可貿易，於是分工變成了產業鏈分工。所有國家只做一道工序，於是國際分工就由傳統的內點解變成了全球產業鏈分工狀態下的端點解或角點解。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上圖中的紅線。美國只專業化做端點上的研發，通過產品包分拆，把中間品和加工組裝予以外包。擁有技術和資本的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專業化生產中間品和關鍵零部件，而中國則做了下游端點上的加工貿易。這樣的產業鏈分工形成之後，雖然全球貿易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其外部性也隨之而來。在美國出現了所謂的頂部增長，就是10%能夠參與高科技研發的勞動力收入上升，90%缺乏技能和人力資本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則由於就業機會減少與工作崗位的流失而趨於停滯。美國社會的矛盾因此而趨於激化。
面對這種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美國政府應該怎麼做呢？從理論上講，可以有兩種應對方法：一是把90%的美國普通勞動者都變成工程師去專業化從事研發工作，但這在實際上不可行；二是讓外包「回岸」，在美國本土重建產業鏈。比如鼓勵與蘋果配套的富士康、與美國汽車公司配套的福耀玻璃等企業搬遷到美國去，為美國的普通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來解決全球產業鏈分工所產生的外部性。
全球產業鏈分工對中國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做加工貿易，最為重要的成本當然是運輸費用，即貿易理論中所說的「冰川成本」。為了降低冰川成本，加工貿易就只能在沿海地區做，因為海洋運輸成本是最低的。按照這樣的配置原則，專業化從事加工貿易的中國便會發生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由於海洋運輸成本最低，加工貿易產業就會規模集聚在東部沿海地區，從而導致東部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但運輸費用較高的中西部地區則缺乏這樣的機會，其結果便是中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逐漸擴大。解決這一問題其實也不難，只要能夠讓人口流動起來，收入就會均等化，結果，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可以說不平衡的，但人們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則是可控的。但是，我們錯就錯在沒有鼓勵人口流動，反而採取了不當的開發西部的政策，不僅導致出口下降、增長下行，而且還導致嚴重的資源錯配。
接著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貿易摩擦中，為什麼美國最為關切的是知識產權保護？美國的研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在太大，我們用美國經濟學家韋恩做的一個統計，到2014年美國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直接或者間接的支持了4550萬個就業機會，為美國貢獻了6.6萬億美元的附加值，而且從2010年算起，美國的知識產權研發增長了大概30%，佔比達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8%，美國要把巨額的研發成本收回，就必須有償轉讓知識產權，所以美國絕對不允許外部世界侵犯其知識產權。目前，美國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的商品出口總額為8420億美元。外國實體付給美國知識產權持有人1284億美金，中國付了88億美元，其中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支付422億美元。儘管如此，美國還是有大量的知識產權遭到了侵犯，從而導致其研發投入受到衝擊。
研發上一種很花錢的投資。研發為什麼特別花錢？和工業製造、互聯網平台交易相比較，研發特別花錢。第一，研發是一個失敗概率很高的事情，投十個項目，九個得虧損，一個才能盈利，損失是明擺著的。第二，研發投入的是人力資本和知識，大部分知識不能免費獲得，和專利有關的技術必須得付錢，參與研發的人需要很高的財務回報給予激勵。第三，研發需要現金預付，因為在流程上屬於前端，你還沒有產品，先得僱傭一流的人才，得付很高的薪水。正因為研發特別花錢，所以美國不僅需要進口資本要素，而且還必須強力保護其研發成果，通過知識產權有償轉讓來獲取回報。這可以說是美國在貿易戰中不可能放棄的底線。
美國式的增長可以簡要概述如下：專業化做研發，研發是超資本要素密集的；美國通過做研發來推動經濟增長，導致投資超過儲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貿易失衡是因為消費超過儲蓄，這是基於傳統貿易理論的錯誤判斷，美國並不是儲蓄超過消費，而是研發投資超過消費帶來的貿易逆差；美國通過進口資本來滿足研發所需；又通過進口商品來滿足國內商品需求；用資本項順差來平衡經常項逆差。
我們為什麼必須要和美國開展貿易、而不能打貿易戰呢？這需要從美國這種獨特的增長方式所產生的全球外部性說起。從供給角度來講，美國通過專業化研發成為全球產業鏈的組織者；從需求角度來講，美國通過大規模商品進口為全球提供順差市場。這就是美國增長帶來的外部效應。由此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千萬別斷絕跟美國的貿易關係。從供給角度來講，我們可以通過參與美國組織的全球產業鏈分工分享美國研發的溢出效應。從需求角度來講，我們可以利用美國的順差市場來突破需求約束。當然，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我們在參與這種國際分工和貿易體系時，需要保護知識產權和公平貿易。
如果再做進一步的分析，便不難發現，美國這個順差市場對於中國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由上圖可知，中國對美國是貿易順差，但對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則是逆差。我們需要從德國進口機械設備，從韓國進口中間品零部件，從日本進口技術等。以上這些進口都是中國出口的函數，且是中國企業生產函數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這些進口所需要的外匯供給自然只能來自於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沒有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當然也就無法平衡對德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逆差。所以中美貿易戰不僅涉及到中美兩國的貿易平衡問題，而且還涉及到中國貿易的總量平衡問題。從統計上看，中國對德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逆差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假如沒有對於美國的貿易順差，中國要想實現對外貿易的總量平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5060億美元的商品，從美國進口了3750億美元的商品，順差達為1310億美元，在對沖中國對德國、韓國、日本的貿易逆差後略有盈餘。這樣的貿易結構清楚地告訴我們，美國事實上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金主，並且就美國是世界最大的順差市場而言，絕無替代者。所以我們若是要與美國打貿易戰，實屬非理性之舉。
此外，貿易戰還有可能引起貨幣危機。貿易戰會引起出口下降，出口下降又會引起外匯供給與外匯儲備下降，進而造成匯率貶值。在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決定匯率穩定與否的基本面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是外匯供給。如果人民幣真的出現了長期的趨勢性貶值，它會產生兩個效應：一個是資產效應，一個是貿易效應。先看資產效應，在金融資產高於固定資產佔比的情況下，匯率一旦貶值，產生的衝擊強度比我們想像的大。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很強，對匯率極其敏感，只要匯率貶值，資本外逃就將不可避免。當然政府可以採取外匯管制的政策措施，但這會形成貶值預期，貶值預期一旦形成，就會對投資構成壓制，因為貨幣貶值會導致投資的未來收益的貼現值大幅下降。
接著再來討論一下貨幣貶值的貿易效應。匯率如果貶值了，能否沖美國的關稅上漲，達到促進出口的作用呢？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官方匯率貶值是有助於出口的，一旦由貿易戰引起的交易性貶值，是不可能促進出口的，相反只會加速資本外逃。官方匯率貶值改變了國內外相對價格，有助於資源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重新配置，但如果是交易性貶值，那麼從邏輯上講，是先有資本外逃，然後才有人民幣價格下跌，即使國內外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也已沒有資本可以流向貿易部門。所以，結論是，如果真打貿易戰，還要打持久戰，人民幣的基本面就會趨於惡化，貨幣危機或者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就會大幅增加。
五、我們應該如何正確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戰對中美雙方都不利，但對我們而言損失可能會更大。原因就在於貿易順差國通常都會敗給逆差國。對於逆差國而言，貿易戰的最壞結果是恢復貿易平衡。但是對於順差國來講，則會造成產能過剩與增長下降。再從中國是發展中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角度來看，縮減或者中斷與美國的貿易，靜態會失去比較優勢，動態會失去學習的機會。
回顧一下已經發生的兩次負面的貿易衝擊，我們也不難預期，貿易戰一旦升級，我們是缺乏對沖能力來閉合由貿易戰造成的產出缺口的。這個缺口究竟有多大呢？根據摩根史丹利2017年的測算，在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15%、30%、45%三種稅率假設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將會分別下降21%、46%、72%，對應中國的總出口下降為4%、8%、13%。這個衝擊要大於1997年的負面衝擊，接近於2008年的負面衝擊。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我們曾經啟動汽車消費和房地產消費來加以對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我們有重啟房地產、推動大基建來加以對沖。其效果都不好，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偏離正常軌道，走上了非市場、泡沫化的發展道路。如今房地產已經到頭，基建已經過剩，實業更回不去，我們真的已經沒有可供選擇的方法來對沖如此嚴重的貿易衝擊。
如前所述，如果堅持貿易戰，經濟增長速度必定會下降，可是今天中國的實際狀況已經不能接受經濟增長的進一步下降。原因就在於中國已經步入債務經濟，而債務經濟要求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否則就會爆發經濟危機。上圖的數據告訴我們，今天中國債務佔GDP的比重已經高達300%左右，各大商業銀行的資產241萬億，商業銀行作為貸方，其價值241萬億的資產就是整個社會（作為借方）的負債。誰在負債？企業、居民、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機構本身。如果資金成本是3%（這是絕對低估的），那麼經濟增長必須率就必須達到9%以上，否則就意味著有人違約，沒有能力還本或者付息，從而整個社會就沒有凈儲蓄和新增投資，於是經濟增長就將步入持續下行的軌道，無法走出衰退周期。除非發生像2001年那樣的、正面的貿易衝擊，才有可能讓中國經濟增長重新回歸正常的軌道。因此，結論是，儘管我們已經難以獲得像2001年那樣的、正面的貿易沖，但至少不要主動去打一場我們無法應對的貿易戰。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最優解是合作解，其實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方法，對內改革，對外貿易自由化，解決農產品自由貿易，解決服務業自由貿易，改變政府職能，土地 制度改革等。次優解是帕累托改進，比如主動降低關稅，在政策上協調等，只要有人得益、無人受損，最終對雙方都有好處。最糟糕的對策，就是推動貿易戰繼續升級，而且還要打持久戰。這就有可能導致存量產業鏈轉移，從而讓經濟掉入長期衰退的陷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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