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和華盛頓是同時代人？為何給人感覺大不相同

文 | 楊津濤

「乾隆和華盛頓都死於1799年」，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新知識點」。

乾隆生於1711年，華盛頓生於1732年，確屬同一時代之人。但他們給人的印象，前者仍是古代帝王，後者已是現代政治家。

這真是一件讓人非常感慨的事情。

圖：「乾隆和華盛頓都死於1799年」這一點很讓人感慨

乾隆盛世中國與歐美大事對比

弘曆登基於1735年，1796年禪位後，又當太上皇三年，至1799年死去，前後總共掌權63年。

這半個多世紀，有人稱之為「乾隆盛世」。

與他同時期的外國君主，主要有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英國的喬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及法國的路易十六（1774—1791年在位）等，他們或者帶領國家走向強盛，或者被民眾推翻。

圖：自負有「十全武功」的弘曆

民國學者李劍農曾總結18世紀後半期中歐美的特點。他說：

「這個時期，在中國是清朝的最盛時期（但已有衰兆），在西方是政治、經濟思想及國際情勢發生極大變化的時期。」

在歐美，「有了那種蒸汽機和其他思想學術上不斷的新發展作推進器，民權自由的勢力，不久也要瀰漫全歐……」

在中國，一方面科學落後，一方面建起了「最完密的君主專制」。

具體來說，所謂「乾隆盛世」期間，中國和歐美髮生的主要大事，大致可歸為幾類：

由上表可以看到，中國在軍事方面的建樹不次於英國，弘曆所謂「十全武功」中的平定準噶爾、大小金川等役，使中央王朝實際控制的領土面積大為增加，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此一時期，英國也通過一系列戰爭，戰勝法國，奪得加拿大、印度等地，開始成為日不落帝國。

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三個方面，中國則走上了完全不同於近代列強的道路。

政治上，中國保持君主專制政體，經過修訂的《欽定大清律例》依然是一部古代刑法，罪名及刑罰更加精細，也更為殘酷（僅涉及死刑的罪名就有736種）。歐美列強中，不僅出現了君主立憲政體，還誕生了共和國。革命後，美國、法國通過制定現代憲法，確立了現代國家體制。

經濟（科技）方面，中國繼承了古代已有的科技成果，繼續使用水轉大紡車等，沒能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在歐美，珍妮紡織機、蒸汽機的發明，改變了整個社會的面貌。

圖：博物館中的水轉大紡車

中國素以文化先進為傲。不過，乾隆時期的著名學者們，如戴震等，僅將科學精神應用在考據中，未能產生任何新思想。同期，歐洲正在經歷啟蒙運動，《國富論》《論法的精神》等著作的思想影響至今。

也就是說，弘曆統治下的中國，還保持著傳統的政治秩序和社會文化風貌。同期的歐美，則正在全面發生巨變。

弘曆君臣對歐美劇變的反應

對於歐美的巨變，當時的清廷是如何看待的？

弘曆統治時期，歐美髮生的大事當中，最重要的有三件：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

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到訪，讓弘曆君臣第一次有了直觀感受工業革命的機會。

馬嘎爾尼為通商而來，所帶禮物（被弘曆視為「貢品」）力圖展示「歐洲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天象儀，及相關天文儀器。通過它們，可以準確地描繪並觀測已知宇宙。

圖：表現馬噶爾尼覲見弘曆的歐洲漫畫

禮物當中，還包括以現代工藝製造的陶器、瓷器、地毯、布料、馬車、掛燈、毛瑟槍、手槍、火炮，及一艘裝有100門大炮的戰船模型，等等。

這些禮物在圓明園集中展示。馬嘎爾尼曾感慨：

「在全世界任何別的地方，都不曾聚集過如此眾多的精巧、實用、美麗的製品。」

可惜的是，在弘曆看來，宮中已有諸多天文儀器，也有鐘錶、八音盒等西洋物品，他不相信馬嘎爾尼的禮物有什麼特別之處。

他曾責怪負責接待使團的徵瑞，批評他沒有見過世面：

「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職，故天真幼稚」、「他未曾見過廣州和澳門西洋人的鐘錶及其他機械裝置。」

弘曆相信，自己的欽天監官員和傳教士，有足夠的天文學知識和鐘錶機械知識，來挫敗馬戛爾尼等人的銳氣：

「今貢使見天朝亦有通曉天文地理、修理鐘錶之人在旁幫同裝設，不能自矜獨得之秘。其從前誇大語言，想已逐漸收斂。」

其實，弘曆並不懂鐘錶與天文儀器的差別何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手下的欽天監官員，在天文學方面，完全是外行。

馬嘎爾尼使團竭力向弘曆展示近代工業產品及科學知識，弘曆則表現出不屑一顧。這種不屑一顧，也體現在他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國書之中。

他在國書中聲稱：

「爾國王此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以教訓藩屬的語氣給英王喬治三世寫國書時，弘曆並不知道，英國已然領先世界，其工業產品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圖：英王喬治三世

至於美國獨立，弘曆君臣可謂一無所知。

1776年，美國獨立的時候，中國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家。8年後，美國「中國皇后號」來到廣州，中美兩國間才有了第一次交往。

美國政治制度方面的介紹，須待弘曆死後18年（1817年），才在兩廣總督的報告中出現：

「該夷並無國主，止有頭人，系部落中公舉數人，拈鬮輪充，四年一換。貿易事務，任聽各人自行出本經營，亦非頭人主持差派。」

部落、抓鬮、頭人，由這些辭彙構築起來的美國政治制度，竟似甫脫蒙昧、尚未開化。

其後，來華傳教士的書中，常有提及華盛頓和美國獨立，讚揚備至。1849年，福建巡撫徐繼畲的《瀛寰志略》問世，中文知識界第一次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做出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兀興騰（即華盛頓）既得米利堅之地，與眾議曰: 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為之……以四年為任滿，集部眾議之，眾皆曰賢，則再留四年（八年之後，不準再留）……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匭中，畢則啟匭，視所推獨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資格……」

徐繼畲對美國政治制度頗為推崇，其理解也大體不錯。可惜的是，在他看來，華盛頓不過是古代聖君堯舜的再現，美國也只是「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而已，他看不到美國獨立對世界的影響。

圖：美國前往中國貿易的「中國皇后號」，這是中美兩國的首次交往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不久，中國即從來華商人與傳教士那裡有所了解。

據馬嘎爾尼的副使斯當東回憶，他到中國時發現：

「近兩三年的法國內亂消息在北京已有風聞，那裡所鼓吹的種種破壞秩序、顛覆政府的主張，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範。」

「對最近法國的種種理論，沒有比中國政府更深惡痛絕的，使團來自西方，中國不願同地球的這一部分接近……」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在文網嚴密的弘曆時代，即便是來華商人與傳教士，也沒有廣為傳播此事的空間，遑論讓民間知曉。

直到半個世紀後，法國大革命才在中國知識界產生反響。

1842年，魏源《海國圖志》中說到法國大革命：

「王（指路易十六）助亞墨里加（即美國）戰，勝，然其餉銀漸減，故召爵、僧、民三品會集（即「三級會議」），以尋聚斂之法。國民棄王，殺之。七年國政混亂，有臣日那波利稔(即拿破崙）者，武功服眾……」

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多援引《孟子》中的理論，將法國大革命處死路易十六的做法，看作誅殺「獨夫」的正義之舉。當然，知識界對法國大革命止於介紹，目的是讓讀者了解法國歷史，並無鼓吹革命的意味。

圖：魏源編著《海國圖志》

綜而言之，「乾隆盛世」期間，中國知識界對世界上發生的幾件大事，或多或少有些耳聞，但弘曆君臣並無意深入了解。及至鴉片戰爭後，國人才算真正開始關注工業革命、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

「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肇始於乾隆盛世」，這種說法並不為過。

注釋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頁。

以陳會穎編著《中外歷史對比年表》（中華書局2016年）為藍本，增刪內容，製作此表。

李伯重：《水轉大紡車及其歷史命運—兼論明清中國何以未能發生工業革命》，《平準學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集 第3輯 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年。

（美）何偉業：《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58—62頁、第80—85頁、第112—120頁、第249頁。

（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第121—133頁。

熊月之：《華盛頓形象的中國解讀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史林》2012年第1期。

陳祖武：《十八世紀的中國——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當時在中國未能激起迴響》，《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

張芝聯：《清末民初政論界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議》，《法國史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