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條宗旨

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前者是所謂「科學的研究」，後者則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傅斯年舉例說，僅以《說文解字》為本體去研究文字學，是學究的研究；而只把《說文解字》作為一種材料，同時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按照司馬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而能利用各種直接材料，大到方誌，小到私人日記，遠如考古發掘，近到某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理出來，則是科學的本事。

第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做學問不是去讀書，而是「動手動腳到處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便不斷發展提高。中國古代的文字學研究，從《說文解字》的研究取代漢簡，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識破《說文解字》，再到孫詒讓、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斷擴充，學問一層層進步。在中國歷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也很廣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現在，中國的學者不僅不能擴充材料，去搞地下發掘，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材料，如敦煌文獻、內閣檔案等，也坐視其毀滅、外流，卻又在那裡大談「整理國故」，這樣怎能進步！

第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使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斗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中國曆來研究音韻學的人很多，但沒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現代的歷史學已經成了各種科學方法的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科，無不供給其研究的工具。沒有自然科學的幫助，許多歷史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依據上述三條標準，傅斯年提出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條宗旨。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就是「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

第二是「擴張研究的材料」。

第三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傅斯年認為這三條實在是一句話，沒有客觀的地理史學或語言學的題目之精神，即「所謂亭林百詩的遺訓者，是不感覺著擴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擴充不了，若不擴張工具，也不能實現這精神，處置這材料」。

在文章的最後，傅斯年提出了三個響亮的口號：

一、把那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的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發表以後的幾十年里，史語所的學者們一直恪守上述幾項原則，遵照傅斯年提出的研究方向進行著不懈的耕耘。

摘自「大家精要」叢書之《傅斯年》

《傅斯年》一書回顧了國學大師傅斯年的生命歷程，生動展現了20世紀上半頁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傅斯年既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被胡適譽為「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作者簡介

程方，畢業於南開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法制史、地方社會史等專題研究，出版專著兩部，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馬亮寬，歷史學博士，研究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社會史、士人知識分子等專題研究。主要著作有《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傅斯年評傳》等，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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